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者人文论丛：两宋经济管理思想研究》主要论述了宋代在财政管理思想、会计审计思想、货币管理思想、工商管理思想、人口与土地管理思想、生态环境管理思想、社会救济管理思想等方面的内容，适合对古代经济发展相关研究人员和古文专业师生使用，也可以作为资料保存。
方宝璋，福建莆田人。历史学博士，全国知名审计史研究专家，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任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史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审计理论和音乐文化硕士生导师，中国审计学会理事，江西省审计学会常务理事，江西省审计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江西省政协委员。
长期从事中国财经监督史、区域文化和音乐文献学的研究，共完成专著十余部，其中多部获国家图书奖、华东地区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图书奖、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在《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台湾研究》、《世界宗教研究》、《审计研究》、《文史》、《光明日报》（理论版）等各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80余篇，其中有二十几篇论文被《审计年鉴》、《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等转载。其学术观点被《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近百年来汉代财政管理研究综述》、《20世纪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评述》等摘引。主持完成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省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审计署重点科研课题。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课题的立项依据及所从事的工作
一、研究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三、所从事的工作
四、两点说明
第二节 宋代经济管理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一、宋代财政管理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二、宋代会计、审计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三、宋代工商业管理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四、宋代货币管理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五、宋代人口与土地管理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六、宋代生态环境保护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七、宋代社会救济管理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第二章 宋代财政管理思想
第一节 宋代财政的主要特点
一、宋代财政收入浩大
二、宋代财政支出庞大，经常入不敷出
三、宋代苛捐杂税名目繁杂
四、宋代财经工作量大事杂，给管理和监督造成困难
五、宋代财政的各自为政与混乱
第二节 宋代理财指导思想
一、李觏的义利统一和强本节用理财观
二、王安石的以义理财观
三、司马光的养其本原和节省冗费思想
四、叶适的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思想
第三节 宋代财政上的节流思想
一、王禹傅和宋祁的裁减冗费思想
二、张方平的去三蠹思想
三、蔡襄的缩减军费思想
四、苏辙的去三冗思想
五、朱熹的撙节财用思想
六、叶适的节省军费思想
第四节 宋代集中财权的思想
一、中央与地方在财经管理上集权与分权的思想
二、宰相总理全国财经事务的思想
三、户部集中财权的思想
第五节 宋代财政管理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一、义利统一，以义理财
二、改善农民生活和生产条件
三、选拔使用理财人才
四、发展生产，开源节流
五、协调集权与分权的关系
……
第三章 宋代会计、审计思想
第四章 宋代工商业管理思想
第五章 宋代货币管理思想
第六章 宋代人口与土地管理思想
第七章 宋代生态环境保护思想
第八章 宋代社会救济管理思想
参考文献
后记
1.虽然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也存在经济效率的损失，但市场仍能部分地实现配置资源的能力，而封建政府垄断将使价格信号扭曲，使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完全丧失。市易司的官员“务多收息以干赏，凡商旅所有，必卖与市易；或非市肆所无，必买于市易。而本务率皆贱买贵卖，重人轻出”，“凡牙侩市井之人，有敢于与市易争买卖者……小则笞责，大则编管”①。这样的政府垄断经营，因为有整个国家的权力作后盾，对商业活动正常发展所起的阻碍作用，就只能比私商的“较固取利”更加恶劣。而且，由于在政府垄断过程中，委托人（皇帝）与代理人（各级官吏）的目标并非完全一致，前者追求的是财政收入的最大化，后者追求的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包括物质利益和升迁机会），这就使得政府经营活动的运行成本高昂而效率低下。如民间高利贷利率的一二倍与市易务借贷利率的20%之间的巨大差价，使权力寻租应运而生。商人要借到20%利息的贷款，必须向主管官吏支付租金。因此，市易法放贷的最大得利者是主管的官吏，而遭受损失的无疑是政府，即投入巨大的资本，却赚不到什么，甚至亏本。元祐元年（1086年）十月，大臣王觌就指出：“臣伏见前日朝廷行法之初，其意未尝不善也，皆因奸吏营私以乱法意，浸以为患……市易之法本以平物价，而奸吏为之，乃使民无故而破产……臣访闻市易本钱约一千二百万贯，其法每岁收息钱二分。市易官以收息之多，岁岁被赏。行之一十五年之间，若收息皆实，则子本自当数倍矣。今勾收还官及别作支用者，仅足本钱而已。盖奸吏恣为欺罔，凡支钱出外未见增耗，买物入官未经变卖，并先计息而取赏。既以得赏之后，物货损恶，本钱亏损，则皆上下相蒙而不复根究。故朝廷有得息之虚名，而奸吏有冒赏之实弊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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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易务是封建垄断性官营机构，必然设置大量官吏，政府必须为此付出数额巨大的管理和监督费用，加上贪官污吏的贪污受贿、营私舞弊，使官营商业高成本运作，非但不能赢利，亏本是必然的。正如苏轼所指出：“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①元祐元年（1086年）六月，韩川在《乞罢市易奏》中也认为：实行市易法，“仓务共占官六员，专副书吏、库级等不减百人，月给俸食几千缗，所收之息，不补所费之半。窃惟市易之设，虽日平均物直，而其事则不免计较以取利，使获其利，实足以佐用尚不可，而又所收不补所费，顾可为邪？”②
3.政府要扭转市易务的亏本经营，使其长期、全面运转，在国家财政补贴无力支付的情况下（其实政府不但不想补贴，还想通过市易务赢利，增加财政收入），唯一的办法只能依靠政府的强制力量，将成本积累转嫁到普通消费者头上。市易法发展到后来，把最初的“并不得抑勒”的规定抛到脑后，对许多商品实行强买强卖。如前所引，任职于市易司的魏继宗说：“凡商旅所有，必卖于市易；或非市肆所无，必买于市易。而本务率皆贱以买，贵以卖，广收赢余。”食盐专卖后，“盐价既增，民不肯买，乃课民买官盐，随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买卖私盐，听人告，重给赏，以犯人家财给之。买官盐食不尽，留经宿者，同私盐法。于是民间骚怨”③。市易法增加了交易成本，导致一定数量的商品价格上升，消费者的购买数量下降，本来不滞销的商品都成了滞销商品，官府又不能亏本，市易务等机构还要靠赚钱维持运转，就只好靠强买强卖盘剥百姓了。市易务在赢利中其职能逐渐异化，平物价抑兼并的初衷完全丧失，在官营垄断商业中连蝇头小利也不放过。正如苏辙所批评的：“今自置市易，无物不买，无利不笼；命官遣人，贩卖南北；放债收息，公行不疑；杜绝利源，不予民共。观其指趣，非复制其有无，权其轻重而已也。徒使小民失业，商旅不行，空取专利之名，实失商税之利。”④最后以至连水果芝麻梳朴之类的小商品也作为官府的经营对象。市易务还采取各种办法抽税，官吏甚至敲诈勒索。如郑侠就揭露说：商人出京师城门，“但是一二顶头巾，十数枚木梳，五七尺衣着之物，似此等类，无不先赴都务印税，方给引照会出门”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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