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在其晚年关于新自由主义讲课，给左派人士留下了诸多疑问和不解，以至于有人不愿多讲，甚至回避。事情过了几十年，年轻的法国学者拉加斯纳里公开站出来为福柯打抱不平，试图恢复福柯本来的激进左派真面目，这是本书的由来。
但本书不止步于此，其深层的意旨则是要对新自由主义重新进行审视、剖解。通过重读福柯这一课的微言大义，作者指出，福柯的用意在于提供方法，在于将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工具，以此来换一种思路，质疑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质疑权力、法律、国家、解放等传统概念。
如何由此出发去建构一种并非反动的政治，去重新发明一种左派的激进自由主义传统，去重新表述批判理论的话语，去设计一种解放实践？我们需要倾听的正是“福柯的最后一课”。
·米歇尔·福柯在“生物政治的诞生”一课中对新自由主义所作的分析，在法国左派阵营内造成了不小的震动：是否福柯在生命的最后时期正在变成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的这一课不是表明他自1980年代初即开始进入一条危险的道路？这位在1968年5月之后代表激进左派的主要人物，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正在“向右转”？·本书作者试图为这一系列质疑提供一个全新的且原创性的分析。在作者看来，当福柯决定就新自由主义的传统讲一课时，他其实逾越了知识界中的一条深深的界线；而福柯的巨大勇气就在于把由知识界左派设立的象征性栅栏击得粉碎，尤其是那个反对新自由主义传统而表现为激进的左派。·如何去突破左派一系列陈词滥调般的“分析模式”，如何去设想一种新的观察话语并创造一种新的批判理论，如何恢复皮埃尔·布迪厄所谓“左派的极端自由主义传统”计划？作者正是希望通过重读福柯论述新自由主义的文章来回应他所谓“再创左派的任务”。
总 序 | 重拾拜德雅之学
译者序 | 福柯论新自由主义的话语是“右派”言论吗？
福柯的最后一课：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
前 言
导 言
一次越界
作为右派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创造
批判的条件
1. 新自由主义，一个乌托邦
2. 市场无处不在
3. 对市场的“科学”论证
4. 多元性
5. 社会，共同体，统一体
6. 拆解社会
7. 自由主义伦理和保守主义伦理
8. 内在性、异质性和众多性
9. 怀疑论和独特性的政治
10. 不被治理
11. 政治，法律，主权
12. 成问题的公民抗命
13. 不让政府自由放任
14. 经济人，心理学和规训社会
谈话录 | 福柯为新自由主义着迷，这是回应他自己的提问
在当代思想中，新自由主义这个问题占据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一本又一本书，一个又一个论坛，无不在重复这样一个观点，即当今最关键的事情在于揭露新自由主义逻辑的泛滥，以至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此观点。事实上，人们翻来覆去地说，新自由主义会改变我们世界的运行。当然，它也会重新定义经济规则。但更为严重的是它会颠覆社会的传统组织。整个社会秩序可能会由于这一难以抵御的剧变而发生动摇，还会波及社会秩序赖以生存的所有机构，如国家、学校、家庭、法律等。一种设想连接政治、法律和经济，连接个人和集体之间相互关系的闻所未闻的方法正在具体化。人文科学应该立刻关注这些现象，以便理解它们的影响，估计它们所包含的危险，并提出能够抵制它们的工具。
或许人们会认为，如此关注同一主题，一定会有异常丰富和创造性的成果。然而很遗憾，我们看到的是思想生活的单一化和限制。在知识界的几乎所有领域，实际上传播着一些相互重叠的分析，它们运用的是同样的认识，同样的解读框架。换言之，新自由主义的问题，其作用在今天好像已成为消除理论和政治分歧的因素。它并未引起众多的矛盾解释，它在很多人那里激发起相似的感受，而人们本来预料这些人会表达彼此相去甚远，甚至是对立的观点。在此问题上，现在可以看到，可思与可说领域正在缩小，总之，看到一种想象力的总体性危机。
无数的文章以谴责新自由主义为目的，人们在这些文章的根本点上几乎可以系统地看到同一论据，都以悲叹形式出现：今天，凡是隶属于“共同体”逻辑的都会由于个体性及本位主义（particularisme）逻辑而衰落。新自由主义会使利己主义、自我中心占据支配地位，它会首先重视个人利益，重视“我”的利益，损害“我们”、“社会”，以及“共同机构”的利益。因此，道德、宗教、政治、法律等，都会丧失它们的约束力和整合力，互惠互利、赠予、援助的关系日趋衰落，并逐渐被商业关系所取代。从今往后，个人不再认同任何高尚的原则，也不遵从任何超越的价值（规范或者公认的价值、相互间的关系），而这些恰恰是“建立”或者“重建社会”所必需的。由此会导致“社会联系”（从团体中退出［désaffiliation］）、相互关心和团结互助的危机，同时会引发众多的少数人运动；个人在这些运动内部要求个人权利（可以把这称为民主），可这些运动却表明他们实际上拒绝服从象征性的秩序，拒绝服从法律。
当然，关于这些话语，它们的疏忽和局限，以及鼓动其说话者的冲动，这其中都大有文章可做，但尤其使我感兴趣的是这样一点：这些话语如何透露了左派思想的变化，特别是批判理论空间内部占主导地位的情绪。这些陈述实际上证明了某种范式，或者某种提问模式具有越来越强的控制力：它们都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被建构为否定的东西即是混乱（anomie）、反调节（dérégulation）、无序等；而被指定为相关陪衬物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社会被“瓦解”，公共领域被“摧毁”，社会 “淡化” 和 “原子化”（atomisation）。反过来， 这一框架也指定了肯定的必要性，那就是恢复“共同生活”，有雄心再赋予集体机构以意义，并重建“社会联系”等。
必须认识到如下这一点：这些陈述没有提供任何描述。它们无论如何都不是对新自由主义现象，或者不是对当今社会变迁所作的严肃分析。它们构成了一种解释体系，一种理解模式，此模式强迫人们接受某种看世界的方法（因而也可能有其他看法，也可以设想其他的表述）。这种意识形态结构取得支配权，这揭示了左派，尤其是极左派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出现而变得何等惊讶、困惑和不知所措。面对这一新范式的出现，左派好像没有准备。说得更明白些，由于必须在政治上与此治理术进行斗争，结果却导致智力的瘫痪，甚至导致某种反智主义：揭露新自由主义成为首要任务，但这种揭露之所以可以进行的原因却微不足道，这使得根本不可能就批判理论自身的论证进行任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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