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达1948年华北大学美术系毕业。 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北京大学考古系玉器硕士研究生导师。杨伯达是玉文化学者，众多古器物文化项目专家。本书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记述了杨伯达成长、求学的历程，学术研究轨迹及生活趣事。
他是“故宫人”，与故宫有解不开的情缘。他在故宫藏品中寻找历史的线索，在历史文献中探寻藏品背后的秘密。他从一个“半专家 ”成长为创建中国“古器物学研究王国”的大家，将玉器研究提升至玉学、玉文化的理论高度。50年的古代艺术研究，著述等身 ；30年的玉器和玉文化探索，前无古人。他就是故宫里的博学家——杨伯达。
周珺，从事媒体工作多年，1999-2002年，《青年时报》任编辑记者，主写专栏《100个杭州女人的故事》；2002年10月-2003年，《北京娱乐信报》任文艺部记者；2003-2005年，杭州《休闲》杂志任编辑；2007年，《艺术与投资》杂志常务副主编；2009年，《中华书画家》杂志编辑协会、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杭州市作家协会理事。
在故宫结下的玉石缘故宫博物院的中国古代玉器陈列馆设在钟粹宫，在晚清曾是两宫皇太后之一的东太后也就是慈安太后的寝宫。末代皇帝溥仪也曾在这里居住过。玉器馆自1988年成立后，收藏了从距今五六千年到清代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可以说是对中国古代玉器的一个总体展示。杨伯达说起这些玉器来，可谓如数家珍。 平时我们在玉器馆中看到的展出玉器，只是故宫博物院所有院藏玉器中的很少一部分，而历经24位君主收藏下来的这3万多件玉器，精美绝伦之作可谓比比皆是，从距今5000年前的玉猪龙，到夏商西周的玉跪式人，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玉璧，以及其后各朝各代的玉器珍宝，尽收其中，让人叹为观止。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很多人都喜欢玉，但是能够真正识玉、懂玉的人却少之又少。而杨伯达在半个世纪的研究中，不仅创造出了一套不同于先人的全新的古玉鉴定方法，在晚年更是首开我国玉文化研究之先河，被公认为中国玉学界的泰斗级人物。事实上，对于玉器的了解，杨伯达到故宫之前并非一片空白。早在1954年，杨伯达在展览工作室时曾受对外文委委托赴东欧举办工艺展览。保加利亚的总书记、部长和工会主席都到现场参观。当时杨伯达对展品并不了解，珍贵的展品只有到了目的地才可以开箱检查。工作人员必须在对工艺品情况非常了解的情况下才可以参与工作、举办展览，所以杨伯达特别留心这方面的学习。在工艺品展览中玉器是其中一项。杨伯达必须对玉器的工艺制作、产地等信息了如指掌。在国外三个月的展览，对杨伯达而言，每一次开箱清点、交接，都是理论知识结合实践的训练。杨伯达记得当时工艺美院袁迈先生给了他很多帮助。因这三个月的展览，负责主持讲解的杨伯达对这些工艺品有了深刻了解，自然对玉器也是记忆深刻。1956年，杨伯达从中央美术学院展览工作室调到故宫博物院，意识到自己要从美术史专业转到文物专业，就意味着要从头开始学习，杨伯达就到图书馆看大量外文书，其中日本学者滨田耕作（青陵）1936年出版的《支那古玉概说》使他第一次清楚了玉的概念。1957年筹办历代艺术馆时，杨伯达开始上手众多玉器。“我筹备历代艺术馆的时候，看了从史前到清代的玉器，感觉中国的玉器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在对故宫藏玉的年代进行辨别时，杨伯达注意到这一批玉器雕琢得玲珑剔透，图案多为躲藏在荷花丛中的雁与向大雁俯冲的猛禽，两鸟体量小与大，姿态巧与拙，动作追与躲的对比，都被表现得活灵活现；在另一些玉器上，漫步于丛林古木中的野鹿山熊，也是灵动与憨拙共存。杨伯达回忆：“这个玉的类型里头就有这么两种。一种就是海东青跟天鹅搏斗。海东青也就是海青了，叫鹄，它抓到天鹅的脑袋。据记载的话，海东青用钩喙啄天鹅的眼睛，那么啄它的眼睛不能致死，但是会疼痛得栽倒在地上。还有玉器上有侍卫用鹅锥把天鹅插住，这样就把海青解救出来，收回到右臂上。当时玉器雕刻记载的是这么一个狩猎过程。比如一块叫作杂草卉的玉器，雕琢的都是水里面的荷花或芦苇，天鹅就在里面穿来穿去，它就是在逃避海东青的捕捉。”这些有意思的玉器在故宫的收藏里都没有定论。故宫对每块玉器都有卡片附带，但是卡片记载得很简单。那么这些玉器到底出自那一朝代？当年的工匠又为什么要雕琢出这样的图案呢？当时杨伯达才进故宫没几年，对故宫的藏品以及玉器所知甚少，他发现了问题，却无法找到满意的答案。杨伯达说：“这些玉器给我一个印象就是北国风光，我就把它列为一个研究课题。”关于这批雕刻北方飞禽的玉器是他对玉器年代断定的第一个大疑惑。等到杨伯达正式研究这个课题时已经是十多年之后重回故宫时，面对自己无力解决的器物问题，杨伯达并没有放弃，“目前我没能力解决这些疑问，那么我就先收集这些疑问。”在历代艺术馆成立之后，吴仲超院长要求故宫库房清理“三核对”， 故宫有一批清代玉器需要整理，吴院长决定派三个人去整理。一个是杨伯达，另外两个是故宫的老研究员和琉璃厂的老古董商。他们三个一起工作，取长补短。他们要给玉器分级别，并分划自留还是外拨。他们用了一个夏天看了一万多件清代的玉器，这差不多是故宫收藏的1/3。清代玉器的等级，故宫缺乏记载，但两位老同志都有自己的鉴定经验，心里有数。就这样一天大家可看三四十件玉器。杨伯达说：“整理这一万多件玉器，一位先生来故宫比我早，一位是古玩界的老古玩商，他们都有经验。大家在一起工作，我就向他们学习。他们怎么讲，我就听，那么慢慢摸索慢慢看，我也就慢慢积累了经验，从不懂到懂。”三个人就这么看了三个月。杨伯达和同事在库房的外面，阴凉地儿摆一张桌子，库房的同志不断搬运。这些玉很沉，有的很大，有的也很小，大家忙得满头大汗。杨伯达和两位同事就一件一件看。“现在我们一想这个差事很美，可是到了最后，已经看得厌腻了，因为它们都差不多，有可能玉质差不多，形制也差不多。”玉器如此浩瀚，这让杨伯达一时陷入泥海，疑惑太大，更是让人产生畏惧心理。“所以刚接触玉器那一段时间，我说老实话，对玉器领域的研究，当时的我是不太敢碰的。”不过，因为整个夏天都在看玉，杨伯达对玉器有了更具体的认识。他回忆道：“在那一阶段，玉器对我而言，还不是关注和研究艺术品的重点，但是我已经发现玉器鉴定与书法青铜的不同。如果用今天的语言来讲，它找不到标准器。玉器都是故宫传世的东西，老先生说这是商代，那我们就说商的；老先生说这是周的，就是周的。判断的证据在哪里?拿不出来，没有根据，而且古玩界和考古专家都没有根据，都是凭经验。”杨伯达意识到玉器领域缺乏标准器，多是根据前人的大致感觉，尚没有详细具体的文章记载。身边这几位玉器专家仅仅熟悉明清两代玉器，对宋元代玉器缺乏了解。他看得玉器越多，对玉器领域就有更多疑惑。“当时对玉器的判断多是依据古玩界对玉器的看法，而古玩界多为民间藏玉，民间藏玉多为明清玉，少见宋元玉。如对宋玉的判断，古玩界的标准是‘细’。而北宋南宋的玉器风格不分，更不承认辽金玉器存在，更何况谈到玉器风格。我感觉到对于宋玉的风格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细’。”可是那时候，初入故宫的杨伯达对玉器只能提出疑问，因为许多问题连专家也无法回答，又或者专家的分析并不能让他信服。这些疑惑，杨伯达一直带着去干校，再带着重回故宫。杨伯达会发现问题，更会带着问题去钻研。他不仅让这些问题在心里生了根，发了芽，更是要让这些问题开出花朵，结出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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