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经济形势究竟如何判断，有各种“权威人士”表达他们的看法。《比较》关注的是体制性的转型问题。当中国步入中等收入行列后，不少有识者就提出要警惕“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表面上是经济问题，但更深层次上是制度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那些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都有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都有一个坏的市场经济。究其根源在于没有好的法治基础。当前反腐风暴中揭露的大量腐败案件充分说明，中国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极为薄弱：政府权力缺乏制衡和监督，这样的法制环境，使得政府部门常常会利用法律法规，以规范市场、宏观调控之名，行干预企业和个人经济活动、扩充政府权力之实。法治不彰的结果，必然是强权横行、腐败肆虐、社会不公、贫富分化，加之经济增长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绝非耸人听闻。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法制”市场经济向“法治”市场经济的转型，实现18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现代国家治理”的目标，已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比较》是为读者提供的一个关于比较制度分析的学生性平台。《比较》站在理论前沿，根据中国经济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有选择地介绍别国的经验和教训、转轨经济理论和实践，以及比较研究领域的发展，同时，有针对性地介绍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案设计、政策建议和评论。
楼继伟的《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一文，根据他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4月24日的演讲整理而成。围绕着中国经济发展，如何避免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他认为，中国虽然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如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全方位的逐步开放，较强的财政能力和较为谨慎的财政政策，仍不失灵活的劳动力劳动市场。但是，滑入陷阱的不利因素需要清醒认识：政府依然在替代市场配置资源，体现法治经济的产权保护缺失，以劳动力和土地为代表的要素流动继续受限；更糟糕的是，中国未富先老，劳动人口正以每年二三百万人的速度下降，其他国家可能有二十年的演化过程，而中国只有五到十年的调整期。面对这些不利因素，应对之道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坚定地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各项改革措施，同时把握好社会稳定与改革力度之间、改革进度和改革力度的权衡，就可以实现中高速增长，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一个表现，就是传统经济增长源泉式微，不再能够维持长期以来近两位数的GDP增长速度。如果不能及时挖掘出新常态下特有的增长源泉，潜在增长率将继续降低。蔡昉的文章重新思考了一些经济理论问题，借鉴了相关的国际经验教训，并结合他对中国经济增长所做的一些实证研究结果，以挖掘新的增长源泉。他认为，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引领新常态，达到稳定经济增长的目标：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增长潜力、以生产率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借助后发优势实现赶超。在这四个方向上的努力都要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前提，特别是通过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刘世锦的文章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下行是规律使然，今明两年很可能是中高速增长的触底期，需要“缓冲性”宏观政策与“效率导向”改革措施的协同配合，加快实现转型再平衡。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在于通过深化相关领域改革，为全面持续提升要素生产率铺平道路。具体来看，这些改革包括：重建和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在金融领域打破刚性兑付，在严重过剩产业行业加快低效产能退出和转产；基础产业领域切实“放大”，促进竞争；加快城乡之间土地等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由“强政府”转变为“巧政府”；使绿色发展可操作。“效率导向”应当成为判定真改革还是假改革、改革是否到位的重要尺度，成为经济转型关键期改革的基本要求。
近年来，中国的人均GDP增速显著下降，然而，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水平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持续增长。许多人认为，这一实际工资增长表明，由于农村劳动力供给减少，低技能劳动力已经出现短缺，即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但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孟昕运用最新家庭调查汇总数据，提出了别样看法。《如何更有效地利用中国未开发的劳动力供》正是在调查基础上，讨论了中国实际工资水平上涨的原因，她认为，城市中的低技能劳动力短缺是或明或暗的城乡移民制度限制的结果，这些限制和其他政策，比如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和农业补贴的增加，推动了技能劳动力的实际工资上涨。把中国城市劳动力供给短缺误读为劳动力的绝对短缺，再加上传统的城乡二元思维以及政治家们不希望看到在大城市中出现贫民窟，给中国未来的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带来挑战。
近年来，国际组织和不少国外的经济研究机构和学者，以购买力平价为衡量手段，预测中国经济将在最近一两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老大。但是，在这篇题为“中国还不是世界老大”的文章，杰弗里弗兰克尔的文章从购买力平价的正确使用和如何被误用的角度，说明了中国经济为什么还不可能在最近一两年内成为世界第一。
2015年4月23日，《比较》编辑室、中国比较经济学研究会和财新传媒邀请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著名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和青木昌彦就“治理与发展”和秦晓、高西庆、季卫东、张文魁、方晋、陈强等国内学者展开讨论和交流。福山提出了理解政治体制的三要素框架：国家、法治和问责制。他认为，建设一个有效的政治体制，必须实现在这三个要素之间实现某种平衡，而且顺序是非常重要的。在谈到中国时，他认为中国的国家过于强大，而缺乏国家权力加以制约的法治和问责；中国的政治秩序改革，应当是法治先于民主。对于当前的反腐风暴，他认为应当纳入法治的轨道，有正确的监督和指控腐败官员的程序，而不仅仅依赖于政治意愿，这可以给人们尤其是商界人士带来更加稳定的预期。季卫东、陈强、方晋等对福山的观点给予了回应。季卫东认为，福山提出了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分析框架，这是极有意义的。他也认同福山关于中国应当法治先行的观点。他还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在中国国家权力过于强大的情况下，如何确保法治的权威；如何适当限制自由裁量权；如何从根本上预防腐败的发生。方晋则侧重从民主的角度，对解读福山的分析框架，他谈到了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正相关关系，大多数民主国家经济发展差强人意甚至糟糕，而一些非民主国家则获得了几十年的增长和繁荣。陈强从三要素分析框架的普适性、制度建设的顺序，如何施压促成一个好的政府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青木昌彦教授讨论中国如何应对新常态下面临的两大挑战：人口老龄化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他认为应当从改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入手，包括将国有企业部分利润划拨给社保基金，以混合所有制推动国有股转让，完善董事会机制等。秦晓、高西庆和张文魁对青木老师的观点给予了回应。秦晓认为，青木老师的分析框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已经从需求转向供给，政策的导向应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即通过制度改革改善人力资本、促进技术创新。对于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他颇为具体地指出了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高西庆认为，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要有真正的改善，必须实行股权的多元化，改造国资委，学习瑞典、丹麦、荷兰的模式，把国有企业的管理部门或者社会保障管理部门多元化。张文魁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速下滑，主要着来自结构性扭曲。国有企业消耗了大量的经济资源，但效率低很多，是一种严重的市场扭曲。防止中国经济增长过度放缓、实现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方法之一，就是要对国有企业进行的改革确立底线制度：除特殊行业外的自由准入和退出制度，把国有企业的商业和政治分离。
英国金融服务局前主席阿代尔特纳的文章着重讨论对金融和宏观经济稳定具有深远影响的四大趋势:日益扩大的不平等、持续上升的财富收入比、不断攀升的私人部门杠杆率、逐步走低的实际利率。一些固有的技术因素正在形成“无需投资就创造出股权价值”的现象，使不平等进一步扩大，还压低利率实际利率；低的实际利率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推高杠杆率，高杠杆率推动了房地产价格上涨，进一步恶化了不平等，最终导致金融动荡、债务积压和后危机时期的经济衰退。这四个趋势之间多重和自我强化的关联，对支撑现代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的许多假设和方法提出了挑战。就政策而言，特纳认为有几个方面特别需要关注：减少不平等，至少控制不平等进一步加剧的势头；管理房地产密集型经济的发展动态；管理信贷创造的数量和结构。
在“法和经济学”栏目中，两位著名的法学家罗纳德吉尔森和艾伦施瓦茨讨论了公司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控制权的私人收益”。他们比较分析了美国和欧盟限制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方法，前者采用的是事后交易审查，后者施行的是对控制权的事前结构限制。这两种方法究竟哪一种更可行，取决于是否有一个一个高效的司法体系和富有经验的专业化法庭。
“比较之窗”栏目收录了《城市化的世界：贫困国家城市化的原因与后果》一文，爱德华格莱泽讨论了在过去的50年间，世界范围内在最贫困、治理最糟糕的国家，城市出现了爆炸式的扩张。格莱泽认为这一现象是全球化的产物：在封闭经济中，农业繁荣促进了城市化，而在开放经济中，农业凋敝是导致城市扩张的原因。在发展中国家，往往存在糟糕的制度和超大城市并存的情况，为了减轻外部性，更为专制的事前预防可能比事后惩罚效果更好。文章认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减少外部性，当城市人口较少或者制度质量较高时，由私人提供基础设施成本更低，但在较大的城市中，公共部门提供基础设施是更好的选择。作者指出，即便城市人口密度增加，可利用的资源有限，糟糕的治理，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产生了严重的问题，但是，城市生活终究比土地贫瘠的农村地区的生活更繁荣、更稳定。而且城市化是制度发展的工具之一，这可能是城市带来的最重要的益处。
中国人民银行陶玲和刘婕的文章详细描述了美国、英国、欧盟、澳大利亚、德国、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金融监管体制的历史沿革，即2008年危机以后的金融监管改革，揭示了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基本脉络与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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