一百年漂泊_杨渡著_9787108054456

　　一个一百年前从大陆避祸逃到台湾定居的农民家族，从晚清到日据时代，再到光复后国民党主政的七十年，五代人一路走来的真实故事，将给熟知海峡两岸国共斗争史，却不了解对岸社会演变和民间生活史的大陆读者，带来鲜活的全景式画面：
　　“弘农堂”三合院里祖先从大陆挑过海峡的“唐山石”，象征了家族的血缘根基；日语流利的三叔公“二战”后期被调往上海法院做通译，包裹着台湾被出卖和扭曲的历史；通灵的外公呈现着台湾民间信仰的奇观；奶奶和“稻田里的妈妈”是一个家族能够生存延续的保卫者；能创业、能闯祸的强韧父亲是台湾进入工业时代的弄潮儿；而第一人称的叙述者体验了时代的创痛，同时也领受了历史赐予的经验智慧，他描绘出台湾社会五光十色的世相，和几代人在时代变迁中磕磕绊绊、摸爬滚打、艰难奋斗的故事，不啻一部台湾从农耕社会、工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演进史。
　　这部自传体小说不仅有起伏跌宕吸引人的情节，更展示了时代变迁中富于启示、引人深思的万千气象。作者企图用故事来显现台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寻常农村生民的社会生活史和“台湾经济奇迹”背后的故事，透视百年来台湾农村的生活图景和向工业社会、商业社会转型的困顿与艰辛。而那些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似曾相识的一幕幕场景，更是值得大陆读者们深思和借鉴。

　　“短工业化时代”的哀歌：经济奇迹背后的困顿与艰辛
　　作者解释自己的创作意图说：“我深知自己想写的不是一本家族史，而是透过父母亲的故事，去呈现台湾社会从农村转型到工业社会，再到商业社会的资本主义化历程。这个过程，欧洲国家是以四百多年的长时间跨度，始逐步完成社会之转型。但在台湾，却是以四十年时间，就加以完成。我称之为‘十倍速发展’。由于速度之极度扭曲，人们无法立即适应，遂产生各种悲剧。”
　　这正是这部作品特殊品质之所在，它不仅有起伏跌宕吸引人的情节，更展示了时代变迁中富于启示、引人深思的万千气象，正如本书序言作者、台湾学者赵刚所说，“杨渡编织出一个兼具深广度的社会、人文与历史的交响风景”，“一部生动的家族故事，却隐藏着社会经济史所难以勾画出来的隐密而惊人的线条……虽是一般意义上的小人物，但却在他力所能及之地，努力撑破体制与现实所加诸于他的种种限制，而这或许是众多关于台湾当代的工业化或发展叙事所无从着墨的一个重要侧面。”
　　赵刚进一步更精准地揭示出作品的价值：“在一个知识的、社会的意义上，它更是对台湾从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的极其压缩的‘短工业化时代’的一个见证与一纸吊文，以他的父母亲为陀螺，画出小人物在时代的快速旋转中，在社会的坑坑洼洼中，颠扑冲撞的线条痕迹。因此，这本书的难得可贵恰恰在于它不只是私人或家族感情维度中的书写，而是以饱满的对亲人的感情为底气，努力张开对一个时代、对一群轰轰烈烈但却将被彻底遗忘的人群的认识与反省。而正由于所书写者是小人物，因此完全没有某些作家写大人物父亲所带着的浓浓翻案风，因为这样的小人物在历史上根本是无案可稽的。杨渡的写作救赎了他的父亲，更救赎了整整一代的小人物，使之免于被体制化的大官大腕才子佳人的历史书写所遗忘。”
　　现代化过程中的心灵漂泊
　　杨渡表示，这本书在台湾出版时，考虑到它可以更贴近土地的感觉，以“水田里的妈妈”为书名，以呈现一九七○年代初，妈妈从逃亡的水田中浮现泥泞的面容之际，命运决定性的一瞬。现在，三联书店的大陆版本则回复为最初拟定的“一百年漂泊”之名。这是由于，作者每每看到大陆春运期间几亿人迁徙于道途，就不禁想起以前春节时，自己拥挤在夜行列车返乡过年的感受，便明白这现代化过程的漂泊，绝对不只是台湾为然，而是大陆也正在发生的巨大社会变迁。
　　杨渡在书中所描述的“十倍速发展”，从农村剧变至工业社会的历程，又岂是台湾所独有？一九八○年代之后，大陆走上劳力密集的加工出口型工业，急速发展起来，它所呈现的社会变迁之剧烈，与台湾当年十分相似。
　　作为一名农家子弟，杨渡慨叹：“这几亿从农村漂泊而出的生命，辗转于返乡道途之际，总是怀抱着善良的愿望，相信以后会回馈故里，做一点好事；然而，真正的现实可能是，城市化的必然，向农村扩散，我们的漂泊，是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我们注定再没有一个永恒的家乡可以回归。”
　　而对大陆读者来说，当我们在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下，随着杨渡的叙述，观照海峡对岸炎黄子孙们一百年的种种生活、奋斗、发展细节时，或许也会“深刻地感喟于一个潜在的问题：我们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又将如何安身立命？我们又将如何面对并迎向未来？我们，又将如何被后人回忆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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