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著中国史4：中国世界的全盛_姚大中著_9787508089553

《中国世界的全盛》诠释了隋唐帝国确立中国在东亚秩序的轴心地位的历程。

《姚著中国史》是台湾著名历史学者姚大中先生毕生精力创作的著作。本书打破了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民族史的界线，以全新的架构叙述了从远古到清代的中国历史。作者具有罕见的理性概括能力，能从复杂的历史表象中找出脉动的主线，透彻、清晰、具体；引用资料宏富，文笔古雅，带有20世纪30年代钱穆《国史大纲》的叙事风格。一般的中国学者写的中国通史是将中原作为一个核心，一层一层向外看，而这部书则是从匈奴、月氏、日本、朝鲜等向内看，角度新颖，堪称世界史视野下的大历史。

　　历史，今日已系人文科学诸分野的共同基础。
　　我终觉得，传统中国历史的叙述方法与解明方式，对上项需要，尚存有其可待补充处——
　　其一，中国今日的人与地，须包含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则其记录，应该突破传统“东部十八省”的汉族中国范畴。深一层说，中国在世界非为孤立，应该从叙述空间适度再扩大。传统的历史现象说明，于时间上是悬空的，应该拉下到今日人的立场！传统历史偏向于政治史的叙述，但人类活动非限于政治层面，则同时也应该注视当时人的社会、经济生活。还有，今日发达的考古学，应该可以加以利用，以改变传统专凭文献资料的习惯。同样，社会学、地理学等诸学问，又何妨与历史学结合，对历史解明，应该只有帮助，而不致拒斥。
　　其二，研究中国历史，今日已非限中国人自身。本国人笔下的本国史，容易主观而作身在其“内”的环顾，观察自有所局限。外国人置身事外，自上鸟瞰的客观性系其长处，但究竟非中国人，透视深度不够或只见屋顶未及屋内，又或存在先入为主偏见时，便非只遗憾而已。于适切今日时代的历史观点之下，调和中外双方的治学方法与态度，又非不可能办到。
　　基于如上两项构想，乃有这套中国史的撰写。每册分则各自独立，合则成套。
　　走一个新的方向，自不能必其成功与正确。然而，我的动机，原正不过“只开风气”。
　　后语
　　常言道，历史是一面镜子。然而，如果镜面模糊或破碎，反映的已是不明显或不周全的我；如果任令厚积尘埃不加拭抹，便任何面貌都不能反映；再如果镜面乃是变形的哈哈镜，则尤系歪曲历史。
　　于此，如下立场须得站稳：
　　第一，历史的立脚点是今日，须以今日立场说明历史（什么?）与解释历史（为什么?）换言之，今日为枢纽而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否则历史悬空的，不切实际的——有现实的我，才反映镜中的我。
　　第二，相对方面，不能以今日基准批判历史，或以今日教条规范历史，否则将全无是处。时代永远在进步，过去毕竟非由今日复制，今日也必不能比拟未来——现实的我，究与镜中的我有别。
　　人不能十全十美为众所周知，事也兼具其正面、负面因子，历史事件与措置必有需要才存立。只是，任何主义不随时代修正，定必僵化；任何良法美意不能适应时潮，抑且阻挡时潮，定必被淘汰或倒转形成反动。人类历史之初，如无阶级成立，由胼手胝足的劳力者饲养坐享其成的劳心者，文明决无由提升。科举以钻八股死胡同终幕，揭幕时却是敞开平民参与政治大门的高姿态，象征开明与前进。帮会是近代史一大社会力量，不能以今日已代表罪恶与黑暗而抹杀其历史贡献，反过来说，也不能因之曲予原宥而任凭存在，倒退回旧日道路。同一事件的“是”与“非”，必须分别辨明与衡量，混淆与偏颇都是不公平的，犹如镜面的被污损或扭曲，不论有意或无意。
　　中国历史是伟大的，但没落的世家子而尽缅怀昔日荣华，表示的惟是懦弱。知耻庶近乎勇。忘怀历史的民族注定灭亡，顾影自怜或自怨自艾，又或只会自打嘴巴，同样为没出息。这又是后语的赘言。

　　隋唐新汉族与大统一成立
　　隋朝开启大唐三百年历史之门，前导或过渡朝代的性格颇为明朗。隋朝诚然是失败的，炀帝也诚然是失德的亡国之君，朝代自坏非为无因。然而“炀”字系隋唐交代后所谥，《隋书》又是唐初的官修史书，为须辨明。惟其如此，脱出推翻隋朝的唐朝政治立场，或非故意强调其罪恶的话，也可以发现，炀帝同样存在性情可爱的一面，乃与其父文帝极端理智性格相背的感情型人物，此正是《隋书》浮现炀帝放浪面影另一角度的了解，堪注意与《晋书》诸载记与南北朝史书记录的帝王同一范式。南北朝多数统治者兼具善、恶双重性格，南朝君主且是饱学之士，个人智慧特高，炀帝毋宁便偏向于南方型。一部较早期的历史教科书，列数炀帝恶迹所附注语：“隋炀帝集六朝昏主之大成，然其人有特长。史称其好读书著述，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鹰、犬之类，皆为新书，无不精洽。除去猥杂，尚存三万七千余卷（系聚百数学士共著），则学术可谓博矣。又于观文殿为书室十四间，每三间开方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施机，践之则飞仙收幔，厨扉皆开，去则垂闭如故，其技巧亦有过人者”，不难想见其人。炀帝诗文、书法俱优，《隋书》文学传曾录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拟饮马长城窟》等篇名。诗的闻名，且传诵国外，日本圣武天皇御笔缮抄炀帝作品之一《净土诗》，现尚存日本正仓院，《隋书》炀帝纪也未吝言其人“美姿仪，好学书属文，沉深严重，朝野属望”。
　　炀帝自身且以晋王时代统率水陆大军平陈，留镇江都的因缘，非只结束个人生命之地便在江都，也铸定一生便是个南方文化爱好者，日常生活深染江南习俗与爱用吴语。统一政治必需的祥和气氛，以及中国南北统一时代，北方—政治、南方—文化的调和征兆，都已初现。惟其如此，中国自隋朝实现再统一固已瓜熟蒂落。
　　唐朝初期直结隋朝，隋朝又便是前期唐朝的历史性格，至为明晰。以均田制为基盘的支配组织与周密的中央集权新政治制度所支持国家机能，推行到包括原南朝领土的中国全域，法律体制整备，全国性整理地方行政区划与行政体制，重建西京、东京两都而创中国计划都市之始，予南北朝学术、文学以集大成的文化事业展开，宗教的保护，突厥降伏，汉族直辖领土伸入新疆范畴，西域与东南亚、南洋方面的国力大发展，中国文明之光耀目四射，而文化内涵要素又相对广泛国际化，唐朝傲视历史的世界性大事业诸分野，堪注意均自隋朝发轫而一体化。特别关于：其一，南北朝世族政治特权被剥夺，九品中正法退潮而“科举”官吏登用制度萌芽，铸定自此一千三百年中国政治人才选拔准则，系自隋文帝而创始；其二，与秦朝大长城工事同系人类文明伟大表征之一，人力所制造世界最长距离交通大动脉，今日的南北大运河原型，又便自博有恶名的隋炀帝而实现。虽然，以其系牺牲役丁数字过巨，甚且动员了妇女才开凿完成，向被历史界与营建东都新洛阳城并太多离宫同列，归纳为恶政事实的举证，但大运河的利用，对中国南北经济调和与物资流通的嘉惠迄今，也必须承认。
　　外国历史界研究中国史，态度原较客观，却于隋唐创业，往往落入东西洋史民族大移动与蛮族入侵为同一公式的主观意识，概认北朝诸朝代系“胡”系，隋朝传承出自北朝系统，所以怀疑杨坚乃是汉化鲜卑人，理由系以杨坚之父杨忠于北魏分裂了的西魏时代，一度赋有“普六茹”的鲜卑姓，情况与唐朝开国君主李渊之祖，与杨忠同时代也同等高官的李虎一度姓“大野”，正相仿佛，唐朝系谱因之也被疑出自鲜卑。实则，此等人物与其指为汉化的鲜卑人，不如谓之鲜卑化了的汉人，《隋书》、《唐书》两高祖纪都曾明言，普六茹氏、大野氏均宇文泰时代对汉裔功臣的赐姓。
　　为何一时突又出现反汉化运动的原因，从北魏分解东、西魏时的形势容易了然，便是：关中的西魏鲜汉联合政权成立，形式固仍鲜主汉从，力量的鲜卑弱势，却反较东魏所蜕化汉主鲜从的北齐明显，汉裔实力者赐与鲜卑姓，动机无非在加重鲜卑系精神分量。宇文泰智囊团领袖汉人苏绰创制著名的府兵制，内涵汉族实质而外貌反采用鲜卑汉化前早期的八部大人遗制，无非同一意味。却是，任何意识上的迁就或反抗，都已无可违拗“鲜卑”族名词从历史上退隐的现实走向，尤其北齐向北周合流后的北朝，汉裔主导全然明朗化，回复汉族中国的时机注定成熟，而有结局的隋朝成立。
　　历史的轨道上，北朝上承五胡十六国，拓跋部领导的鲜卑系诸部族移住长城以内，已系投入“中国”范围非汉族诸集团的最后一波巨潮。北魏朝代建设，对连续数世纪的胡人汉化运动也具有总结意味，特别是五世纪末孝文帝的时代，而堪注意，孝文帝生母、祖母便均系汉人，早年摄政的嫡祖母，北魏史上一大女杰的冯太皇太后，也是。至此阶段，已非仅禁胡服、胡语法令断行而已，胡姓改定汉姓乃为必然，籍贯改系所居住郡县，等于意识上向汉族认同的正式宣告。因之北魏分裂之初，西魏一度返还胡姓的反动政策，难挽既倒狂澜乃是意料中事。北周成立，一切立即复旧，返回北魏孝文帝的轨迹，而且已等于广泛的北魏所谓“北族”死亡善后料理性质。
　　胡汉文化、血统混合，朝往汉化的大方向固至鲜明，但进程中汉人胡妻，以及倒反的生活习俗方面若干程度胡化，其不可避免也容易想见。惟其如此，连锁反覆出现的任何胡汉联合政权，外貌仅有胡主汉从抑汉主胡从之别，本质则一，过程中帝王系原汉人抑原胡人（鲜卑人）？意义上已无关重要。重要在嬗变的结局：第一，结束北朝历史的最终主导者是汉人父系杨氏；第二，并合南朝而统一的汉族中国再现，又便自汉裔世族杨氏建设的隋朝；第三，接替隋朝，稳固再统一基盘与光大统一事业的唐朝，续由汉裔世族李氏所创造，而有新汉族与新的汉族中国实至名归诞生与壮大。
　　便在如此北朝貌“胡”实“汉”或貌“汉”实“胡”的父系、母系血统相互又不断渗合，中国统一重现后又加入南朝汉人血统的状况下，到唐朝向稳定建设再统一的汉族中国之途迈进时，凡历史上进入汉族“中国”范围的所有胡人，或者鲜卑人汉化浪潮中所谓的北族，已一概了无踪影。汉族中国全域惟一的民族已只是“汉族”，却又已非早期或秦汉时代汉族，而是注入了新生命、新活力的新汉族。世界文化史上高评价的中国文明，也以中国新的朝代、新的汉族成长，而以更成熟、更进步的姿貌展现于全世界人类眼前。
　　八至十世纪的东方世界
　　一部日本历史著作记述：“宽平六年（纪元８９４年）遣唐使停止，日本透视世界之窗固已关闭，中国也终究失却日本”。事实上，非只日本，所有前此蒙受中国文明的德泽庇护，或以宗主—属国关系平衡国际秩序的中国周围诸民族，相与都于约略同时期，对中国断绝了关系。此一现象，说明的正是大唐世界帝国解体。
　　大唐——东方太阳之国的阳光淡灭，威容俯临东方世界的国际统一体纽带崩裂，而巍然巨人颓倒，国内、外事情为相对应，步调也相同。申言之，世界帝国从繁荣走向下坡，东方世界变貌，起点都须置之八世纪中安史之乱，而系唐朝内政变化的外延。
　　北方突厥自六世纪中的中国南北朝之末强大，建设东起兴安岭，西及咸海的北亚细亚大版图统一游牧国家后，隋朝利用其分裂时机，征服据有内、外蒙古的东突厥，也对伊犁地方为中心的西突厥怀柔成功。形势转换入七世纪唐朝时，太宗灭东突厥，高宗灭西突厥，八世纪中突厥确定性覆亡而政治体瓦解，
　　蒙古高原由原突厥系统中新兴崛起而制霸的回纥，接替为统治天地。建立北方领导势力后的回纥又因参预平定中原安禄山之乱，与唐朝间前后连结兄弟、舅甥、父子三阶段关系，而屹立为大唐世界帝国后期最重要的加盟国家。却是，唐朝已必须向回纥承诺每年无偿给付绢二万匹的代价，以及应其要求互市，另以马匹交易大数量的绢，才得换取可汗的忠诚，又听任其贪婪中国物资的获得而舍外蒙古本据南移内蒙古，唐朝对属国约束力大为减弱也已可知。容忍回纥的再一重大原因，也是唐朝制造当回纥下方，亦即唐朝自身西方位置的吐蕃间，两“大”势力的均衡，相互牵制抗争以解消吐蕃对唐朝压力的外交运用。
　　吐蕃自七世纪初统一汉族中国领土以西的西藏高原，便以舅甥关系的成立，加入为唐朝世界帝国一成员，履行其国际义务，王玄策便宜动员其国军队征伐印度是有名的事例。唐朝高宗时代，弃宗弄赞死后当国权臣对外扩张，侵略吐谷浑（青海）得手，势力伸向新疆，一度攻占安西四镇而仍被唐朝回复。
　　但安史乱起，吐蕃气焰终于获得机缘大升，趁唐朝西北边境军队调入内地平乱，防卫空虚的间隙，一举并合甘肃河西之地，唐朝却已无力回复。乱后德宗建中四年（纪元７８３年）与穆宗长庆元年（纪元８２１年）的两次缔结和约会盟，使从来的双方关系一变，站立到对等立场，名、实俱已脱离中国世界。唐朝制衡独立不再接受领导的吐蕃，力量也惟有依恃北方新兴势力回纥，西方如日之升，接收了唐朝中亚细亚支配权的阿拉伯大食，以及从吐蕃东南或唐朝自身西南方面，汉朝一度收入版图而其后又已放弃的云南、贵州之地，提携富有发达潜力的现住民藏缅系部族南诏，建立大包围形势。对吐蕃的围堵战略是成功的，压迫吐蕃对外侵略到达限界时，内乱频发，吐蕃势力渐渐衰落。
　　大变局以安史之乱而展开，固系唐朝社会基础已发生破绽，浮面却长期沉湎于太平盛世安适生活所育成政治懈怠与社会惰性的矛盾滋长，不能肆应安史之乱大冲击的突发为主要原因，另一原因又是马匹问题。南方沼泽地带作战可以降低骑兵重要性，黄河大平原与北方沙漠边缘，马匹却是战场决胜的绝对条件。安史之乱马匹损失殆尽，平乱自惟恃保有庞大强力骑兵部队的回纥与其他游牧化异民族。乱后回纥以马易绢要挟也便针对此一弱点，相对意义，又是唐朝战斗力已被操纵在回纥之手，此其一。其二，与回纥交换所得却均为无用马匹，而面对大陆东、北、西三方面，又都是马为基本生存手段的民族，一旦战争，唐朝制胜希望注定极微。这应是安史乱后唐朝势力不得不自中国域外各个方位后退，而依凭主要已以熟练又雄大的外交魄力，才继续维持世界帝国面貌于不堕的直接原因。
　　汉族中国域外与唐朝世界帝国域内，继起的大变化在东方发生。东方中国世界最早出现新生力尚系唐朝盛世，通古斯系靺鞨种族联合被唐朝灭亡的高句丽遗民，八世纪前半已于今日中国东北中部辉发河流域立国，自称震国，得玄宗册封渤海郡王（开元元年，纪元７３１年）而改以渤海为国号。但其意义，毋宁与朝鲜半岛新罗同等存立为大唐世界帝国最忠实政治一员，另外再加日本，共同代表中国世界内，吸收中国文化成熟最堪夸傲的三个国家。
　　唐朝倾覆前后，陪伴系亚洲局势一连串的波动，波动特形强烈地区便在东方。史学界曾以“为大唐帝国殉死的小唐帝国”形容，唐朝中国延长型的三个小中国，无一不追随唐朝灭亡而国内发生大变故：纪元九一八年，朝鲜半岛高丽立国，十七年后灭新罗统一半岛。纪元九二六年，契丹并灭渤海。纪元九三九年，日本平将门之乱勃兴，自称“新皇”。
　　然而，此非汉族中国域外中国文化的传与受，都已发生阻碍或后退之谓，相反的续在增长，契丹或辽，便是后起特以中国文化立国享盛誉的范例。契丹原是中国世界一员，文化上的汉化虽曾长期停滞，却素具渊源，跃进期立国号、年号，称皇帝，热心输入中国制度而迎头赶上，自为顺理成章。然而，学习中国文化的精神，契丹已一变，文字系其表征。契丹文字，与突厥、回纥、吐蕃等文字的非汉式系统迥异，仍是汉字基础，却也避免直接移用汉字、汉文为其自身文字，乃依据汉字方式、原理，制成独立的自国文字，已非传统性格的纯粹是中国文化移植，以及中国文化忠实的模仿者，系有能力加以消化的意味。此与日本同时期也已作出假名文字似乎仿佛，但日本仅日常生活中使用假名文字，正式场合包括官文书与史书撰定，仍然全用纯正汉字与汉文，契丹文字却是真正的国字，毋宁乃为进步。
　　西夏切割汉族中国领土独立，而最后复归汉族中国为领土的一部分，与西夏历史轨迹相同，结局却不同的例子是今日越南。唐朝安南都护改设节度使，时间须迟至南诏侵扰交州以后，五代十国时代属南汉版图而汉人节度使的传统一变，开始代表了土豪势力抬头。已同入中国内地藩镇割据模式的交州，于中国总结五代时代的宋朝消灭南汉政权前三年，已自南汉治下节度使独立，国号大瞿越，正式展开越南自主历史第一页，时为宋太祖开宝元年与纪元九六八年，自此确定脱离中国主权统治。惟其如此，中国历史上两次大分裂期间，每一次都有领土边际的过分突出部分，于分裂形势展开后，以地理位置特殊而未能随中国再统一回复原状。第一次是五胡乱华期的极东方朝鲜半岛，第二次便是五代十国时代的极南方越南，这是唐朝覆亡与其世界帝国崩坏的永久性影响之一。
　　摩尼教保护者游牧回纥丧失北亚细亚霸权，大规模向西移动，通过准噶尔盆地定着伊犁河谷与中亚细亚，重新发展其大势力支配圈时，开始接触回教文化，渐渐信仰上改宗回教，也因十世纪中所建政权的全有帕米尔高原东、西之地，而在各个沃洲上，改变其生活形态为农耕文明化。同一期间，八世纪西突厥倾覆后留住中亚细亚以北诸种族，也已向南播迁，在回教世界中纷纷抬头与回教化。突厥系的各个政权自此在中亚细亚相继成立，十一世纪又完成突厥人一扫西亚细亚、小亚细亚之势。相对的回纥人方面，则势力退出中亚细亚而席卷新疆塔里木盆地，分布到天山以南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周围全域，人种、文化博览会性格与佛教温床的古代新疆面貌，由是一变，净化为突厥化、回教化，最早铸定回教维吾尔（回纥）人为主要居民的今日新疆人文。向由印欧语族与西方系雅利安白色人种分布的中亚细亚，也便以回纥人亡命移住行动的决定性契机，同血缘突厥人压倒性大移动，而今日所见中亚细亚系黄肤色北方系突厥诸种族天地的历史性转变成立，西洋著作中乃有土耳其斯坦，意即土耳其人所居住土地的名词出现与惯用，这又是唐朝覆亡与其世界帝国崩坏的永久性影响之二。
　　《辽史》于“廿二史”成立的时代已列正史，所以辽朝也被承认为中国正统朝代。虽然纪元九四六年末至翌年初，辽主入汴京君临中国的时间至为短暂，其余时间领有中国农耕文明世界的部分，限于燕云十六州与勃兴期最早占领的辽河流域，而汉族中国未以支配地域广狭问题否定其朝代地位，中国修史态度的客观，立场的公正，可以显见。堪注意的，起源自北方草原系统的民族，在汉族中国北方成立政权，虽然早自四至五世纪五胡十六国以迄南北朝北朝的场合均然，辽朝的性格却与此等朝代迥异，也自辽朝开端而以后所有发源于北方异民族的汉族中国朝代，均已脱离早期朝代轨迹。南北朝北朝以前，都是异民族以投降形式被允诺移住汉族中国文明地带，在汉族中国领土上与汉族混居，受本格的汉族文化同化已成熟阶层，以及至少第二代后裔时，追随汉族自身的建国运动而建国，所以，本质上，此等国家或朝代的历史，仍是汉族中国的，仅此等建国者留有原异民族祖先系谱为残存痕迹。辽朝已非是，尽管以往也早已蒙受中国文化培育，居住地则始终立于汉族中国域外，系自外而来，用武力征服所建立的汉族中国朝代，简言之，征服朝代。以后，十二世纪时灭亡辽朝而广大支配黄河流域全域的金朝，以及十三世纪时灭金又灭宋的蒙古人元朝，接连都是征服朝代，且是规模愈到以后愈大的征服现象。而无论于中国史或东亚史都是划期性转折的征服朝代最早出现，便是十世纪中国混乱期的契丹或辽，这又是唐朝灭亡与其世界帝国崩坏的永久性影响之三。
　　所以，唐朝坏灭时巨大影响东亚世界的历史意义，固于今日的亚洲史学界间尚多不同观点，而呈各具见解的状态，譬如，以唐朝统制力衰退而契丹人崛起建设辽国，其性格的理论上解释，以及越南立场的越南独立史实剖析等，都是。但唐朝之为包含了东亚诸民族共同形成的世界帝国，因而其崩坏也是东亚世界全体的变貌，非仅汉族中国社会自身划期的变革而已，则历史界一般意见，都是一致的，也都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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