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全球治理：马克思恩格斯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研究》以文本研究和历史的研究方法，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前提，梳理了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马克思的全球治理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民族发展理论、生产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市场理论、国际价值理论、殖民地理论等。
胡键，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总编；主要从事大国关系、中国发展战略等理论研究，在国际关系理论、转型经济理论、软实力理论、中国发展战略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已出版学术著作5部，合著10余部；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近10项；近年来曾到瑞典、法国、比利时、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朝鲜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参加国际会议或学术访问。
《资本的全球治理：马克思恩格斯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研究》：
其次，现代民族包含阶级关系还表现在，私有制是一切社会压迫包括民族压迫的根源，民族压迫是基于私有制的阶级压迫。马克思曾指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在阶级社会中，民族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压迫民族对被压迫民族实施的压迫政策是由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制定和实施的。不过，承认民族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但不等于承认民族问题的实质就是阶级问题。正确的理解只能是，“在民族关系问题上，由剥削阶级推动的征服性战争、掠夺以及由此形成的统治和压迫关系，本质上是一种阶级压迫，这种斗争本质上也是一种阶级斗争。除此之外，不能有别的理解”。
再次，资产阶级民族总是把本阶级利益同民族利益等同起来。例如，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代表的理论，重商主义总是把资本家的利益与民族的利益混为一谈。马克思就曾尖锐地指出：“重商主义的民族主义性质，不只是这个主义的发言人的一句口头禅。他们借口只致力于国民财富和国家资源，实际上把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和发财致富宣布为国家的最终目的，并且宣告资产阶级社会代替了旧时的天国。同时他们已经意识到，资本和资本家阶级利益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已成了现代社会中国家实力和国家优势的基础。”29当然，在当今时代，如果认为只有阶级利益，没有民族利益，这显然是错误的认识。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代民族包含阶级因素的观点，我们必须历史地、具体地对待，切不可僵化地套用来解释当今的民族与阶级关系问题。
二、现代民族形成的双重后果
现代民族是封建制度崩溃、资本主义制度兴起历史时代的产物。现代民族产生的两种条件就决定了现代民族形成的后果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摧毁了封建制度，特别是把封建民族都卷入“文明”的进程，从而使民族发展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现代民族的形成，一国之内以至国际间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斗争也便产生，从而使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对抗日益尖锐化。这种双重性质的后果具体表现如下：
从积极方面来看，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民族的形成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往。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首先是一种地域性的民族历史，即在大工业生产形成之前，不同地域之间的民族交往很少，处于相对孤立、封闭的发展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人类尚未从自然的分工中摆脱出来，还处在狭隘的民族地域性的束缚之下，在生产关系上依然存在着压迫与剥削的对抗关系，人没有摆脱对人或物的依附性。而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关系，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30现代工业把封建时代的小作坊变成了大工厂，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发展，在资本本性的驱使之下，市场经济也在向全世界扩张。随之而来的是人类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也迅速活跃起来。因此，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民族交往已经冲破以往的种种藩篱而成为世界交往的一部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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