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穆青》一书记载了穆青的生平，着笔于穆青人生中各个时期的重要事件，分为“烽火中的抉择”“在延安的岁月”“战地记者”“探索与创新”“激情与理智”“在逆境中”“走向新时期”“在社长岗位上”“创办中国新闻学院”“再剪晚霞作征袍”，在书后附有“穆青年谱”。全面讲述了穆青的一生。
穆青在兼任中国新闻学院院长时为学院立下校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德才兼备人才。”先学做人，再学做文——穆青本人就是新闻记者实现德才兼备的典范。今天，让我们重新走近穆青，从这本传记中去感受一位中国新闻人的正气风骨。
彭四平，1971年3月出生于湖北省监利县龚场公社三官大队13小队，先后就读中国新闻学院、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延安，是穆青长途行军的精神支柱。当时从山西兴县到延安还没有交通工具，全要靠双脚行走。
6月骄阳似火，穆青顶着酷暑，爬坡越沟，挥汗如雨，热得实在受不了，就跳到黄河去洗个澡。一路上虽然很苦很累也很孤独，但一想到已接近革命圣地——延安，穆青三步并作两步走，人家要用13天的路程，穆青只用了10天的时间就到达了延安。
就读鲁迅艺术学院
当时延安有抗日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前两所学校主要培养干部的，后一所则是培养文学艺术人才。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的同志找穆青谈话，问他愿意到哪个学校学习。穆青当场回答：“鲁迅艺术学院。”
他喜欢文学，早就知道“鲁艺”有一个专门培养作家的文学系。他要在这里提高文字驾驭能力，准确地表述在战场上所见所闻，让人们通过文学形象的语言，感受到日本鬼子的血腥与残忍。
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杜勃罗留波夫曾谈到少年时代读庇雪姆斯基小说《阔气的求婚者》所受的教育。他从小说的主人公——有钱而游手好闲的萨米洛夫身上，照见了自己的影子，感到羞愧难言，下决心改掉自己身上的恶心。他说：“这个人物的描写深深地伤害了我的自尊，我感到害羞，我感到害臊，假使不是马上动手做事，那么，至少已经认识到了劳动的需要，我不再在上流社会里自尊自大，现在要逐渐加以改正……”
穆青那时还不知道，文艺作品像一面镜子，它较之一般社会科学著作更有特别强烈的美感和道德教育作用。他潜意识地感觉到：自己只有用文学形象的语言才能揭露日本鬼子的凶恶与残忍，记录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与死亡。
鲁迅艺术学院上课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一星期不过四次，一般都在露天。同学有马烽、西戎、孙谦、贺敬之、冯牧、白原、黄钢、张铁夫等。授课的老师则是20世纪的风云人物——
茅盾讲授“中国市民文学”，周立波讲授“名著选读”，何其芳讲授“古典文学和诗歌”，周扬讲授“文学概论”，陈荒煤讲授……
穆青的文学知识和修养在此大大提升，课余时间他就泡到图书馆，有关文学方面的书他几乎都看完了。
他喜欢的还是苏俄文学作品，在部队那些年，他曾一直读着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这本书是刚到部队的一位战友送给他的，他背着这块砖头厚的书，在战火中走遍了晋西北、冀中平原的广大土地。行军途中，有空就翻，也不知读了多少遍，书边书角全部都磨烂了。
他被小说中有关俄罗斯农民的描写以及俄罗斯自然风光的描写深深地打动了。不打仗的日子里，他常常清早起来，模仿小说里的笔调，把眼前的天空、土地、树木、流水一一记在本子上。
1941年冬天，“鲁艺”的学生被分配到各部队实习，穆青和几个同学被安排到驻扎在陇东专区（以甘肃庆阳为中心）的八路军三八五旅实习。
在旅部过完春节后，穆青被安排到驻扎在曲子县的二团二营，教授文化课，主要是帮助战士识字写字。当时部队里文化学习的风气很浓，一到上文化课，战士们一个个热情高涨。作为文化教员的穆青，被这种气氛深深地感染了，忍不住写了篇稿件：《我看见战士的文化学习》，投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没想到竟被该报刊登了。
穆青多年后反思说，“其实，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新闻该怎么写，也许正因为此，才‘歪打正着’。但这篇文章的发表，的确给我带来一些思考：要想得到富有生活气息的东西，一定要深入下去。很多细节单靠问是问不出来的。比如你去采访，别人一般不会告诉你一个出公差的勤务员因为忘带课本而从三里外的地方跑回来，也不会告诉你炊事员是怎样拿起未烧尽的木柴在地上划着初学写字。只会告诉你‘我们是怎么动员的，现在有多少人已经认了很多字，有多少人会写信了’等等。现在看来，这些思考和体会，使我在以后的采访写作中受益匪浅。”
1943年的“七·七”前夕，《解放日报》编辑部为纪念抗日战争六周年，曾组织编辑记者采写一批反映敌后军民英勇抗战事迹的报道，以鼓舞全国军民的斗志。当时编辑部派穆青去中央党校采访，那里正有一些从敌后根据地来的部队干部在集中学习。他们几乎人人都有一些不平凡的战斗经历，都能讲出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是，找谁好呢？穆青考虑了很久，决定采访来自冀中的同志。因为1939年穆青曾随八路军120师主力挺进冀中，在那里打过近一年的游击战。那里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勤劳勇敢的父老乡亲，都给穆青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在来自冀中的同志中，穆青着重采访了一位战斗在白洋淀地区的军队干部。他告诉穆青，在白洋淀一带正活跃着一支由当地渔民和猎户组成的水上抗日游击队。他们在船头插上一根雁翎作为标志，并据此给自己的武装取了个响亮的名字——雁翎队。在白洋淀方圆几百里的湖面上，他们凭借密密丛丛的芦苇，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
他饱含激情，讲得有声有色；穆青也为白洋淀那如诗如画的景色，为雁翎队那传奇般的斗争故事深深吸引了，心想，这些头裹白毛巾、撑船如履平地的游击队员简直就像《水浒传》中的阮氏兄弟。当时心情的激动，实在难以言表。
他一口气讲了一两个小时，穆青也拼命记了一两个小时。分手时，这位同志把有关雁翎队的几页油印材料送给他作为参考，还连声嘱咐我：“记者同志，把它写出来吧，看看我们的人民是怎样同敌人作战的！”
穆青兴冲冲地赶回报社，当晚就构思这篇报道。他觉得雁翎队的事迹实在太生动，太感人了，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它写好。可是写着写着，就感到材料不够用了。采访本上记录的大多是雁翎队的群体形象和他们的斗争方法斗争智慧，还缺乏一些突出的人物和具体的事例。为此，两天以后，穆青又匆匆赶往中央党校，想做些补充采访，没想到那位同志已经结束学习返回前线去了。
这件事给穆青的教训很深，他多次对新闻界的同仁说，这是他记者生涯中的一件难忘的憾事。那时，他到《解放日报》当记者还不到一年，各方面都很幼稚，更缺乏采访经验，加上雁翎队的故事太精彩了，以至使他完全沉浸在采访对象的叙述之中，忘记了记者职责。结果，一些从新闻报道角度来看应该问的问题没问，应该进一步发掘的材料没有发掘，这就必然给他的写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幸亏穆青在冀中打游击的时候，曾多次在大清河、子牙河、滹沱河两岸穿插，也曾在黎明或日暮时分从白洋淀附近穿行过。那一带纵横的河流、明净的湖水、如飞的小船，以及雪白的芦花和团团的荷叶，仍鲜活地映现在他的脑海里。
为了弥补材料的不足，穆青决定以抒情的笔法，通过对白洋淀景物的描写，烘托气氛，着重反映水上游击战争的特色。为此，他把油印材料中雁翎队员唱的两句歌谣：“鱼儿，游开吧，我们的船要去作战了。——雁呵，飞去吧，我们的枪要去射杀敌人了。”作为开头引语，重新写下去。奠定了整个文章的抒情基调。这样反反复复，改了又改，终于写出了三千多字的文稿，题目就叫《雁翎队》。
可是对着文稿，他又有些疑惑：“这是通讯还是特写？倒像是抒情散文，这样的文章适合报纸采用吗？” 穆青没敢把稿子交出去，生怕它不符合新闻通讯的要求而受到批评。
到了八月中旬，别人采写的报道一篇篇都发完了，他仍然一点把握都没有，但又舍不得浪费这么重要的题材，就把稿子交给了报社副刊部主任舒群。他看后说：“这是篇好东西，写得多美啊，给我们副刊用吧。” 穆青听了很高兴，但考虑到从“七·七”拖到八月，时间太久了，便在稿件后加了一句：“让我们遥向雁翎队的弟兄们致敬吧，如今又是芦苇丛密的时候了。”
文章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刊登出来后，引起的反响出乎穆青的预料。许多认识他的人对穆青说：文章写得优美，富有诗意，反映了冀中群众的创造，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英雄气概。有些人还把这篇文章从报纸上剪下来，贴到自己的本子或窑洞的墙壁上。从此，富有传奇色彩的雁翎队的名字便传向了各敌后根据地。
抗战胜利以后，《雁翎队》被选入了许多版本的通讯、散文、报告文学作品集，甚至被选入了中学课本。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当时主编《人民文学》的作家李季，还向穆青索要这篇稿子，他说：“你当年写的《雁翎队》给大家的印象太深了，是不是再找出来重新发表一下？” 穆青答应了他的要求，结果李季加了按语，便在《人民文学》上又重新发表了一次。
穆青生前回忆说，尽管《雁翎队》曾在较长的一段时间产生过一定影响，但是今天回过头看，这篇作品仍有一些缺憾。当时由于采访不深入，骨干材料不多，尽管用了散文式的抒情笔法加以渲染，但作品仍显得不够丰满厚重，文中的一些欧化句子有些冗长拗口，也削弱了感染力。另外，个别地名是按讲述者的口音记下的，在当时的情况下，缺乏认真核实，造成了一些错误，如把村名“郭里口”错成了“葛利口”。甚至文中提到的雁翎队领导人殷金芬的名字，事后核实也是不对的。作为记者，这是决不该有的错误，但这些遗憾都已经成为历史，无法弥补了。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