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著中国史3：南方的奋起_姚大中著_9787508089539

《南方的奋起》描绘了历史的曲线——正统朝代南移与北方民族大融合，熔炼、孕育着一个新帝国。

《姚著中国史》是台湾著名历史学者姚大中先生毕生精力创作的著作。本书打破了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民族史的界线，以全新的架构叙述了从远古到清代的中国历史。作者具有罕见的理性概括能力，能从复杂的历史表象中找出脉动的主线，透彻、清晰、具体；引用资料宏富，文笔古雅，带有20世纪30年代钱穆《国史大纲》的叙事风格。一般的中国学者写的中国通史是将中原作为一个核心，一层一层向外看，而这部书则是从匈奴、月氏、日本、朝鲜等向内看，角度新颖，堪称世界史视野下的大历史。

　　前言
　　历史，今日已系人文科学诸分野的共同基础。
　　我终觉得，传统中国历史的叙述方法与解明方式，对上项需要，尚存有其可待补充处——
　　其一，中国今日的人与地，须包含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则其记录，应该突破传统“东部十八省”的汉族中国范畴。深一层说，中国在世界非为孤立，应该从叙述空间适度再扩大。传统的历史现象说明，于时间上是悬空的，应该拉下到今日人的立场！传统历史偏向于政治史的叙述，但人类活动非限于政治层面，则同时也应该注视当时人的社会、经济生活。还有，今日发达的考古学，应该可以加以利用，以改变传统专凭文献资料的习惯。同样，社会学、地理学等诸学问，又何妨与历史学结合，对历史解明，应该只有帮助，而不致拒斥。
　　其二，研究中国历史，今日已非限中国人自身。本国人笔下的本国史，容易主观而作身在其“内”的环顾，观察自有所局限。外国人置身事外，自上鸟瞰的客观性系其长处，但究竟非中国人，透视深度不够或只见屋顶未及屋内，又或存在先入为主偏见时，便非只遗憾而已。于适切今日时代的历史观点之下，调和中外双方的治学方法与态度，又非不可能办到。
　　基于如上两项构想，乃有这套中国史的撰写。每册分则各自独立，合则成套。
　　走一个新的方向，自不能必其成功与正确。然而，我的动机，原正不过“只开风气”。
　　后语
　　常言道，历史是一面镜子。然而，如果镜面模糊或破碎，反映的已是不明显或不周全的我；如果任令厚积尘埃不加拭抹，便任何面貌都不能反映；再如果镜面乃是变形的哈哈镜，则尤系歪曲历史。
　　于此，如下立场须得站稳：
　　第一，历史的立脚点是今日，须以今日立场说明历史（什么?）与解释历史（为什么?）换言之，今日为枢纽而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否则历史悬空的，不切实际的——有现实的我，才反映镜中的我。
　　第二，相对方面，不能以今日基准批判历史，或以今日教条规范历史，否则将全无是处。时代永远在进步，过去毕竟非由今日复制，今日也必不能比拟未来——现实的我，究与镜中的我有别。
　　人不能十全十美为众所周知，事也兼具其正面、负面因子，历史事件与措置必有需要才存立。只是，任何主义不随时代修正，定必僵化；任何良法美意不能适应时潮，抑且阻挡时潮，定必被淘汰或倒转形成反动。人类历史之初，如无阶级成立，由胼手胝足的劳力者饲养坐享其成的劳心者，文明决无由提升。科举以钻八股死胡同终幕，揭幕时却是敞开平民参与政治大门的高姿态，象征开明与前进。帮会是近代史一大社会力量，不能以今日已代表罪恶与黑暗而抹杀其历史贡献，反过来说，也不能因之曲予原宥而任凭存在，倒退回旧日道路。同一事件的“是”与“非”，必须分别辨明与衡量，混淆与偏颇都是不公平的，犹如镜面的被污损或扭曲，不论有意或无意。
　　中国历史是伟大的，但没落的世家子而尽缅怀昔日荣华，表示的惟是懦弱。知耻庶近乎勇。忘怀历史的民族注定灭亡，顾影自怜或自怨自艾，又或只会自打嘴巴，同样为没出息。这又是后语的赘言。

　　五胡十六国连锁反应建国运动
　　三、四世纪之交晋朝社会混乱情况，可谓便是二世纪后半后汉末年的重演。八王纷争内乱造成劳动人口不足，灌溉网与防洪公共设施事业被大规模破坏，土地放弃，城市与乡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农民反抗情绪激化，以及各地农民、流民演化为盗贼蜂起事态的展开，都属相似。显著差异，端在混乱激流中“五胡乱华”局面的形成。
　　然而，“五胡”特有的非汉族因素固值得重视，他们的早已文明化，以及便因愿意汉化而自后汉以来三百年间陆续被允许移住汉族领土，以向汉人学习文明而渐渐蜕变其游牧特质转向农耕的背景，仍须辨别。他们受同时期先已爆发的汉人叛乱影响而叛乱，以及与汉人不满现实者汇合，毋宁又便受汉人鼓励，系向汉人学习的意义。依此了解，五胡乱华的“外族”色彩便不宜夸大或强调。正确而言，他们的叛乱行动，与同一时期的汉人盗贼应属同一形态，乃是中国领土上的“中国”人民内政，较之“入侵”，性格迥然不同。一个明显的比较，如果前汉呼韩邪单于以前，匈奴自草原占领长城以内，才堪称外族入侵，五胡时代已不符合如此条件。抑且，四世纪如不发生五胡乱华或五胡十六国事态，汉族自身类似汉末群雄割据或三国分立的局面，仍会出现。
　　东自辽河流域，西至天山与哈萨克斯坦草原，北起贝加尔湖与南西伯利亚森林地带，南迄西藏高原的此一广大地域内，自古都属从事游牧诸种族的活动天地。游牧民族以家畜的饲牧为主要生产手段，也以羊、山羊、马、牛、骆驼等家畜为社会财富准则，往往恃其强大骑兵的机动力，急速集中攻击力向周围农耕地带文明国家突袭与掠夺战利品。汉朝统一国家形成初期，便时时遭受强盛的欧亚大陆游牧民族东方盟主匈奴侵略。纪元前二世纪后半汉朝对匈奴的连续性大征伐与前一世纪中呼韩邪单于降伏，大敌匈奴才被压制臣服，而具有匈奴整族救济性的长城线以南移住最早经验。后汉立国与匈奴分裂，一世纪中，立于汉朝保护之下的南匈奴便援引旧例，获准越过长城线进入汉族中国领域，被分配以鄂多尔斯地方或绥远省，以及山西省北部为移住地，以与汉人杂居。
　　今日经济史、农业史的常识，以牧畜为主生业，通常所称的游牧民族，原非不知农业，待移住并定居农耕地域，必然因适应新环境而主要生活方式转向从事农业，南匈奴便是历史上特为著名的例子。他们一方面随定居时间而人口自然繁殖。另一方面，长城线以外的匈奴人仍在不断向内移住，于是新居住地益益发展到拥有山西省的汾水盆地沃地。其时，进入长城的匈奴人以美稷地方为新的活动中心，远隔沙漠与草原环境，食粮丰富，深一层容易浴于汉族高文化的日光中，传统游牧素质脱落。早期移住内地时尚能维持的固有氏族制，也正渐渐发生变化。到三世纪初曹操专政时代，单于制度终于倒塌，而分五部实行自治，匈奴固有社会组织的最后残余痕迹拭尽。在此一百多年汉族环境中生长的匈奴人新生代，上层阶级的汉化倾向尤为强烈，他们因与汉族通婚混血而姓名改变汉式，也几乎都感染汉族上层文化人的优异教养，深通汉族古典文学。所以，届抵汉末魏初，所谓“匈奴人”，实则残余的仅已一个名词，依五部自治的权利才显现其异于汉族的独特性，差别也仅止于此。
　　汉朝方面，后汉边郡人口原较前汉为少，一世纪中以后匈奴人被准许移住边郡，亦即基于补充汉人居民不足的理由。迨二世纪中国连遭羌祸与黄巾前后的战乱，西北并州汉族人口愈益锐减，早期被准许进入汉族中国领土的游牧民族或胡人非只匈奴，西方边境同种异类的氐、羌，又是另一庞大系统，安置地在甘肃、陕西方面。匈奴以东则通古斯东胡系乌桓，被移住于今日河北、热河、辽宁一带。三世纪初曹操扑灭袁氏势力，追随袁氏的乌桓遭受曹操毁灭性打击，“胡汉二十余万口”全数被勒令南迁内地后，原依长城线与乌桓分居长城内外的外缘同种族鲜卑，又自长城外南移，接替了东北边境乌桓原居住位置。鲜卑种族于其时发达为替代匈奴种族的北方民族主流，系历史一大划期，一世纪南匈奴的进入长城，其内蒙古故居地也以位于长城外东侧的鲜卑人向西移动，渐渐接收了内蒙古全域。到移住长城线以内的匈奴人自早期移住地绥远与山西省北部南移，再循一世纪后同一轨迹，内蒙古鲜卑人又继续南向填补，而铸定自东向西，整条长城线内外均由鲜卑种族分布的形态。此由《三国志》魏志鲜卑传可获明显了解。
　　汉末与魏、晋之间或纪元三世纪时，胡人内徙的愈益蔚为潮流为值得重视的现象。所以然原因，仍系后汉政策的继续，由于战乱中与战乱后填补大量流失的汉族人民所需要，而出诸政府奖励。群雄割据与三国时代彼此所争夺的标的，非限土地，也在包含了胡人在内的人口。泛胡族不断内徙与定居地不断向南伸展的结果，三世纪中所见，陕西渭水流域与山西汾河流域间广大地域，亦即逼近国都洛阳以北与以西，都形成华夷杂居状态。
　　三世纪时中国北方边境地带胡人大移动潮流展开之受政府鼓励，以及政府对移住者表示欢迎，自以为得计的心情，不难从晋朝初年一位胡人厌恶者的对策中见出：“自魏氏以来，夷虏内附，鲜有桀悍侵渔之患。由是边守遂怠，彰塞不设。而令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晋书》阮种传）同时期相类似，且预言一时之利必将于未来招来祸患的言论，尚有如：“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本邓艾（三国时魏国灭蜀统帅）苟欲取一时之利，不虑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晋书》傅玄传上疏）以杂居内地胡族适时全数遣返原住地特具代表性的主张，系惠帝初年的江统《徙戎论》。
　　如上这些少数意见的当时未被重视，汉族历史家以及受其影响的今日外国历史界，几乎都感到惋惜。事实上，三世纪开放政策是否错误？很不容易断言。而且，和平时代如能延续，生活于汉族领土上的胡人定必愈益加大、加深其文明化或汉化，此一推想也必须认定。所以，持平之论，错误不在开放政策，而是政治、经济环境不能保持稳定。于此，晋朝皇室与上层阶级腐化与野心引发的激烈内乱，便难辞其咎。
　　相对方面，三世纪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间尽管存在胡人厌恶者，“五胡乱华”展开，须注意却未附带民族意识，也绝无任何一“胡”附带民族意识，或者以此号召。其时胡人生活于汉人间的状况，与今日台湾山地同胞颇为相似，今日山胞诚然仍残留若干象征性固有文化，保有部族名称与一部分纯粹血统，但汉式教育水平，以及与汉族同系“中国人”的意识，则已向汉族看齐而合一。以今仿古，同样适用于五胡时代。尽管山胞—汉族（今日），戎—晋（五胡时代）都仍保留民族分际，却彼此共同自承为中国人。惟其如此，所谓五胡乱华，他们反抗的动机与目的，与汉人盗贼可谓无异，与外国历史家喜爱指为外族入侵的解释，距离尤远。
　　对五胡乱华与他们展开的“五胡十六国”连锁反应建国运动上限的设定，一般解说以晋惠帝永兴元年（纪元３０４年）匈奴刘渊于山西建国称“汉”为起点。实则其前已有四川李特（氐族）与湖北张昌（义阳蛮）的独立例子。
　　刘渊出身于匈奴贵族家庭，以及八王之战期间担任主角之一成都王颖高级军官屯骑校尉、冠军将军与参丞相府军事的经历，虽较李特、张昌仅只州郡低职，家世、地位高下有别，但彼此间同具参与汉族政治的实际经验相同。刘渊另一身份匈奴自治组织领袖，则以左部都尉留置洛阳侍子而于晋武帝末年继其父任左部都尉，惠帝初进五部大都督，封侯，坐事免职。然后，于镇守河南、河北两省交界处邺城的成都王颖得志时期再起。纪元三〇四年，刘渊以调发匈奴部队助颖而离邺返还山西省中部离石（今山西省离石县）自族领导中心，未及归邺，颖已败，刘渊便被人口急激增殖的匈奴自族推举为全族性大单于。
　　同年，于离石县北左国城，向晋朝宣布独立，称王。并且自认便是汉朝刘氏后裔，尊汉高帝、光武帝与蜀汉昭烈帝为“三祖”，上蜀汉后主谥号怀帝，而其自身帝系便直接继承“怀帝”，所建立国家的国号因此又便是“汉”。以后第六年刘渊死，其子刘聪杀兄自立后，便连续演出洛阳、长安相继失守而怀、愍两帝被俘的晋朝大悲剧。刘渊集团自始便以联合匈奴自族与汉人为构成要素。其事业开展的助力，也未脱出八王之祸所形成广幅度汉族难民潮，以及所谓盗贼的范畴。换言之，晋朝以天灾与皇族战乱，造成黄河流域的普遍疲敝，逼迫危险性的流民化汉人贫民层激变，才使晋朝政权发生动摇，匈奴胡人不过因势利导。
　　相反的解释，也可谓汉人危险势力利用了胡人，此由刘渊政治、军事的指导者系为汉人陈元达，石勒也对赵郡名族张宾敬重为事业发展的灵魂人物可知。胡—汉合流而形式表现为胡主汉从，理由与汉族自身间投奔豪族接受庇护，正复相同。而胡人领袖于汉族领土上特具的部族自治权，也正与豪族对郡县政治的抗拒力背景一致。胡—汉合流趋向非自其时而始，早自二世纪末汉朝动乱期间已见端倪。《后汉书》乌桓传：“时幽、冀吏人，奔乌桓者十万余户；”《三国志》魏志梁习传：“时（献帝建安中）承高幹荒乱之余，胡狄（匈奴）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三国志》魏志鲜卑传：“（鲜卑轲比能）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都是说明。换言之，如同倒向豪族，乃是人民逃避痛苦现实无可选择时的选择。此一趋向，至四世纪初“八王之乱”展开而愈益加大。流入胡族现象的特堪注意者，此时期主对象已是最后移住汉族中国领土，移住范围特广而战斗力又特强的鲜卑。
　　鲜卑人最初跨越长城线到达中国郡县建置之内，须迟至汉朝末年，以被消灭的乌桓族接班人姿态，被允许留住中国东北境辽河流域。但以与汉族政府建立隶属关系特为亲密，尤其至魏晋时代，因之汉化或文明化的速度也特为惊人。而堪注意，此期间鲜卑族获得魏晋政府宠任与优待的原因，便基于军事上的协力。
　　匈奴叛乱者从刘渊发展到刘聪时代，沦陷区虽然不断扩大，北方局势尚未险恶到绝望境地，仍然残留颇多自由区在晋朝将领手中，此从劝进表具名人职衔容易明了。可惜，如上列名汉人多不过投机分子与观望者，对司马氏朝廷虚与委蛇表示姿态的野心家、割据者而已。特立独行，强烈显现其中流砥柱性格，战斗意志特为旺盛的真诚忠贞伟人，厥惟在太原孤军奋斗与发动此次联名劝进的刘琨。而以刘琨为团结中心所结集的力量，又便是鲜卑部族。此一情况，与前此王浚似乎相仿，但两人人格与对国家的责任心，迥然相异。
　　北方局势注定在太多的汉族将领败类手中恶化，鲜卑族的政治伦理究竟也不能保证。劝进表中拓跋部未见列名，便因上一年（纪元３１６年）猗卢之死而拓跋部鲜卑内乱式微。刘琨失却其拓跋部最大支援，不得不在匈奴人势力压迫下放弃太原据点，向东转进，会合段匹准备展开大反攻，呈上劝进表便是其时之事。第二年太兴元年（纪元３１８年），司马睿在江南登位皇帝，悲剧不幸立即演出，已无意于北方事业而以偏安江南为满足的东晋当权王氏家族，竟授意段匹加害刘琨。这位自由北方精神领袖之死，北方汉—胡自由阵线抗拒敌人的意志完全崩溃，局势于是急转直下。刘琨被牺牲的同一年，刘聪亡故，匈奴汉国内讧而归位于刘渊疏族侄辈，与石勒、王弥同为建国三大支柱，当时镇守长安的刘曜。次年（纪元３１９年），刘曜改国号为“赵”，定都长安。因并灭王弥而愈益强大的东方石勒，于同年背叛刘曜独立，以其本据地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县）为国都，建立另一个“赵”国，历史界以前—赵国通同其前身刘汉称“前赵”，后一赵国则“后赵”，以资区别
　　独立后的后赵，年间先后消灭段匹鲜卑与一应清扫北方的晋朝残余势力，剥夺东晋靠北的边缘领土。至纪元三二九年，又完成前赵的并合。领土东起于海，西及甘肃东部，北至绥远，南有淮河流域与汉水流域，北方中国的大半已尽行立于后赵胡—汉联合政权支配之下。
　　石勒时代，是十六国前期最开朗的时代。石勒的坦诚、大度、能征询意见与接受意见，都是吸引汉人人才向心合作与赢得地方豪族拥护的最大精神资本。同时，五胡胡—汉联合政权汉人指导者的产生决定性影响力，后赵张宾也是特为闻名的代表性例子之一。石勒河北经营与选择襄国为大事业据点，便都出自张宾强力主张。张宾去世以前，于石勒初起时代“专居中总事”，独立后“专总朝政”，对后赵立国的贡献已毋待赘词。此一国家，国都自石勒去世，其侄石虎嗣位而移至原先曹操的大本营邺（纪元３３５年）。
　　五胡乱华发展至此，后赵与长江以南司马氏东晋、四川李氏成国，三国鼎立并存的形势，几乎已是半个多世纪前魏、蜀，吴三国分立再现，分界线也相似。只是，石氏后赵之于北方，不能如曹魏的据有中国北方全域，东北与西北两地区，已由名义上立于东晋支配之下，而过渡到各别的独立局面。
　　纪元三四九年后赵石虎之死，诸子因争立而自相残杀的结果，爆发了冉闵大流血事件。冉闵是汉人，少年时以战火中孤儿被石勒俘虏，而命石虎收养为子。至石虎在位期间，冉闵之为后赵最煊赫将领，地位已与石虎的在石勒时期相同。邺都内乱与统治阶级间猜忌矛盾激化，终局变质为种族仇恨如《晋书》石季龙（虎）载记所记录：“（闵）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羯人整族性被恐怖虐杀的末日一幕，可能是四世纪五胡乱华期最疯狂、最残忍的演出。冉闵血手大屠杀下，于次年（纪元３５０年）自登帝位，国号“魏”，而人间大悲剧仍续上演。
　　石氏残余势力被彻底歼灭前对冉闵激烈的垂死挣扎，也创下汉人“诸将士死者十余万人”惨酷记录。再次年，国家终于在无人性的此攻彼杀下灭亡。中原无政府、无秩序的大混乱局面，已如《晋书》石季龙载记附冉闵传所载：“贼盗蜂起，司冀大饥，人相食。（闵）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便是说，包含汉、胡的人民反流亡潮冲击形成四世纪五十年代突发性中心事态。五胡乱华的以后发展，堪注意便由此导源。
　　前后约三个世纪的五胡时代与南北朝，历程各占其半。特堪注目，除南方汉人政权之外，北方无论五胡或北朝，国家领导性格全呈现胡—汉联合政权，可强烈显示，尤其前一阶段频繁的国家兴亡时代，特为明显。此一时代中，胡人建国固必以得到汉人支持为基本，汉人建国同以结合胡人力量为条件，换言之，无论胡人—汉人间主从关系如何，胡—汉携手的形态则一。“五胡十六国”中汉人政权也同被“胡”的观念所概括，正代表了四世纪连锁反应建国运动的共通特色。而“胡人”转移至汉族领土的时间固有久暂，其以立于汉族领土，并与汉族混居、通婚而久已汉化的现象则无不同。移住的实质，也便以放弃自身游牧传统而愿意汉化为前提。民族意识因之随自身固有的社会组织、经济与文化形态发生根本上变化，早与汉族混同为“中国人”。建国期间，又对社会、经济、文化更高境界的汉式政治获得经验，同时，混乱局面下原已仅余民族名词的诸种族间不断以及加大迁徙混血，“中国人”思想也直接向“汉人”范畴转变。经过北朝稳定推进血统定型的阶段，到隋唐完成中国南北再统一时，一个崭新的、满孕了充分新生命力的新汉族，也便是以原汉族为主流，注入了历史上所有进入汉族中国与愿意汉化的原游牧诸种族血液的更生汉族，陪伴在中国历史上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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