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家、翻译家黑马(毕冰宾)的最新随笔集,收入作者所写的以北京和北京文化老人为主题的随笔86篇。这些随笔用文字勾勒出了两幅作者心灵中的北京地图。
第一部分是作者在北京各个地点与萧乾、叶君健、杨绛、冯亦代等文化老人畅谈中西文化的访谈录,其特色之一是文章中都对这些文化老人的居所和外部街景做了精当的描述,富有浓郁的京味特色。
第二部分则是作者记述和回忆其1985年毕业来京工作后30年间在北京城四区和远郊生活工作中的感悟和对现实北京生活的评述,夹叙夹议,弥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见证了北京30年间的城市山水变迁,又有形而上的思考,语言俏皮,京腔京韵,是作者小说《混在北京》的散文版本。
四根柏胡同访傅惟慈
傅惟慈,我们私下里都称他傅老师或像他的洋女婿那样称他老傅。我写他的第一篇专访的题目就是“老傅其人”。那是徐坚忠约我为《文汇读书周报》写的第一个人物专访,从此就一路专访而不可收。
1988年秋我们在桂林开外国文学出版会议,期间老傅的谈吐和处世态度触动了徐坚忠的某根神经,看我是老傅的小朋友,就马上约我回北京后写篇老傅的特写。傅惟慈的地位和品位决定了我从此不能降低标准,每写一篇、每采访一个人都必须有所长进。傅老宽容、大度,让我撒欢般地写他,为我的名人专访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为什么是他?说来话长了。
1988年春我去设在慕尼黑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国际青年图书馆开会并做短期访问学者,由对方负担一切经费。图书馆经费有限,就把我安排在慕尼黑大学的学生宿舍居住。虽说是学生宿舍,但条件很好,都是单间,提供铺盖,有公用厨房、冰箱和洗澡间,卧室内还设一个有冷热水的洗脸盆,楼内和室内卫生有专门的清洁工做。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国外的学生宿舍是这个样子,完全像自助旅馆。我在那里感觉像个留学生一样,生活得很开心,在厨房里做饭时还能和各国留学生聊天并因此结识了我的第一个台湾朋友,她的母亲居然是我的保定老乡!世界真是太小了,我的第一个台湾朋友竟然是在德国认识的,还是我老乡随国民党大部队撤到台湾后生的孩子,她知道我是她母亲的小老乡后也倍感亲切,完全忘了那个时候中国大陆和台湾关系还很紧张,公然和我来往,不怕其他国民党党员的台湾同学告她的状。而我则从一开始就没有戒心。
世界就是这么小:我偶然发现这学生宿舍楼里还住着一位瘦高个儿的白发老先生,瘦得像一幅剪影,每天蹬着自行车行色匆匆的,一看就知道是中国内地来的。一个内地老学者住在学生宿舍里,他是干吗的呢?我很好奇。就在我迷惑不解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传达室里打电话,发现桌上玻璃板下一大张本宿舍楼居民的名单和对应的房间号,其中几个中国人的拼音名字最显眼,一个个看下去,居然发现了FUWEICI这个名字,我马上联想到了著名翻译家傅惟慈。
我立即感到我有事做了,因为我那几天正挑灯夜战,每天下班回来都在宿舍里写着我的第一篇报告文学《哥们儿姐们儿奔西德》,写的是中国留德学生的现状和故事,这个题材在当时算是冷门,因为留德的学生尚未成气候,去西德留学似乎很难,所以还没人写他们,我正好有这个机会接触他们,所以这开先河的事就历史性地落在我肩上了。而我发现这里还夹杂着一个大翻译家,便更觉得有故事了。如果这个人真是大翻译家傅惟慈,那他来德国干什么?是不是像遇罗锦那样是持不同政见者流亡德国的?要不就是公派访问德国滞留不归,生活落魄,才住到学生宿舍里来的。总之,我联想到的都是负面故事,像私人侦探发现了猎物般兴奋。
于是,我敲响了他的宿舍门。开门的还真是我看见过的那个白发老人,他说他就是那个翻译家傅惟慈,不过他不是流亡,也不是公派出访的“叛逃者”,生活也不落魄,他是在慕尼黑大学教中文课的老师,为了省点钱,才住在学生宿舍的,他单身一人,没有必要花高房租住公寓,省下钱来可以满欧洲旅游,再买一台他早就想摆弄一下的莱卡相机什么的。
我居心不良的猜测全落了空,没挖到负面新闻,却和老傅交上了朋友,我当时在出版社工作,认识很多翻译家和学者,他们也是老傅的朋友,因此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晚上我从图书馆下班回来正好和离开北京几年的他聊天。世界就是这么小。
当然,我还经常在他那里蹭饭。我从郊外的图书馆回城里,要转两次汽车和地铁,因此每次回来都很晚,老傅说你一个人那么晚还做什么饭,我顺手多做点就够你吃的了。于是我常晚上到他宿舍吃他“多做出来的”饭,他早就吃过了,就在一旁和我说话。我每次都风扫残云,将半锅米饭和碗里的炒菜全吃掉,形同饿狼,以至于老傅忍不住说:“看不出来你这么能吃。”那是我第一次在国外生活,居然能经常吃到地道的中餐,还是这么一个大翻译家做的,实在是幸福。
我们那些天几乎总在谈国内的事,好像出了门就是西单、东四,坐上车就可以去我们熟悉的朋友家谈天。唉,我们感叹,咱们这样的人,在外国待不长的,回去也没什么用,真是,哈哈。
4月天儿里,寒雨绵绵,阴冷潮湿,但宿舍里开着暖气,德国的学生宿舍一年里都供暖气,只要温度降到某个刻度,就供暖,因此屋里温暖如春。傅老师特别告诉我那天晚上电视上播放《日瓦戈医生》,让我一定到他屋里去看。好像这本小说那时刚刚在国内出版,在反自由化的时候差点被禁止销售了。我们斜靠在床上看电视剧,电视机是14英寸的那种,但是彩色的,那时国内彩电还是稀有货,要外汇和出国指标才能买。傅老师说:“这种南朝鲜的彩色电视在西德才二百多马克一台,极便宜,可咱们国内却要卖好几千,还要出国额度,这穷日子过的。行了,你这次回去可以给家里买个彩电了。”于是我就憧憬起回国后把大彩电带回家的幸福场景。电视剧对白是德文的,我一句也不懂,听傅先生偶尔翻译一二句给我听。依稀只记得风雪弥漫中奏响着凄惶的乐曲,一对情人的表演叫人欲哭无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