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看到新加坡的建设成就，他很兴奋。宴会中，他拿起酒杯，与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碰杯。邓小平说：“恭喜你！这是我第二次到新加坡。第一次是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时路过新加坡。当时新加坡很落后，现在却是个美丽的城市！”听到邓小平的夸赞，李光耀用华人惯有的谦虚回答说：“哪里！这是个小地方，容易管理！”听过李光耀的回答，一般人可能会这么回答：“小也有小的难处，不容易！”不过，邓小平却没有这么说。他喃喃地，似乎是对别人、又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是啊，要是我管的是上海这么大地方就好了！”
听到邓小平这句话，李光耀似乎不服气了。因为他刚才的谦虚是“假谦虚”——即华人惯有的那种客套式的谦虚。以李光耀的雄心、能力，应该可以领导一个更大的国家。当年，新加坡之所以被马来西亚“踢出”而不得不独立建国，原因之一是当时的马来西亚最高当局担心李光耀有当马来西亚总理的“野心”，也惊恐其咄咄逼人的气势和“玩弄”政治的能力。但其实，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只是一个国土面积七百多平方千米的岛国。以李光耀的雄心、能力，领导这样一个岛国，似乎大材小用。尼克松在会见李光耀之后有个描述，说李光耀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断地发表自己的高见，不愿意浪费一分钟时间。他突然感觉，李光耀像关在笼子里的一只雄狮。意思是，笼子很小，但狮子很凶猛。正因为如此，李光耀也被人称作“小国大政治家”。
李光耀心里不服气，便用平和但略带挑战的语气对邓小平说了一番话，这番话让邓小平铭记终身。李光耀说，新加坡的华人大多是从中国广东、福建来的一些家无寸土、目不识丁的苦力，我们都是这样一些苦力的后代。反之，你们中国有的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状元，这样的一些人在你们那儿开枝散叶。所以，没有什么新加坡能够做到而中国做不到的。中国一定会做得更好！讲到这里，邓小平沉默了，这个话题也就轻轻带了过去。不过，李光耀后来回忆说，邓小平没有忘记自己的“挑战”。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说，要借鉴新加坡，而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为什么会有这最后的一句？就是因为有前面的背景——李光耀的“挑战”。
回应李光耀的挑战，有必要问政李光耀，以便深入探讨新加坡的治理之道。李光耀对新加坡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不说“新加坡的李光耀”，而是说“李光耀的新加坡”。新加坡政府治理的引人关注之处，就是在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较好地保持了活力和诚实，并将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神话”有如下两种形象说法。其一，人民行动党因党徽有闪电标志而俗称“闪电党”。新加坡人说，闪电不会在同一个地方闪击两次，但是人民行动党这个“闪电党”自1959年在新加坡“闪亮”登场，执掌政权，就一直“闪”到现在，并且还将在一段时间继续“闪亮”下去。用人民行动党自己的话说，它在几十年前“恰似一阵春雷般创造了万象更新的格局之后，就一直扎根在新加坡的土地上，没有离开过”①。其二，在美国，下一届总统选举的时间谁都知道，但谁能当选谁也不知道。在新加坡，下一届大选的时间谁都不知道，因为根据来自于英国的选举制度，执政党可以而且也会根据当时的选民心态，在一定时间范围内随机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大选时间；但是，下一届大选谁能当选谁都知道，一定是长期执政并将继续执政的人民行动党。
不过，上述“神话”在新加坡2011年大选后有所打破。这次大选被认为是新加坡政治的“分水岭”。此前的2010年，新加坡的廉洁状况被“透明国际”排名为世界第一（与另外两个国家并列），其GDP较前一年增长14。5%，名列世界第二。这些成绩的取得，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功不可没。在外人看来，2011年举行大选，人民行动党必定占有优势，取得佳绩。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这次大选中，领导新加坡取得上述成就的人民行动党得票率为60。14%，成为1965年建国以来历次大选的最低；反对党则史无前例地赢得一个集选区，共获6个议席，创下了建国以来反对党赢得议席的最高。
2011年5月7日大选之后的同年8月，新加坡又举行了民选总统的选举。在总统选举中，选民热情持续高涨，并第一次出现多角战。战情的激烈使得在选举中受人民行动党支持的候选人仅以35。19％的得票率当选总统。2012年5月进行的后港补选，原因是该选区新当选的工人党议员因绯闻缠身而最终失去议员资格，导致议席空出。但是，在这场工人党背负“原罪”的补选中，该党仍以62。09%比37。91%的较大优势战胜人民行动党。2012年12月，人民行动党议员、国会议长柏默也因绯闻在身而主动退党和辞去议员职务。相对于工人党处理饶欣龙绯闻的方式，人民行动党的处理方式更为妥善完满。例如，饶欣龙在众所周知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承认自己的绯闻，而柏默则在绯闻尚未公布的情况下，由人民行动党领导人陪同，在记者会上主动向媒体坦陈失误；饶欣龙是被开除出党和免去议员职务，柏默则主动退党和辞去议员职务。柏默担任议员的榜鹅东选区是人民行动党政府经营的首善之区。柏默辞去议席后的2013年1月举行的榜鹅东补选，有一位人民行动党候选人和三位反对党候选人参选。反对党多人参选，按道理会分散其选票，从而有利于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人民行动党候选人毕业于名校新加坡国立大学，职业为医药主任和高级顾问；工人党候选人毕业于义安理工学院，职业是金融机构培训员。前者为典型的精英，反让人感到“离我太远”；后者为普通凡人，但民众视如“邻家姐妹”。包括参选的工人党在内，恐怕都没有想到自己可能大赢。但是，选战结果则是工人党以多出10。81个百分点的选票战胜了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补选的最后一个竞选夜，李显龙总理为本党候选人的竞选群众大会站台，并动情宣告：人民行动党“永远站在人民那一边”。记者事后由衷感叹：人民固然想要“与我站在一边的人（withme）”，但更加想要“像我一样的人（likeme）”。
上述情况表明，新加坡的政治生态已经进入“新常态”（newnormal）：随着选民诉求和心态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安于现状，而要求更多的参与、更大的透明度、更多元性的政治结构以及更多的政治上的制衡。从此，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神话”正在被打破。人们一般相信，在2016年的来届大选，人民行动党虽然还会赢，但可能要输掉比以往更多的议席；而在再往后一两届的大选，人民行动党要赢得胜利就更为困难了。
“新常态”的出现其来有自。它要求人们站在应然的立场，对新加坡的民主发展进行批判性反思。现实中的圆都有不圆之处，没有任何缺口的纯粹的圆，只存在于圆的定义中。同样，现实中的民主都有不够民主之处，没有任何缺陷的纯粹的民主，只存在于民主的理念中。这里，圆的定义或民主的理念，就是它们的“应然”——即应该的样子。一方面，画圆或建设民主，只能在现实中进行；如果容不得一点儿缺口或一丝缺陷，就只能让圆或民主停留在抽象的想象，而不能将其落实为具象的事实。另一方面，画圆或建设民主，又须秉持其应然的定义或理念，并藉此对现实不断给予批判、纠正。唯其如此，才能进而画出日益圆满的圆，建成日臻完善的民主。
2009年8月18日，新加坡官委议员维斯瓦先生在国会发表的有关新加坡公民信约的演讲，就是从应然的高度对新加坡包括民主在内的多个方面进行的一次批判性反思。新加坡公民信约的内容如下：“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维斯瓦认为，由于新加坡有个能干的政府，确保了国家在过去50年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进展，人们因此已对一些更为深刻的非经济课题失去焦点。这些问题就包括人们是否扎根于此、爱国主义、公民自由以及和谐幸福。他说：“如果我们不充分注意这些问题，而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应付诸如经济衰退和创造就业机会等问题上，那么我们可能会落得赢得战役却输了战争的下场。”①
维斯瓦将信约的内容归纳为四大宗旨，并对这些宗旨的题中应有之义一一加以阐释。他从应然的高度批判相对低洼的实然，用定义的纯粹责备存有杂质的现状。例如，信约提醒“我们是新加坡公民”——公民应该享有权利，但是，新加坡直到最近，公民的最大特征只是在选举时能够投票，而且，由于一党独大，反对党往往无力量参选所有选区。在反对党无人参选的选区，人民行动党候选人无须经过选民投票便自动当选。于是，该选区的选民甚至连投票的权利也享受不到。维斯瓦指出：“公民在挑战政府看法时，政府的回应必须要诚恳，而不是施威甚至恐吓一些人，有时又冷酷和傲慢以对。他呼吁执政党及其政府在维护公民权利时，要超越‘有所为而为’的功利境界——即‘不是为了延长执政的寿命’，达到‘无所为而为’的道德境界——即因为‘这么做是对的和应该的’。”①
再如，信约要求“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那就应该消除族群差别或距离，但是，维斯瓦认为，新加坡人民的种族意识却越来越明显，身份证上必须注明自己的族群，不同族群有各自的自助会，人们甚至不能接受一个少数族群出身的总理。让不同族群的人们团结起来的确不容易，但他强调：“我们不能轻易就说我们办不到兼容并蓄。这个集体不是为了什么经济或物质层面的获得，而是基于相信无论我们要从这里出发到什么地方，这个系统都是值得我们信赖的。它非关什么利益分享，而是有一个核心价值是我们共享的。”②可以这样理解，强调“利益分享”是“经济人”的表现，强调“价值共享”是“社会人”的要求。维斯瓦的理想，是要新加坡人超越斤斤计较的“经济人”，成为高尚纯粹的“社会人”。
又如，信约指明“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在维斯瓦看来，“人民的言论自由，一个客观中立的报业和一个真正有效确保向多党制演变的政坛——这些都是民主的根本，是带领迈向进步和繁荣的恒常动力”。但是，维斯瓦说，新加坡“白色恐怖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虽然今天已不多见，但我还是不时遇到有些人说他们敢怒而不敢言，因为他们害怕遭到报复”。维斯瓦承认，“政府已经努力改善这个问题”。但他觉得政府还可以做得更多。“因为恐惧的气氛，无论多么温和，还是会腐蚀我们的认同感和‘生于斯、死于斯’的情怀。政府应该为有人敢站出来提出异议而感到高兴，因为这表示有人对你在乎。”
最后，信约号召“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那么，“快乐永远是最高的目标”。但是，“根据CIA世界现状报告的一些数据，新加坡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高的国家”，“收入差距不可能是件受欢迎的事物，它当然不能促进社会的快乐程度”。维斯瓦接着举例说明：2007年，新加坡理工学院曾对800名年龄介于15至20岁的年轻人进行问卷调查。这些年轻人都在新加坡学校接受教育，并且强制上过国民教育的课程。根据调查，37%的人认为自己不爱国，超过50%的人认为有机会的话会考虑移民。这项调查的结果和许多针对年轻人、年轻在职人士、海外新加坡人和国民服役人员的调查相去不远。其实，时任国务资政的吴作栋对相关问题也有过担忧。他发现，经济腾飞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加坡人的梦想仍停留在5C，即现金（cash）、信用卡（creditcards）、汽车（car）、私人公寓（condominium）和乡村俱乐部会员证（countryclubmembership）。组成上述梦想的元素只有“物件”，而无“心件”（heartware）。吴作栋指出，如果新加坡没有“心件”，“就会沦为一些国人的酒店。如果新加坡是多数国人的酒店，那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因此，维斯瓦认为，新加坡面对的挑战，是国民有多少热忱和向往来当家做主，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过客。他说：“我们需要扪心自问，我们是家‘公司’还是一个国家？如果我们满足于把这里当作一家‘公司’，那么，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证给股东的投资以足够的回报率。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国家，那么我们在量化回报和主要表现指数之外，还要加入以情感为基础的因素，诸如种族与宗教和谐、稳定与幸福。……我们需要风雨与共的情怀，能够在飘摇的日子一起走过。”他呼吁：“我们需要国家信约的原则来支撑和发展这种韧性、坚毅和自立”，并把它“内化成一种信仰”；“我们需要保证国家信约的重要位置，因为唯有它能团结国人”。
听着官委议员维斯瓦以公民信约中的各项原则为基调的慷慨陈词，包括李显龙总理在内的许多国会议员都微微仰起头来，深思着这一严肃的课题，视线就落在国会大厦议事大厅宽阔的天花板上。李光耀在走访多国之后发现，那些将国会大厦建得高大雄伟的国家，其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往往水平低下，与大厦的外观形成巨大反差。因此，新加坡的国会大厦建得一点儿都不高大。不过，坐在议事大厅的座位上抬头仰望，还是能够感觉到大厅顶部的米黄色天花板悬得非常高，就像维斯瓦立意高远的言论，也像一些听者被鼓得很高的情绪。即便在此旁听的记者，其思绪也被维斯瓦的动人话语“带上了天花板，在那里不断盘旋”。
有感于维斯瓦的高调陈词，一段时间以来很少参加国会辩论的李光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自己决定参加辩论，是要把这场辩论带回现实。他指出，当年，由建国元勋拉惹勒南起草的信约内容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ideology)，而是一种“抱负”(aspiration)。李光耀说：“我们实现（抱负）了吗？我不知道。”②它也许永远不能完全实现。当然，李光耀认为，必须不断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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