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精装）_（英）吉尔伯特_9787535483010

不列颠帝国勋章获得者马丁?吉尔伯特爵士，呕心四十载，逐一踏访数十个一战主战场，手握丘吉尔有关一战的私人资料，亲访百位一战将军与老兵，研读数十万份资料、档案、回忆录、信函，与参加过一战的英国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进行了历时长达五年的深入讨论，写就了这部全面深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马恩河战役、伊普尔堑壕战、新沙佩勒之役、加里波利登陆战、凡尔登之战、索姆河反攻、亚眠转折战，马丁?吉尔伯特以一战关键战役为主线串联全书，以层层推进的叙事，扣人心弦地还原了战场上的激烈对抗和帝国统治者与将领们的野心谋略。全书通过一战中还是士兵的希特勒、隆美尔、戈林、罗斯福、戴高乐，一直流亡的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战争伊始就为和平奔走的爱因斯坦等众多独特的视角，勾勒出宏大的时代背景，见证了一战如何影响了一批未来的缔造者们。坦克、飞机、潜艇、航母、速射机枪、野战炮、毒气等大量现代战争武器的成熟运用在本书中也得到完整而清晰的呈现。一战之后，随着帝国瓦解、皇权终结、制度变迁，信仰、道德、价值、艺术也经历了沧桑巨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史》被撒切尔夫人、约翰?梅杰爵士、哈罗德?麦克米伦、哈罗德?威尔逊、托尼?布莱尔、戈登?布朗六位英国首相，跨越二十年一致推荐；并荣获英国《卫报》锡安奖、戴维奖、林德和布拉德利基金会奖。《纽约时报》评其为“权威单卷本第一次世界大战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史》：
　　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政治家、作家、小说家和哲学家都曾反复论及大国间的战争。但很少有人理解与殖民地冒险相对的欧洲之战的本质。已知的只是优势兵力打击遥远、孱弱的敌人时发起的迅猛冲锋，机关炮对阵长矛、巨型海军炮对阵古老火炮的胜利。无论这些冲突对于参与其中的人们而言多么令人胆战心惊，国内的普通大众却丝毫也感受不到这种恐怖。
　　为什么要害怕欧洲爆发战争？就在1914年战争爆发前不久，一名法军上校——1870年德国入侵时只是个十来岁的少年——正听到一群年轻军官为战争的前景而举杯，还为发生冲突的可能而大笑。他提出一个问题，让他们的笑声戛然而止：“那么你们是否认为战争永远欢快，总是滑稽可笑？”他的名字是亨利一菲利普·贝当。在两年后的凡尔登，他将见证20世纪最惨烈的一场军事屠杀。
　　笑声被贝当打断的那些法国军人都继承了法德两国间的世仇，这种仇恨在40多年前的1871年5月11日达到巅峰。就在这一天，德国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天鹅饭店，签下了那份将阿尔萨斯全部和洛林大部割让给德国的协议。这一天，在德占城市梅斯鸣响礼炮庆祝胜利。1931年，英国史学家巴兹尔．利德尔．哈特写道，“在法国耶稣会圣克莱门特学院的教室内，枪炮表达的信息不需诠释。孩子们一跃而起。校长更加冷静地站起身，叫道：‘我的孩子们！’——然后再也说不出别的话，就低下头，双手并拢举在胸前，仿佛是在祷告。这一恐怖时刻的记忆并未从学生们的头脑中抹去。”其中的一个学生就是19岁的费迪南·福煦，他一想到自己尚未参战失败便已降临的事实就恼恨不已。
　　新统一的德国内部并非所有人都对战胜法国心满意足。随着帝国工业实力的增强，德国的其他野心也在蠢蠢欲动。殖民扩张、像英国一样强大的海军、对亚洲穆斯林施加影响，以及在欧洲协调当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等方面的热望，都强化了德国的自卑心态。刚刚于1870年统一的德国，要参与这场谋求力量与影响、帝国与尊重的角逐，似乎已经姗姗来迟。再发动一场战争的需要，以及为打赢这场战争而发展强大军事实力的必要就是退役德国骑兵军官弗雷德里希·冯·伯恩哈迪发表于1912年的著作《德国和下一场战争》一书的结论。1870年，伯恩哈迪作为征服者策马穿行巴黎。在书中，他强调了德国需要发动这场战争，否则就将在这场势力的角逐中败北。“为建立一切自然法则提供基础的自然法则就是，”他写道，“为生存而斗争的法则。”发动战争“有其生物学上的必要性”。比他小40岁的德国士兵们很快就会到战场上验证这一充满信心的理论，并为验证理论而死去。
　　1870年的战争是19世纪欧洲大国之间爆发的最后一场战争。色当一役，双方各有3000名士兵罹难。在随后的法国内战中，超过2．5万名巴黎公社拥护者被处死于巴黎，刽子手是法国人自己。战争及其劫后余波，以这个例子，让其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及其难以预知的、甚至邪恶的后果，为世人所知。1870年后，德、法、比利时和英帝国都曾在海外发动战争、遭遇失败或制造屠杀。拿破仑三世之子帝国亲王就是1879年在伊山德瓦纳战役期间及之后死于祖鲁人之手的数百万名英军士兵之一。1894年，霞飞中校率领一支法军纵队穿过撒哈拉沙漠以征服廷巴克图。在世纪之交，一名德军上校法金汉在多国共同镇压中国义和团的运动中，得到了无情残忍的名声，此时德国皇帝将德军比作匈奴人，说出了一句最终反用于他们自身的话：“正像1000年前的匈奴人在其首领阿提拉率领下赢得的名声令中原人不寒而栗，”他说，“也要让德国之名以这种方式在中国为人所知，使中国人不再敢对德国人轻陧斜视。”
　　在五年之后的英国议会下院，豪斯曼情绪化的警告得到了时年26岁的保守党议员温斯顿-丘吉尔的呼应。丘吉尔在印度、苏丹和布尔战争中久经战阵后，返回伦敦时却听到人们在为一支能与欧洲敌手作战的军队而大声疾呼。“听到议员们，甚至大臣们平静而又口若悬河地谈起欧洲大战时，我时常感到诧异。”1901年5月13日，他刚当选议员三个月后就这样宣称，过去的战争是“小规模职业军人组成的常规军”打的，而在未来，当“广大农民被动员起来被迫彼此作战”时，一场欧洲之战将以“被征服者的毁灭和征服者遭到几乎同样致命的贸易失调和精疲力竭”而告终。
　　丘吉尔警告说，民主将比旧时代的王庭和内阁“更具报复性”，“人民的战争将比国王们的战争更加恐怖”。在十年后的1911年8月9日，正当德国为索取大西洋沿岸海港摩洛哥而煽动起对英法发动一场战争的狂热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就对德国国会提出警告：欧洲战争可能引发革命。人们都笑他杞人忧天，一位议员朝他大喊：“每场战争之后，局面都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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