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刀书写的谎言》聚焦抗日历史的空白点，初次翔实揭露日本“笔部队”以笔代刀、协力侵华的暴行，讨伐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火野苇平、林房雄、川端康成等日军“笔部队”为军国主义鼓噪，美化战争，炮制战争谎言，用笔助战，是文化战犯！这支被中国人遗忘的“笔部队”，战后逃脱惩罚，颠倒黑白，埋下日本右翼势力否认战争的祸根。《刺刀书写的谎言》用事实清算“笔部队”罪行。
◆初次度揭秘军国主义“思想刺刀”，震撼还原日本侵华“笔部队”罪行。
◆一份铁证如山的日本侵华真实“罪案”，撕开日本军国主义的遮羞布。
◆用翔实的历史拆穿文化战犯的谎言，警戒日本右翼势力的第二次文化侵华。
◆全军军事文学重点扶持项目。
不该遗忘的日本侵华“文化战争” 乔良
第一辑 恶魔的吹鼓手——“从军作家”
石川达三：镣铐与灵魂的较量
面对黑云压城的“政治恐怖”，石川达三绝无仅有地揭示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血腥兽行。然而惹火烧身后，他被迫前往中国战场“戴罪立功”。满纸荒唐言背后，远不止一把辛酸泪那么简单。
林芙美子：一场女人的战争
在日本军部的棋盘上，她是一颗极其重要的宣传棋子；在出版商的盘算里，她是一位值得炒作的当红作家；在广大民众心目中，她是全日本女性的骄傲——“汉口先锋”背后的狂热追捧，陆军班“头号功臣”的赫赫盛名，其实酝酿着繁华之中的危机，盛名之下的孤寂。大势已去，任她再抱薪救火，又怎能阻挡那为侵略者敲响的丧钟？
第二辑 蘸血为墨的谎言机器——“军队作家”
火野苇平：屠刀下的谎言
从默默无闻的小小伍长，到家喻户晓的“军队作家”；从化笔为刀的军国狂人，到暴得大名的“国民英雄”，火野苇平是战争期间影响最大的“人气作家”。他不知疲倦炮制的侵华文学，蛊惑了难以计数的日本国民，煽动了排山倒海般的战争狂热。他用无数鲜血染就自己的功勋章，也让成千上万的日本青年充当了法西斯战争的炮灰。可悲的是直到自杀身亡，他仍执迷不悟地坚称这是“爱国热情”。
藤田实彦：“铁甲武士”的疯狂战车
在所有侵华日军“兵队作家”中，他是军衔最高的一位。他率领坦克部队最先冲入南京城进行血腥杀戮，他还是关东军最后疯狂挣扎时的指挥官。在九死一生的战斗间隙，他“忠实记录”了进攻南京的全过程。奇人，奇书，奇事，注定了藤田实彦和他的《战车战记》成为极其罕有的侵略旁证。
岛崎曙海：滴血的橄榄枝
紧随日军隆隆开进的侵略战车，他们在战争废墟上如同戴着面具的能剧演员粉墨登场，在占领区以恩威并济、剿抚兼施的手段进行“教化安抚”，企图分化瓦解中国军民的抗日斗志。面对岛崎曙海笔下日军“宣抚班”虚情假意伸出的滴血橄榄枝，国、共、日、伪四方在这场复杂的“思想战”中展开了一番鲜为人知的激烈较量。
第三辑 迷失的变节者——“转向作家”
牛岛春子：黑白“异人种”
从“共产罪囚”到“著名作家”，一夜之间头顶耀眼光环走上“满洲文坛”。灰姑娘变公主的神话让她激动不已，因而经不住诱惑为殖民政权树碑立传，塑造了许多“比日本人还日本人”的铁杆汉奸形象。然而归根结蒂，牛岛春子和她笔下的中国汉奸一样，始终摆脱不了“异人种”的阴影噩梦，他们的灵魂终生都在漂泊流浪。
林房雄：“灵魂变色龙”
他是一条高深莫测的“灵魂变色龙”，他无数次“变脸”简直让人眼花缭乱：从3次入狱的“文学战士”，到幡然醒悟的“转向作家”；从出生入死的“战地记者”，到威风八面的“文化使节”；从开除公职的“战犯作家”，到怙恶不悛的“右翼宗师”……林房雄是20世纪日本文坛的“斯芬克斯”，他天人交战的人生抉择，云谲波诡的命运沉浮，其实代表了整个日本文化界的某种缩影。
第四辑 随波逐流的“良知”——“摇摆作家”
与谢野晶子：迷途的“叛逆者”
一首惊世骇俗的反战诗，居然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神圣的天皇！她是一位超尘脱俗的“火星来客”，永远凛然无畏，勇往直前。谁能料到，这位首屈一指的“反战诗人”，晚年思想却发生激烈蜕变，狂热无比地为虎作伥、以诗助虐。究竟是走火入魔，还是无可救药？她本质是“反战作家”，还是“天皇信徒”？
川端康成：默然的不安
在二战日本文坛，没有人比川端康成更懂得自由创作的可贵，也很少有他当初那种不甘低头的反抗。然而，对侵略战争从迷惘到接受、从屈从到肯定，他为何最终随波逐流、连自己
《麦与士兵》在日本出版发行之后，在英国、美国、日本出现了三个版本的英译本，除此之外它还被译成德语、俄语、汉语等二十国语言。那么，如何看待这样一部既“感动”了全体日本国民，还风靡全世界的侵华文学作品？
其间最耐人寻味的，是上文提到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对《麦与士兵》的欣赏。这位1892年出生仅4个月后，就被身为传教士的双亲带到中国的美国女性，在中国生活长达近40年。1942年，在听闻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后，她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针对日本侵略者带给中国人民的种种灾难”，创作了长篇小说《龙种》，极度精确地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内涵，连中国人自己也很难写出这样形神兼备的佳作。
而就是这样一位视中国为“故乡”的正直作家，却于1939 年 6 月 7 日在美国杂志《新共和》上撰写了《一个日本士兵》一文，极力向美国读者推荐她读到的《麦与士兵》一书，称赞作者富有“诗意”和“温情”：“在士兵的淳朴中表现其美丽，赞扬了他们的崇高。但是却没有一点思想宣传的味道，也没有夸张的赞美和自我满足。”
其他美国批评家不但随声附和，还特别强调作者具有“人道情怀”，并以书中一个动人的情节为证：“我”因为看到一桶毛茸茸可爱的黄口小鸡，担心它们在战乱中饿死，便四处去找人来喂养，美国人据此认为作者富有“温暖的感情”。此书很快在美国行销了四十放版之多，火野苇平的“人道主义”深深打动了美国人，也冰释了他们怀疑日本当局觊觎侵略美国的“误解”。
这似乎是一个难解的谜题。火野作品中时时闪现这样充满“悲悯”之心的场景。在他的小说中，一面是杀人如狂，一面是唏嘘感伤。如同他自己曾经手书的一个条幅：“强的东西，就是美的东西，就是悲的东西”。
有人说，日本人最喜欢的四个字是“诚、梦、愁、美”。在日本独特的文化内涵里，悲与美是相通的。日本人钟爱诸如天边残月、初绽蓓蕾和散落的花瓣，认为其中潜藏着一种令人怜惜的哀愁情绪，而这种无常的哀感和无常的美感，正是日本人的“物哀美”的真髓。火野笔下那些“屠刀上面有菩萨，鲜血里面见佛陀”的情节，正是日本人自《平家物语》以来形成的武士道的怪异的“审美”传统，是日本人所谓“菊花”与“刀剑”，“和魂”与“荒魂”的两面。
唯其如此，火野才会在作品中写到“我”一面在给自己孩子的书信中自豪地炫耀：“爸爸就要杀那些支那人了。爸爸使用那把爷爷给的日本刀，像岩见重太郎(生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武士)那样。等我把敌人的青龙刀和钢盔带回去给你作礼物好吗？”(《土与士兵》)另一方面，他又直面杀戮之后日本军人灵魂中的灵魂挣扎，企图表现他们的“人性”之美：
在二十五里铺的城墙前面挖掘的壕沟中，支那兵的尸体堆积如山……尸体中有的在微微蠕动着。看到这种情景，忽然感到自己竟这样漫不经心地麻木地看着这人间的惨状。我愕然了。我变成恶魔了吗？在战场上，我真想亲手射击、斩杀支那兵，而且，我也屡屡射击、或斩死了他们。面对敌人的死尸，我又感到了一种悲痛和感伤。我觉得一寒噤，转身离开了这里。
火野作品的最大迷惑性，恰好掩藏在这些“悲天悯人”的字里行间。如果仅看字面的描写，难免让人觉得他真是一位充满“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但这些廉价的“温情”背后，却抽离出一个虚幻的背景。当他浓墨重彩地表现战场上那些惨不忍睹的“惨苦”“悲情”，一遍遍诱发读者的“感动”和“共鸣”时，早已悄然间遮断了读者理智判断的视线。阅读火野的《士兵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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