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心理学史(1872—1949) _阎书昌著_9787544456432

晚清西学东渐背景下，西方心理学输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遇。早在1872年，一位署名“执权居士”的中国人创制过“心理（学）”这一颇具中国文化底蕴的学科名称。晚清传教士在心理学课程开设、著述翻译方面作出了拓荒性贡献。晚清新政之后，近代知识分子、留学生纷纷走上推动心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舞台，并铸就了一个“黄金时代”。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一批心理学者依然矢志不渝地展开基础研究和实践工作，延续着心理学在中国的血脉，追逐着“中国心理学”的梦想。
心理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是心理学国际传播的组成部分。其中既有传教士、留学生的引介和传播，亦有国外心理学者来华开展的研究和实践，同时还有一批心理学者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展示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对心理学的贡献。
《中国近代心理学史（1872-1949）》秉持实证史学的宗旨，发掘和梳理了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历程中大量的文献资料，它们将改变或丰富学界对这一历程的许多认识，同时也使近代心理学者的追求为心理学事业后继者所铭记。

《中国近代心理学史（1872-1949）》：
比较这两部著作会发现，《心理学》的体系章节目次有些混乱，可见中国引入和接受心理学早期状态的情形。而《心理学讲义》的体系明显更为清晰，可以说心理学的引入过程截至清末民初已经初步具有清晰的体系框架，并为民国时期近代心理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框架。同时在《心理学讲义》书后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书籍的广告页中提到：“教育部新定师范学校章程，特设小学教员讲习科，分一年、二年两类，毕业后得充当小学教员。……本馆出版各书为适用。”其中二年制心理学教科书是蒋维乔编的《心理学讲义》，这也是经教育部审定的一部心理学教科书，一年制用的是蒋维乔1906年编译的《心理学》，可见蒋维乔的这两部心理学教科书在当时师范教育中起着重要作用。
蒋维乔从事心理学工作具有很强的实践倾向，这决定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国对包括心理学在内的近代学科的引入也是出自清末当时“教育救国”运动的需要。蒋维乔从事心理学工作是为教育服务的，其终目的是将心理学的理论和规律应用于教育。1903年5月，蒋维乔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国文教科书编辑，开始了他的教科书编辑生涯。自19041906年出版了由蒋维乔编撰的十册《新国文教科书》。其后蒋维乔与同仁们相继完成修身、习字、算术、历史、地理等教科书。这套教科书对中国新教育的开展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在教科书的编撰过程中，蒋维乔遵循着教育学原则以及心理学规律，使这一系列教材反映出新式教育的要求，满足了时代的要求。蒋维乔为了更好地进行教科书的编写，广泛研究国外教育学、心理学理论，一方面进行心理学的研究和论述，另一方面在教材编写和教育工作中进行心理学实践。
按照儿童心理特征编写和编辑教材，是蒋维乔为突出的教育思想。首先是教科书的形式，以《国文》教科书为例，“册采用之字，笔画宜少；且规定五课以前，限定六画；十课以前，限定九画；以后渐加至十五画为止。”其次是从材料方面，“杂采各种材料，以有兴味之文字记述之。……各课排比，以各种材料彼此交互错综，无形中前后联络，以便儿童记忆。各课皆附精美之图画，图画布置须生动而不呆板，处处与文字融合。凡图画与文字，皆同在全幅之内，不牵涉后页。”可见，蒋维乔在教材编写过程中运用了材料难度与记忆、材料性质与兴趣、材料之间关系与记忆、学习材料直观形象性以及整体性关系的一系列心理学原理与规律。这是心理学在引入中国之后次在教育中有意义的、成功的实践。在这个历史时期，其他学者，如王国维，还基本上停留在引介和传播心理学的阶段，还很少亲自从事心理学在教育中的实践工作。蒋维乔在中国近代教科书编写过程中的心理学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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