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布鲁诺·拉图尔的一部讲稿。所谓盖娅假说（Gaiahypothesis），是1960至1970年代，由发明家兼化学家洛夫洛克（JamesLovelock）所提出，他认为地球表面的生物圈与环境构成了能自我调节的演化系统。有别于达尔文主义，洛夫洛克认为生命除了适应，也有调整环境的能力。拉图尔利用这个假说的概念，阐述了气候在全球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在气候变暖已经威胁到人类生活的今天，人类应该如何与自然、与地球取得和平共处。他大胆地打破了旧有的哲学观念，以自然和人类文化的融合又

美国的环境政策复杂多变，是公共政策和政治学等领域的前沿研究热点。本书试图解释的核心困惑是，面对不同的环境议题，为什么美国政策的动态特征有明显不同？具体而言，环境后果的地理分布如何改变美国的政策倾向？这种变化背后的原因和机制是什么？本书提出了解释美国环境政策动态特征及其机制的理论框架，并运用案例比较研究法和过程追踪法对其进行检验。研究的成果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从阐释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内涵和路径出发，全面分析了已有相关研究及我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政策，并以区域、城市、产业园区、行业等为案例开展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效果评估。本书认为，应从环境、经济、社会、国际四个维度理解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我国减污降碳具有较大协同增效潜力，需进一步完善政策，切实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

对于什么是环境史，不同学者有不同称谓和不同解释。国内学界大体有三种意见：一称“环境史”，二称“生态史”，还有称“生态环境史”。不同称谓有着不同的解释角度。习惯上多称之为“环境史”。对环境史不能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作为一门学科的环境史兴起于美国，她以生态危机和生态学为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这一点在学界有较多共识。“环境史”简言之就是对历史进行“生态阐释”或“生态分析”，可称其为“历史研究的生态取向”。具体地说，就是将生态理念引入历史研究，将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纳入到包括文化和自然在内的更大系统

本书从企业互动视角对中国环境政策的微观资源配置效应进行理论和和实证研究。首先，构建一个包含企业研发、规模调整、市场进入退出的数理模型，推导环境政策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其次，基于1998-2010年工业企业数据，采用动态OP生产率分解方法测算资源配置效应，并以“十一五”期间中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计划为政策试验，实证检验环境政策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和微观机制。理论研究主要发现，环境政策影响企业研发、生产规模和进入退出，产生资源配置效应并决定加总生产率增长，且不同的政策措施引起的资源配置效应也不同。实证研究

中国目前缺乏一个系统和全面的环境政策评估框架，以帮助决策者更好地通过政策评估进行“政策学习”，而这正是本书旨在填补的空白领域。通过回顾国内外政策评估框架相关文献，本书认为悉尼大学教授麦康奈尔（McConnell）提出的政策评估框架具有在中国情境下应用的潜力。麦康奈尔框架是一个系统和全面的框架，跨越计划、执行和政治三个领域。在清晰定义政策成功和政策失败的基础上，麦康奈尔教授进一步提出了一套衡量政策成功或失败程度的指标体系。 然而，这个框架和相关指标体系没有经过测试，其对中国的环境政策的适用性值得考

亚洲的历史是由水域塑造的历史。在《奔腾不息：雨、河、岸、海与亚洲历史的塑造》一书中，历史学家苏尼尔·阿姆瑞斯通过亚洲的雨水、河流、海岸和海洋的故事，以及试图控制它们的气象观测员、工程师和农民的故事，重新审视了亚洲的历史。从印度的角度来看，他展示了对水的梦想和恐惧如何塑造了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的愿景，激发了人们通过水坝和水泵重塑自然的努力，并扭转了国家内外的紧张关系，为读者思考亚洲历史进程提供了新的视野和启发。

本书是一部关于白令陆桥——从俄罗斯到加拿大的北极陆地和海域——的综合性历史著作。作者通过讲述该地域动物和矿产资源的历史，揭示了19世纪以来人类在这片极北之地所开启的一场极具现代意识形态的试验，以及人类如何将这一偏远地区的生态财富转化为经济增长与国家力量的过程。

2021年，四川省环境政策研究与规划院深入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环境经济形势分析、环境法治与体制、碳达峰路径研究、绿色发展研究、流域治理与耕地保护、大气污染防治和应对气候变化等研究领域，积极调研分析，形成了一批政策研究专报、调研报告、学术论文、媒体刊发，部分研究成果被有关政府部门采纳运用。为进一步加强研究成果共享、推动成果转化，四川省环境政策研究与规划院对这些优秀成果进行了汇编整理，集结成书，共收录62篇文章。

本书以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华北根据地为探讨范围，包括陕甘宁边区、冀鲁豫、晋绥、山东等根据地为空间，涵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十多年的时间，重点关注了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在战争背景下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改造情况、与自然抗争情况，诸如改造地貌环境抗战打击敌寇、改善自然环境减缓水土流失、改善人居环境保持生态平衡、改善城乡环境保障群众健康等，进而认为党在根据地的这些举措和实践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政策措施的出台提供了经验，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生态环境理念的重要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