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两晋南北朝史_严耀中_9787010077130

两晋南北朝是秦汉之后中国历史上情况最复杂的时期，社会上各种矛盾交错纠缠，大大小小的政治实体合纵连横，《中国历史：两晋南北朝史》在现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微观考证和宏观论述的结合，对这一时期具有时代特征的现象如门阀的兴衰及背景、专役户与社会阶层的变动、田制的本质及其在本时期突出之原因的剖析，进行了一些新的阐述；重新审视了这段历史发展的前因后果及其在整个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影响。两晋南北朝又是一个分裂与动乱充斥的时期，但其最后趋向于统一与融合，不能不归于文化的强大力量。《中国历史:两晋南北朝史》的重点在于注意到文化在历史演变中所起的作用。文化的影响虽常无形而迟缓，但深沉而不可抗拒，征服者总是被所征服者的较高文明与文化征服。作者还认为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因为人们的利益不仅表现在物质上，而且表现在精神上，所以民族与宗教的差别，往往成了这种利益冲突的特殊表现形式，令人耳目一新。

第二章西晋，短暂的统一
　　第一节西晋建立与全国统一
　　一、西晋的建立
　　公元265年，司马炎以“禅让”的方式逼使魏元帝曹奂将皇位奉献出来，建立了晋朝，是年定为泰始元年，他也就成了晋武帝。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司马炎能当上开国皇帝，基业却是他祖父司马懿所打下的。公元249年，也就是魏嘉平元年，装病在家的司马懿趁辅政的大将军曹爽与魏帝曹芳去洛阳城南祭祀魏明帝的高平陵之机，突然关闭城门，借太后名义发动政变，尔后设计使曹爽交出兵权，再把他杀掉，并株连了一大批被指认为曹氏同党的文武官员，史称“高平陵之变”。从此司马家族开始把持魏朝的军政大权。
　　司马懿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依次掌握政权。这期间还先后废除曹芳和曹髦丽位魏帝，最后立曹奂为帝，形同傀儡。公元263年，时以大将军秉政的司马昭发兵灭蜀。次年，司马昭晋爵为晋王。265年，讽魏帝命其“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等“皆如帝者之仪”。然而就在即将按礼制一步步完成受禅过程时，当年八月司马昭病逝，其长子司马炎在四个月后，经过一番形式上的礼让，终于“升坛受禅，告类上帝”，实现了以晋代魏的鼎革大业。
　　晋朝建立之后，武帝忙着完成以下大事。一是追尊司马懿等祖、父为帝，立皇后杨氏，封宗室为诸王，功臣为公侯，“其余增封晋爵各有差，文武普增位二等”。这是新朝开张所必须做的，让拥戴者都得到好处。
　　二是创建新朝各种制度：1，“改《景初历》为《泰始历》，腊以酉，社以丑”。2，改雅乐乐章词义，这和歌功颂德的具体内容相关。3，大赦天下，颁布新律。“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其“条纲虽设，称为简惠”，也使“海内同轨”。此外还命贾充等撰《晋令》四十篇。其中很突出二点：其一是有关官制的令特别多，除官品、吏员、俸廪等令外，还有专门的散骑中书、尚书、三台秘书、王公侯、选吏等令；其二是与战争相关的多，如军吏员、选将、宫卫、选杂士、军战、军水战，还有八个令全是有关军法的。前者是与官制的改革同步，后者反映了当时战事频仍的时代特征。4，“更定元会仪”。但司马昭于263年后“命苟顗因魏代前事”，“参考今古，更其节文”，再由羊祜等“并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十五余万言的新礼，竟未能颁定。5，设立一些有别于汉制的职官。如将东汉的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再加上历代的有过的最高官位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马、大将军而扩展为“八公”。同时还设“从公”，以骠骑、车骑“等大将军，左右光禄、光禄三大夫，开府者皆为位从公”。又将其中太宰等为文官公，大司马等为武官公。“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品秩第一，食奉日五斛”，还给绢绵、菜田，配置属吏、兵卒等。上述这些措施并非仅是新朝初建时的一种形式，虽然必须有这些形式才有新朝之新。这些新制一般来说其新之处都是针对前朝的弊病或不足，若八公及诸从公之增设和优厚待遇，是司马氏对官僚士族支持其篡政和执政的报答，同时也使居高位的文武官员有更多的互相牵制，以免别人也走专权篡位之路。即便如此，若旧房子换了新主人，修补一番，增添一些，装饰一下对房子总是有好处的。如果老百姓必须得在这个大房子底下生活，那么对这座房子的改装，就有了意义。但其中礼制系封建王朝政体之基础，新礼不行，说明晋朝在建立之初政体就缺乏足够的活力。
　　三是建常平仓，制户调之式，立占田课田制等经济措施，内容详见本书田制部分。这些制度针对统一后人口少荒田多的现象，为皇朝国用收支打下了基础。由于切合实际，被南朝所袭用，并被北朝均田制所参考，从而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四是五等封爵制的实行。公元264年司马昭“始建五等爵”，实际上是先为晋朝建立作了制度上的铺垫。所谓五等爵，就是把爵位分成公、侯、伯、子、男五等，这是西周时名义上实行过的制度。秦实行的是二十等爵制，汉承秦制，一直到曹魏。因此恢复五等爵的周制是当时的一大变动。首先，河内司马氏“为东汉中晚以后之儒家大族”，在汉末遭遇乱世时，“此种家族往往怀抱一种政治理想，以救时弊”，因此复行五等爵制“是司马氏实行其家传之政治理想”。所以爵制的更改并非只是一些爵名的变换，而是具有实质性的变化。西周的五等爵制是和宗法制、分封制紧密相连的，所以西晋实行的爵制也是一种分封制：“县公邑千八百户，地方七十五里；大国侯邑千六百户，地方七十里；次国侯邑千四百户，地方六十五里；大国伯邑千二百户，地方六十里；次国伯邑千户，地方五十五里；大国子邑八百户，地方五十里；次国子邑六百户，地方四十五里；男邑四百户，地方四十里。武帝泰始元年，封诸王以郡为国。”此外“江左自西晋相承，诸王开国，并以户数相差为大小三品。大国置上、中、下三将军，又置司马一人”。东汉末之军阀，多出身州郡长官，以所部军资投入混战，最后把汉朝葬送。此为司马氏祖孙数代所亲眼目睹，必以此为弊失，而按儒家亲亲之道分封亲戚勋贵至各地为朝廷枝叶，虽然魏晋时所封户数系虚数，但“五等诸侯，坐置官属，诸所廪给，皆出百姓”，领封地军民则为实，故当时必以为此能“治致太平”。
　　上述事实表明，改朝换代并不是仅仅意味着换了一个掌权的家族或者集团，即使是相对最平和的禅让形式来实现朝代鼎革，也会在体制上和政策上进行某些改变，而这些改变将始终影响着这个皇朝。
　　二、曹氏与司马氏，并非偶然的皇权转移
　　公元249年高平陵事变，是司马氏得以执掌魏朝军政大权，并在以后取而代之的转折点。司马懿政变能够成功，是和大将军曹爽识浅无谋，“驽马恋栈豆”而束手屈服相关。但这件事情的性质非仅系个人之间争权，曹爽之败也不全在于其一时之懵懂。
　　与曹爽兄弟一起被司马懿杀掉的还有尚书何晏、邓飏、丁谧，司隶校尉毕轨，荆州刺史李胜，黄门都监张当及大司农桓范等，右将军夏侯霸则惧而投蜀。除桓范外，其他人与高平陵事件均无直接关系，因此司马懿之打击的是一个集团。曹爽、何晏、夏侯霸等都是曹氏的宗室近臣，因此司马懿在立意发动高平陵事变之时起，其矛头所向，已经可以明白了。
　　何晏等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有相当的才名。如邓飚“少得士于京师”，丁谧“博观书传，为人沈毅，颇有才略”，毕轨“文雅志意”，李胜“雅有才智”，桓范“有文学”，且“号为晓事”等等，何晏就更不用说了。曹操在汉末战乱中孤军奋起，力克群雄，其力量得以壮大起来的一个原则，就是曹操自己所说“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即使是“盗嫂受金”者也不计较，甚至“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也可用。魏朝代汉后，虽然与吴、蜀之间进入相持状态，国政也渐渐走向文治，但其用人的传统没有大变，所以他们在曹爽执政时同受重用并非偶然。
　　另一方面，曹丕称帝后，注意到文教对治国的重要性，认为圣王之治“礼教优乎昆虫，仁恩洽乎草木”，才能使“金革不起，苛慝不作，风雨应时”。于是在短短几年里有一系列的举措：黄初二年（221年）正月诏令“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并“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举学者”。三年正月，诏令“郡国所选，勿举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五年四月，“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等等。并令陈群制九品官人之法。这样两汉以降通过官、学结合发展起来的世族势力重新抬头，与跟随曹操南征北战的宗室勋臣隐隐构成朝中二大集团，曹丕驾崩时遗诏辅政的为曹真、陈群、曹休、司马懿四人，明帝驾崩时辅政者则是曹爽与司马懿，可说双方各占一半。
　　文治与武功之间，由于出身和立场的不同，观点往往会趋向对立，由此则会引发权势与利益之争。如魏明帝“太和中，曹真表欲数道伐蜀，从斜谷人”，陈群则以师出无因。道险损兵为由加以反对，“帝从群言”。曹爽为曹真之子，类似的情形又在他与司马懿之间发生了。“（邓）飏等欲令爽立威名于天下，劝使伐蜀，爽从其言，宣王（司马懿）止之不能禁。正始五年（244年），爽乃西至长安，大发卒六七万人，从骆谷人。是时，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人谷数百里，贼因山为固，兵不得进”，曹爽只得“乃引军还”。军功集团需要以武功来维系其声望与地位，但曹爽作为将门之子，领兵开展重大军事行动无功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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