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名家、先秦两汉军事史专家、《百家讲坛》之《孙子兵法》主讲人黄朴民披沙拣金，厘清历史记载的隐讳歪曲，找寻被刻意忽视的另一面。 随书赠送精美彩图历史知识拉页。
我们知道,在农业社会里面,人口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没有青壮年了还耕什么田,田地都荒废了,“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田地日荒,城郭空虚”, 这意味着老百姓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这种情况下,他们为了生存下去,只能有两个选择:或依附于那些豪强以求庇荫,或者成为流民讨一份生活。与之相应,“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 ,豪强地主的土地则是越来越多,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
这个问题汉武帝的后期就普遍出现,并且日趋严重。汉武帝以后,经霍光等人的政策调整,出现了短暂的中兴,即所谓“昭宣中兴”,“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畜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汉元帝、汉成帝期间,土地兼并、流民失所的问题又日趋严峻。统治者觉得这个问题需要正视,需要改变,但是他们的改革思路却存在着重大误区:他们简单地认为,自己父祖辈解决土地与流民问题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效果却不是太好的原因在于搞了法家那一套,“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内法外儒,表面上是独尊儒术,但实际上做的是法家的东西。因此,汉元帝自以为是地认为还是儒家的仁政德治才是最好的治国方略,所以他纯粹地任用儒家。儒家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当然是很好的,从孔子以来一直到历朝历代影响也很大,冠冕堂皇,高雅美妙,但问题在于,儒家学说在政治操作的层面缺乏实用性,其理念很难得到具体的落实,所以土地、流民等实际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反而使之愈演愈烈,积重难返。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造就了王莽这一特殊“改革家”。王莽是外戚,他的姑姑王政君先后为皇后和皇太后。得益于这种特定的优势,王莽很早就进入了政治核心圈子,并体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政治敏锐性,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他对西汉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有极其清醒的认识,他看到了土地兼并、民众流离失所是窒息社会生机、导致社会动乱的关键之所在,所以他知道再也无法因循守旧,而必须有所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羽翼丰满,一步步进入了权力中枢,气候已成,形格势禁,最后他就由“摄皇帝”而“假皇帝”而真皇帝,用新朝取代了西汉。
王莽代汉,用儒家观点来说,就是所谓“篡汉自立”,对此,我们不必拘泥于道德的说辞而随前人起舞,不必说篡,因为哪个人当皇帝都是可以的,只要他能对老百姓好就可以。
王莽代汉自立以后,他对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致命症结益发看得清楚了。他认为当时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高度集中,落在了少数豪强的手上,这些豪强把普通老百姓这个弱势群体剥夺又剥夺。至于政府,则根本没有尽自己的应有职责,没有对弱势群体体现自己的关怀与帮助,做雪中送炭的好事。所以他觉得有两个关键问题无法回避。第一个问题,即土地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老百姓的人身自由问题。实际上,在王莽“篡”汉之前的汉平帝时代,也有好多人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他们也想有所改变,有所调整。比如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臣叫师丹,他当时就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叫作限田限奴议,主张限制土地兼并,限制老百姓转为奴隶。“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但是,这个设想毫无疑义地触犯了那些既得利益的权贵集团,遭到激烈的反对、强烈的抵制,于是被束之高阁,无疾而终。
王莽成了真正的最高统治者之后,他终于可以放开手脚,施展抱负了,于是就从土地与人身自由这两个核心问题切入,抓纲举目,以一驭万。至于解决的手段,就是推行“王田”制,提倡“私属”化。“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 在王莽看来,推行“王田”制是理所当然的,符合儒家学说治国的基本原理:《诗经·小雅·北山》上明确讲,“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虽然名义上你占了土地,但是归根结底,田是国家的,所以应该循名责实,改成王田。你的老百姓,说到底都是国家的子民,讲奴婢多难听,就改名叫作私属。
很显然,王莽推行“王田”制的主观动机是要变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为专制基础上的土地国有制;王莽主张“私属”化的基本初衷是要给更多的人以人身自由,较大规模地解放生产力。应该说,他主观的动机,的的确确是想解决当时影响社会不安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两个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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