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艺术史（第四卷)：理性沉浮_艾黎·福尔_9787509559543

　　《理性沉浮》是艾黎·福尔《世界艺术史》中的第四卷。作者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宏阔图景，从中可以窥探欧洲各个民族乃至整个世界近代艺术的发展历程。包括为佛兰德斯、荷兰、西班牙、法兰西君主政体与美学准则、饱含理性的激情等章节。在这些章节当中，作者宕开笔墨，通过近代艺术史上各个民族、各个时段涌现出来的艺术巨匠以及他们的风格、流派和作品的串联，构筑成一部壮美辉煌的诗篇。而理性精神则是这一卷本贯穿始终的灵魂，它雄浑而冷静，在作者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释放出太阳般的光辉。

　　初版导言（1921年）
　　法国大革命是文艺复兴所带来的社会变革的最后一个阶段。它以道德的、社会形而上的宗教改革为特征，但是或许旨在从深层本能出发定义个体。这场颠覆君主政体的暴烈行动，可以上溯到五世纪前法国取得自治权的城市中的共济会运动，但最终由意大利艺术家揭开帷幕。随着行会被取缔，结社权被限制，公民权利和纳税义务的平等在理论上得以实现，社会剖析成为可能。对笛卡尔、斯宾诺莎、培尔、孟德斯鸠、莱布尼兹、英国的感觉论者、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人的努力也好，对蒙田、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帕斯卡尔所经历的心理悲剧也罢，康德的哲学分析不仅对它们作出了精确的结论，而且反映了社会剖析的必要性。科学分析必定要接踵而至，因为在智力和体验之间已不存在任何政治障碍，在整整一个世纪当中，人类将寻求绝对。如果说科学分析只是把人类引向相对，那是因为人类可能过于急切，或者说他追求相对也不过是为了在解放直觉的同时为自己重新制造一种神秘主义，这无关紧要。通过对人进行社会调查，通过对事实和观念进行科学调查，采取新选择的可能性为大革命提供了依据。
　　当今，人们摆出历经了20个世纪的贵族和宗教的价值来攻击大革命，然而，这些价值早已消耗殆尽，成为历史尘埃。在这场争斗中，大革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它们打翻在地。大革命中出现的错误，其冒险和不足，以及对于对手的盲目仇恨，丝毫不能降低大革命的重要性。在法国内外，通过大革命，个体充分获得了感觉和探索的自由，几乎赢得了自身的物理空间，在全力退回到未经勘测的智力尊严之时，它把自尊的赞歌奉献给未来。从卡莱尔到易卜生，从司汤达到埃默森，从叔本华到尼采，出现了一族新的预言家，他们驱使后人继往开来或为之殉葬。这样，大革命在将他们从被文艺复兴动摇的旧的社会泛神论中解脱出来以后，酝酿着新的节奏。一个世纪以来，一切都从中脱颖而出。其中甚至包括德国的现实主义以及许多并不健全的理论。前者或许是最接近大革命所解放的力量，后者则靠着支撑大革命的几个匆忙确定的词句而勉强存在。表现个人主义的诗歌将重塑世界。个体的力量变得如此强大，它试图吸收一切。因为它本身也有待于在缤纷的世界和宇宙中被吸收，被消融，直至化解为无。
　　法国的绘画，百年以来，完成了同样的任务。它仍旧不为人熟知，尤其是不为法国人所熟知。它是人类历史上一大奇观，堪与最惊人的奇迹相媲美。它产生了十位天才画家，多于荷兰、佛兰德斯或是西班牙的全盛时期，与意大利的那些伟大世纪旗鼓相当。确切地说，法国绘画诞生于大革命向欧洲蔓延之际，它为寂静的心灵提供了解放的力量。这种力量产生于共和国军队的激情冲击了民众的正当追求以及他们牧师的观念之后。正是依靠这种激情它来到法国，而不是别处，就如德国因为反抗拿破仑入侵的斗争，才产生了伟大的音乐，并由理查德瓦格纳完成了英雄的乐章。压抑已久的感情宣泄找到了自己表达的色彩。被征服的欧洲和隐约可见的东方一道，杂乱无章地进入了法国人激越的感觉中。浪漫的梦想和古典的现实撞击、交汇，而这已是意大利和德国在法国的第三次相遇。正是在这里，南欧和北欧的文艺复兴两相对照，旨在确立具有决定意义的协调关系。
　　这一和谐，体现在法国绘画中：法国永恒的命运就是，在一个神奇的范围内，平衡北欧散逸的生活和南欧的智慧——鲁本斯曾一度实现了它。通过他，米开朗琪罗的精神和伦勃朗的人性相聚合，以求在其深层确立具有统一性欧洲的使命，这种追求不但是在其最本能、最自发、最具动物性的作品中，也是在仅关注一切物体和运动最永恒的绘画里实现的。北欧不得不同意吸收地中海的思想，舍此即无生路，为了得以存在，不得不在其直感的波浪曲线上，装点北欧心灵所能带来的音乐、梦想和神秘。我们生活在无拘无束的纯朴之中，但是，当观念的变化在我们身边产生并渐渐将我们包围，使我们宛若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倘若我们的纯朴拒绝从中汲取养分，那么，满树甜美的硕果只能被可怕的干枝枯果所取代。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学习本身，而在于对所学的东西不能感受。探索不息的人拥有永恒的纯真。这种纯真在自己的余烬中再生，新的预感只有在旧的预感被体验和研探所摧毁或是证实之后才得以出现。自蛮族入侵以来，南欧和北欧从未停止过相互影响，即使智慧的先行者也从没有把他的绵长线条引进纠缠不清的色彩和形质中。先行者也没能通过这一个人的强大作用使世界形象感受到欧洲精神生动的风貌。这是蒙田的使命结束之后，一个决定性的阶段。情感和意志实现了壮观的结合。法国悲观主义者把形而上的基督教变成废墟，在废墟上重建了一个幻想的世界，神学世界岌岌可危。在欧洲伟人的心灵中，从蒙田到叔本华，被绘画交响乐起伏的波涛所摇晃，被管弦乐般诗歌的巨大羽翼所烘托，被万有引力论和进化论无比崇高的设想所支撑，一个新的神话在为未来的人类重新形成。未来的人类将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它别无选择，只有不断地扩大交流范围，与活力和爱恋无关紧要的一切形式将变得日趋复杂。因此，未来人类无论是在天上还是人间所了解的天堂，都不会是别的什么，只能是对需要的掌控：人需要扩大和调节自身的动力和爱。这至少是欧洲悲观主义的勇士们300年来，不知不觉地——我所期望的莫过于此——在他们的哲学、艺术和科学中表达出的模糊愿望。堂吉诃德，这个现代的普罗米修斯，对自己使命的神圣性坚信不移。然而，塞万提斯钟爱这个疯子，远不只是着眼于他那份大度和勇毅所追逐的幽灵，更在于他那种幻觉所产生的神奇力量。
　　为什么这场源于南欧的变革在北欧得到了充分发展？意大利通过威尼斯人，奏响了伟大交响诗的序曲。而北欧，行将通过鲁本斯和塞巴斯蒂安巴赫，把它引入欧洲的血肉之躯；通过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将它建立在理性领域；通过伦勃朗和贝多芬将它感怀于心；通过牛顿和拉马克将它扩展到时空领域；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俄国音乐家，在感觉和心灵狂热的交流中将它变得纤细；最后，通过德国的悲观主义者将它传播到精英的意志中；通过法国的画家渗入到他们艺术的敏感中。这些人被抒情的醉意托起，终被两个世纪以来从笛卡尔到康德所形成的戒规和方法定格在智力的力量中。然而，这一努力曾使意大利筋疲力尽，更使法兰西及其第一帝国处于四分五裂之中。另外，美洲的发现将地球引力的中心从地中海海岸移至大西洋。最后，宗教改革，使北欧人民摆脱了教会的精神控制和西班牙的政治专制，使他们得以探索自身的奥秘。事实上，南欧只剩下一个人物，委拉斯开兹，他是一个奇才，通过同样有效的理由，在他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他既是一个貌不惊人的高手——尽管他的确首屈一指——又是画坛最罕见的大师，也是表现寂静和空灵的巨匠。西班牙因其首先打开通向大西洋彼岸的道路，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免遭南欧走向衰落的厄运。但是，除它而外，欧洲的全部生活都集中在英国、佛兰德斯、荷兰或局限于法国。法国因处于西方——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德国、荷兰——各条海路的汇合点和不同民族的汇聚地，而被赋予一种精神上的永恒性。自鲁本斯从拉斐尔那里借鉴其具有决定意义的曲线技巧之时，世界就明确感到其曲度将会迷失方向，线条将在抽象的虚空中无尽地变细，即便鲁本斯呈现给这个世界的，不是北欧多雾的天空、肥沃的土地、使茂密的植物变得丰满、使液体般光影斑驳的闪光变得充盈，也不是使他笔下人物油腻的食物变得丰富——这些人的血液和肉汁、梦想、啤酒、对女人的渴求、道德的力量及雾气一道流淌。
　　就这样，强大的人类获得了被文艺复兴打碎的民间交响乐中的诸多音符，并将它们慢慢从感观上升到理性，重新于心间熔铸，以便为纷繁复杂的新的行为动机或早或晚做好准备。在上帝的睿智中不再有孤立的形式，全部诗作都在解释世界的各种形式，而先于其他任何语言的绘画，更为有力而明确地表现了这些形式，把生物学家和数学家构筑的观念远远地抛在身后。从此，在每一个新的有机体，即每一部伟大的抒情作品中，就有了更丰富的感观、更丰富的智力。一旦诗人辞别人世，则会出现更多的回归于普通生活的因素、更多的焦虑、更多的欲望、更多的神秘、更多的悲惨个体和更加复杂多变的未来。随着合唱的声音变得支离破碎并淹没在多彩多姿之中，随着这一声音膨胀、上升、跃入英雄体内，出于对千姿百态的冷漠或敌视，英雄的孤独感变本加厉。但是，与此同时，他却扩大了自己神秘的行动。在中世纪，艺术家是一名工匠，淹没在工匠群中，他们曾是志同道合者。随后，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他成了才智横溢的贵族，几乎可以和出身名门的世袭贵族平起平坐。再往后，他成了被胜利的专制政体据为己有的博学的附庸。更往后，当专制政体在它的废墟上将贵族消灭殆尽，当工匠与工匠因行会的解体而分道扬镳时，艺术家又流失到人群中，成了鲜为人知的人物。
　　谁能说那些对爱情十分执着而爱情却对他不屑一顾或弃之而去的人称得上是殉道者？在民主政体中只存在一种贵族，那就是艺术家。这就是为什么民主政体对其深恶痛绝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民主政体神化那从属于它的奴隶：这种人不再知晓自己的使命，不再有爱恋之情，却了解所有适合于有教养阶层的消遣艺术，心甘情愿地手捧获奖证书，管理着所有奴隶。名声赫赫也好，遭人仇视也罢，即便艺术家每天身陷沙龙，被一帮业余爱好者和批评家所包围，纵使他身不由己地被曳入名目繁多的学院和层出不穷的流派，被折磨得苦不堪言，他依旧是孤独的。大卫厌恶自己所在的流派，而后者却对他奉若神明。在对大卫亦步亦趋宛如羊群的学生中，20岁成名的德拉克洛瓦是一只狼。指引着罗马学派并领导着学院的安格尔，对罗马和学院却大为不恭。他们两人都厌恶理论和体系，而世人恰恰以这一名义使他们势不两立。波德莱尔、杜米埃、福楼拜都被带入重罪法庭，而将伦勃朗的激情与米开朗琪罗的力量融于一体的杜米埃，只不过是一个拿着俸禄的逗乐小丑。马奈是人民的公敌，左拉因维护他而犯下大忌，被禁止出版书籍。世人曾对印象派画家大喝倒彩，说他们不懂绘画，之后又大肆吹嘘印象派的绘画，以此对后起的画家大加挞伐。那些仅靠他们画桌上的残羹剩肴生活的人，起劲地数落着他们的不足之处。塞尚重新展现了构图，人们对他的构图嗤之以鼻。雷诺阿重新发现了稳固的立体和抒情的色调，人们却对他的色彩和夸张恶意讥讽……他们难道不是和穷愁潦倒的伦勃朗，和作为宫廷侍从的委拉斯开兹，或是被一位友人善意收留的患肺病的华托一样孤独寂寞吗？
　　啊，绘画！你是高尚的艺术，最杰出、最纤细、最感观，但同时又最具智慧的艺术，你是被植入客观世界的颂歌、舞蹈和音乐，你远离平庸的心灵，恰如先验的代数远离初等教育，然而，你却要接受电视迷、多米诺骨牌冠军、机关职员、宫廷侍从和选民的裁决！人们奖赏你，就像对待一头肥壮的牝牛。啊，你是珍珠，蕴藏着大海的汹涌、天空的无垠，饱含着运动和色彩永恒的悲壮以及心灵最骄傲、最神秘的战栗，而你的命运却被一群蠢猪主宰着！真是妙不可言。你的孤独王国臣民众多。你对此深信不疑。人世间，不存在一种孤独的声音、语调、举动、形式、光线和阴影。一切事物都在互相倾听、回应，通过隐秘渠道彼此渗透、交融，而且，一旦它们两相联系辉映，朝一处隐蔽去所带着无限愉悦统一前行，并从中产生出和谐，孤独便把宇宙交付给独行者。
　　对于这名独行者和日益不能感受形式语言的民众来说，一个全力追求科学的世纪，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除他们之间不断加深的误会。科学家日复一日地在把艺术家排除出自文艺复兴以来他所占据的受到同代人尊重的位置。世人更加注重的不是研究者获得的实际成效，就是人道方面的结果，而非工作本身固有的特质。他们对疫苗和火炉的发明者歌功颂德，而对那肩负着调节一个世纪乃至千年中人类灵魂平衡重任的人却一无所知，因而埃居尔的神话自然就比普罗米修斯的神话更为流传。同样地，人们偏爱埃居尔金币，而不是那难以接近的造世主也就合乎情理了。尽管自印度和迦勒底思想家以来，这些造物主提供了最宏伟的富于幻想的假设，他们用代数的方程式涵盖了恒星的运动，或是从生活中汲取了源泉，以求得一步步地将人类从原始的黏土引向神明的智慧。
　　世人不了解这些设想对于应用科学的发展方向有着神奇的威力。世人不了解纯科学恰恰是一个旨在证实这些假想，并从中得出积极结论的分析体系。世人完全不了解这些假想从属于审美范畴，事实上，它们所赋予的可靠性是纯科学无法企及的。世人不了解这些假设与高度的艺术概括异曲同工，使我们对这可靠性产生了陶醉感，而这些假设又是难以借助实验得到证实的。从此以后，世人当从何知晓，这些假设通过一条更不为人知的途径，对抒情的发展同样施加神奇的影响，而抒情的意义不但五个世纪以来日益远离众人，而且在近百年来竟将他们完全抛弃？又如，人们又当何以明了上世纪末的现实主义艺术几乎只是对科学唯物主义的直接回应？何以了解印象派产生于极端个人主义与光学领域最具积极意义的发现之间的碰撞，产生于极端个人主义与科学分析和社会分析——它们既达到了将客观现象与客观现象相分离，又达到了将人与人相分离的结果——之间的碰撞呢？世人为什么会知道这一点？艺术家本身十有八九对此也一无所知，而这种无知恰是好事。如果他有所觉察，抽象和系统就会左右他，而他终将混淆结果和方法，走进一条死胡同。诗人被推至无意识的巅峰，他掌握知识只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摇晃着他的未知波涛的涌动，为了通过知识本身来拓宽无意识的疆界。有可能伦勃朗了解斯宾诺莎，即便他不懂拉丁文，未必读过《人种论》；可以肯定，拉图尔经常拜访伏尔泰，阅读他的作品；葛雷兹聆听过狄德罗的教诲；大卫拜读过卢梭的大作。然而，我们只能大致肯定，勒诺特尔不知道笛卡尔的哲学，勒诺特尔应该有理由反对拉图尔、葛雷兹或是大卫。因而，尽管他从未刻意模仿过笛卡尔，他却应接近笛卡尔。
　　没有任何理由使艺术家——与其他人相比，他或许接受教育最少，但却最为质朴——生活在决定时代精神特殊方向的各种本能的潮流之外。恰恰相反，如果某种视角引导和他同处一个时代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思想、体验和实验，他不以此去观察宇宙和命运，那倒会令人相当惊异。需求的一致孕育了观念和表达的一致。我不相信，科学家本身，至少在研究方向上，会脱离他们所处的时代的需求。我们所有的观念都留有发生在我们周围并触动我们心灵的重大事件的印迹，而数学王国中的和谐，尽管表面上看来永恒不变，但事实上，可能不比画家和音乐家宏大的感观构筑，更独立于那个帮助和谐升华的道德领域。同一时代的各种感觉都趋向于一个不为人觉察的目标，它们体现的联系是另一个时代无力体现的东西，它们建立的体系满足于最模糊但却是最强烈的欲望。正因为如此，内在的、自发的、必需的和弦，鸣响在菲迪亚斯和柏拉图之间，乔托和但丁之间，伦勃朗和斯宾诺莎之间，勒诺特尔和笛卡尔之间，奥古斯特孔德和库尔贝之间。
　　从此人们明白，决定精神发展同时又受其反作用的科学，在当今仿佛得出了一个几乎与二三十年前反科学的、专横的愿望相对立的结论。科学到处与这个貌似被哲学和玄学弄得精疲力尽的领域相碰撞，它渗入这个领域，并遭到它的反抗。直觉伺机进行报复，给予它致命的一击。从前人们所称谓的理性，在一两个世纪以前，从笛卡尔到狄德罗，曾经是狂热探索的绝妙的个人工具，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后来却变成了唯理主义，一种僵化的宗教，它独立于感观，脱离了心智，成了墓茔中的一盏明灯。那些渐渐在方法和生活之间造成难以制服的对立的人没有学会观察：雨后，夏夜——某一个墨绿的而清纯的夜晚，色彩和形式似乎将白天的精华凝聚于一身的夜晚——在人工修剪过的、葱茏茂密的围墙里，在几何图形的花园中，一坛殷红的天竺葵如水波一样颤动不已。
　　这些人不理解意大利曲线技巧的意义，乃是在于将它那闪电式的线条引入生活，而鲁本斯却把鲜血和物质的全部重量倾注其上，使它能够毫不弯曲地承受。这些人从未注视过吴哥石窟的檐壁，舞蹈和音乐，甚至宇宙的感观运动都被奇迹般的智慧纳入一种数学的节奏……可能还是这些人，他们现在启用了重新受到重视的直觉，在智力之外的领域里将其尊之为王，这样做的结果无异于对它处以死刑。人不能保持自身的平衡。他必须一分为二，忽而偏向心灵的这一极，忽而偏向另一极。只信任科学的人，就像把整部交响乐的产生归功于器乐本身结构的音乐家。只相信直觉的人，亦如想象当演奏者折断他们的弓弦时，交响乐仍在继续演奏的音乐家。人不得不承认直觉不过是一簇飞溅的火花，它产生于和无穷无尽的先前分析及汇聚推理的瞬间接触之时，同时它又运用在行动、艺术、科学领域中概括和选择的能力来拯救人类。
　　五个世纪以来，欧洲英雄所起的作用，恰恰在于维持自身智力和情感的一致，借以保证理智的个体获得某一暂时的可靠性，而为人民大众所占有的这些暂时的可靠性，其目的则在于使感情危机精疲力尽，这种感情危机或许会千载难逢地让民众像一个孤独而真正的英雄一样思考和行动。即使是在18世纪的法国，狄德罗也加速了这场暗哑的变革，它总是超越所谓的道德进步，不断地促进与之斗争的新生力量的成长，而拉马克则在机体自身的理性分化中汇集了他提供给未来的生物交响乐的音符。对理性的任何征服，在这些征服过程中所积聚的知识，全都参与了对某一本能的重建工程。雄辩的柏拉图曾站在无数通道的路口，这些通道指向民众天才新的崛起，后人将其称之为基督教。柏拉图正是从臻于成熟的希腊民众的天才那里迈步向前的。作为理性出发点的情感，同样也是理性的终结点，意识的征服通向一种丰富充盈的无意识，在那里，伟大的民族，正如伟大的个人，在他们的不惑之年自动地创造观念和图景，恰如他们在青春年华毫不费力地生儿育女。正是为了服从生活的指挥，理性勇敢地而不是怯懦地达到了一种新的玄学。纯科学徒劳地前进，它压抑着神秘，但未能将其摧毁。一踏入神秘的门槛，艺术便重新占领了属于它的一切领域。
　　现代世界如此错综复杂，它的方向变幻莫测，它的成分千变万化，社会领域又混乱不堪，欧洲的前途也被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祸搅得动荡不宁，利益和观念的冲突所产生的这样一种漩涡紧紧包围着它，使它的未来变得黯然失色。然而，欧洲民众的需要一如既往。一旦全体人民投入战争，这种战争此前还是贵族们的赌注和工具，那么，它对于他们共同的变异就能产生更大的影响。战争本身难道不是意识之外的一种现象，不是一种可怕的生物危机吗？在这种危机中，个体将会消失，爆发出的只有集体生活的盲目力量，其目的在于彻底粉碎或是全部更新加入其中的活力与情感的机能。一如智力已为生活所超越，道德意识也被战火吞噬殆尽。在葡萄枝蔓摇曳的和风中，在串串葡萄和朵朵鲜花灼目的雨霁中，陶醉的激情在响板声中、笑语声中、做爱的喘气声中奋然跃起。但是猎豹的利爪撕破了赤裸的四肢。死亡和再生转向狂欢的酒神节。倘若欧洲的灵魂没有化为乌有，欧洲人将使它重生。
　　19世纪，尤其在法国，恰似一座解体的教堂，有待构筑。近百年来，建筑的虚无实在耐人寻味。个体的主宰导致了这座建筑的坍塌。这一点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在埃及之后，继神话般的希腊之后，当日本从中国的影响下解脱出来，当文艺复兴从教堂里卸下彩绘玻璃，并在房顶上把它们砸得粉碎，从那里搬出雕像用以装饰街道和公园时，不就是这番情景吗？只有在个体的主宰力量成功地使虚无缥缈变得丰富多彩——因为它已过于膨胀臃肿，以至于不能包容自我——之时，建筑，这一众多无名英雄完成的作品才能重新诞生，只有那时，绘画和雕塑才能重新进入建筑的殿堂。当今的艺术，即便只是昙花一现的形式，也完全服从于一种并不明显的需求，附属于某种仍不为人知的集体使命，这一使命表面上看来仍是模糊多样，但却在不知不觉中暗示着线条和色调的发展方向。借问君欲何往：精神生活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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