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经受考验_[英] 阿诺德·汤因比著；王毅译_9787208135659

　　本书是汤因比在20世纪中期一系列有关文明与现实间关系的文章结集，表现出了他对人类命运一如既往的强烈关怀。如果说汤因比认为在时空间中不可逆转的运动——人类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在某个限度内可以被理解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实世界成为他此刻文明史观的言说背景。在本书中，汤因比的这种现实关怀与历史哲学在二战后的相遇，挑战与应对的结果，就是他一再强调的“世界政府”与“高级宗教”，他寄希望于人类不同文明能够借此握手，觉悟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必须找到合适的和平相处的方式，保持活力，继续发展，悲天悯人的情怀跃然纸上。

　　总序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是20世纪英国标志性的历史学家之一，也是20世纪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杰出代表。

　　20世纪在人类编年史上是个较为特殊的世纪。科技突飞猛进，物质生活条件持续改善，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但人类不同利益集团在自身发展道路上的选择冲突也空前激烈：风起云涌的革命与反革命，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此起彼伏的大规模战争，特别是空前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似乎预示资本主义文明末日的来临。如何概括这一尖锐对立的二元时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霍布斯鲍姆称之为“极端的年代”)，狄更斯的文学描述用到这里颇为贴切：“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面对巨大的乱象，处于涡旋中心的欧洲人一度迷茫困惑、不知所措甚至绝望，比任何时候都更急切地需要有人给出合理的解释和希望，汤因比正是因应时代需求和期待而出现的思考者之一。

　　除了时代需求，个人因素对汤因比历史观的理解也不可忽视。他曾经谈到过这一点，认为欲了解他的思想，不只需考虑社会历史条件，还需考虑他的个人背景。他对课题的选择、论证的切入角度、论据的收集与取舍、讨论的角度和深度以及史实陈述和价值陈述所用的话语，具有与个人成长环境密切相关的鲜明个性。因此，阅读汤因比，既不能忽略他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也不能忽略其生活经验、师承关系等个人条件。

　　汤因比生在伦敦一个知识分子家族。其祖父是医生，毕生致力于利他主义的慈善事业。汤因比悲天悯人的慈悲之心与此或许有一定关联。汤因比的父亲在茶叶进出口公司和慈善机构作职员，患有精神疾病。汤因比自陈他几次受到忧郁症的折磨，认为是从父亲那里遗传下来的。他的叔父是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但对他的学术旨趣具有直接甚至决定性影响的人是他的叔祖父哈利·汤因比和他的母亲萨拉·E.马歇尔。

　　汤因比的叔祖父哈利·汤因比担任过东印度公司一条商船的船长，有关他去印度和中国航行的传奇故事曾使小汤因比激动不已，他关于异域民族的豁达认识对汤因比后来破除西方中心论和形成文化平等观念具有启示意义。汤因比的母亲萨拉·E.马歇尔是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历史专业的学生，后来成为英国小有名气的历史学家。她每天晚上在小汤因比临睡前都要给他讲历史故事，引起他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使他产生出要当一位历史家的理想。汤因比曾反思道：“为什么我是一个历史学家，而不是一个哲学家或物理学家呢？这同我喝茶和喝咖啡不加糖是同样的道理。这两种习惯的形成都是幼年时从我母亲那里学来的。”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欧洲孩子，古典文字和文学是普通教育的必修课，所以他7岁开始学拉丁文，8岁学希腊文，古典文字识读是他的童子功。加之他聪慧好学、接受能力强，学习成绩和道德表现优异，于1902年入英国名校温彻斯特公学。五年后获得奖学金，入牛津大学巴利奥学院深造，主修古典文献学和希腊罗马历史。大学毕业后他留学院任教(1912年)，担任古希腊罗马史教师。他的治学能力和潜力显然得到了院方认可。

　　对于古典历史和文化素养与个人学术思想与成就的关系，汤因比有自己的解释。他说：“这种传统教育颇为有益，接受过这种教育的人不会有文化沙文主义的弊端。一个受过希腊文化熏陶的西方人容易避免把西方基督教世界视为尽善尽美的错误，他在分析当代西方社会背景提出的历史问题时会求助于作为他的精神家园的希腊圣贤。” 汤因比著，郭小凌、王皖强等译：《历史研究》，第937页。所以他认为：“对于任何一个想成为历史学家的人，尤其是对于出生在现代的人来说，古典教育都是一种无价的恩惠。” 这无疑是经验之谈。遍数19世纪与20世纪前半叶的西方出色思想家，他们无不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化素养，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古典教育的精华在于培养良好的伦理与智慧、批判与审美精神以及逻辑的思维方法。正是古典历史与文化素养赋予汤因比博大的胸襟和广阔的视域。在他构建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宏观框架时，他熟悉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作为一种基本模式就在情在理了。

　　在牛津大学正式任教之前，汤因比曾去英国设在希腊雅典的考古学院进修两年。此间他走访了希腊和意大利的许多古代遗址，深化了他对古典历史与文化的认识，促使他产生了古代与现代不仅相通而且共时的思想。例如1912年5月23日，他身处米斯特拉城堡的顶端，向东眺望古代斯巴达谷地，远眺爱琴文明时期的迈锡尼遗址。他油然而生了这样一种联想：“虽然梅尼莱昂的迈锡尼宫殿早在公元前12世纪就被摧毁，米斯特拉城堡是在公元1249年建造的，二者间隔了24个世纪，但中世纪米斯特拉城堡的法国领土与迈锡尼时代梅尼莱昂的希腊贵族却有相通之处。” 他因此首次生出对古今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的冲动。

　　两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汤因比在讲授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时，顿悟到历史事件的共同性，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带给他的感受，在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修昔底德早已感受过了。尽管这两个事件距离两千多年之远，但却具有相似的意义，标志西方历史和希腊历史的转折点。他说：“这使我确信了维科的直觉：这两个文明的历史虽然不处在一个时代，但它们是平行的，是可以比较的。这种信念促使我从维科的两个文明的比较扩展到所有文明的比较研究。” 这种历史比较的想法基于历史事物具有共性，这也是历史规律论的理论基础。维科在《新科学》一书中早已论证过它的合理性，这就是世界各民族不约而同地形成一些相同的文化范畴，如宗教崇拜、婚丧礼仪。这种历史比较方法一旦产生，便成为汤因比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贯穿他的一生。

　　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使年轻的汤因比不能安于坐大学的冷板凳。他不顾妻子的反对，积极报名参战。并于1915年进入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司工作，参与战争宣传活动。他的学术方向也从古代转移到当代国际政治，曾撰文谴责土耳其和德国的战争罪行。之后汤因比任外交部研究处主任，撰写过有关中东和中亚地区的政策分析报告。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他以英国代表团团员身份出席列强坐地分赃的巴黎和会，拓展了他的国际政治视野。随后他返回大学任教，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捡起了老本行，讲授近现代希腊语言文学和历史及拜占庭史。然而1921年希腊土耳其战争爆发，他再次从大学出走，成为《曼彻斯特卫报》记者，赴战争前线采访。战争结束后他撰述的《希腊和土耳其的西方问题》(The Western Question in Greece and Turkey)一书问世，广受好评。他在书中采用同代人记写同代事和夹叙夹议的传统西方史学写法，把希腊与土耳其的战争看作是西方外交政策和西方思想尤其是民族观念作用的结果。1924年，汤因比任职于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通常称作查塔姆研究所)，负责每年一期的《国际事务概览》的组稿与编辑工作。1925年，他还受聘担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史教授，第三次在大学执教，并一直到1955年以功勋教授名衔退休。这是一段勤于笔耕、著述甚丰的时期，也是他功成名就的时期。

　　退休后的汤因比作为和平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继续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他思想偏向欧洲左翼，反对美国的侵越战争，谴责以色列的中东政策，抨击南非的种族歧视。晚年他仍致力于宣传世界和平，思考人类的命运。他于1975年10月22日病逝，享年86岁。

　　英国哲学家罗素高度评价汤因比的思想成就，认为20世纪人们对史书的兴趣大为衰减，原因之一是伟大的历史著作不多，但汤因比是个例外，“他的作品的规模之宏伟，堪与前人的天才作品媲美” 。罗素是智者，比汤因比年长十多岁，大体可看作是汤因比的同代人。他赞赏汤因比似有惺惺相惜的意思。但他说20世纪缺乏伟大的历史家却未免言之过甚。江山代有才人出，美国史家迈克尔·朗于2011年论及汤因比时曾列举比尔德、布罗代尔、柯林伍德等一批大史家。但汤因比无疑在20世纪西方史学史的巨匠中属于给人留下最深印记的人之列。他著作等身，粗略统计，他已出版的大小书籍至少有80部(本)，可列一个长长的书单。在病逝前(1975年)，他还完成了另一部终极关怀的力作《人类与大地母亲》。除了书籍和小册子，他著有大量论文、评述，仅他的著作的外文译本的语种便多达三十余种。这套中译本汤因比著作集收录了其中六部，在数量上仅及他的全部著述的百分之一二。所以迈克尔·朗指出：汤因比“大概是世界上读者最多、译本最多且被议论最多的学者” 。

　　当然，我们知道，一个人著述众多并不意味每本书或每篇文章都是珠玑，只是意味作者的勤奋。一个人一生能有一两部经得起时光检验的代表作，一部著作中有一两章写得颇为精彩，一篇文章中有几行字耐人咀嚼，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对汤因比的作品亦应作如是观。尽管他著作等身，但真正给他带来国际声誉并载入史学史和思想史的是他的12卷本大作《历史研究》(1934—1961)。

　　这部著作的写作初始于1921年(拟出大纲)，1954年第10卷杀青，全书的文化形态史观已成完整系统。1959和1961年，汤因比又分别增补了第11卷《历史地图集和地名汇编》、第12卷《重新评估》，可谓四十年磨一剑。由于篇幅过大，普及不易，汤因比于1972年亲自删繁就简，把《历史研究》缩编成一册插图本。这样算起来，这部代表作倾注了他大半生的心血。但他的这一成果得到广泛承认却要早得多。1947年，在《历史研究》仅出版了前6卷的情况下，美国《时代》杂志便选择汤因比作为封面人物，证明这部著作的影响已经越出了国界。当时媒体给出评论的十分高，赞誉汤因比是未来的先知，在学界一时无二。也因此，汤因比不时出现在欧美大学的讲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并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完成了《历史研究》后几卷的写作。

　　当评析汤因比的思想成就时，虽然应承认他的先天聪慧、后天努力与经历波动的综合作用，但也不可忽略他个人的痛苦经验。汤因比经历过两次婚姻。他与第一位妻子有三个孩子，但两人最终分手。他一个儿子自杀，为此痛苦不堪的汤因比开始祈求上帝的仁慈和宽恕。他在自己的著作里对宗教的作用有那么多论述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从史学史的角度看，人生多苦并非坏事，因为杰出的史家有很多经历过肉体和心灵的痛苦，譬如欧洲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波里比乌斯、吉本、布洛赫等，中国的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范晔等。汤因比思想中始终具有一种深沉的宗教情怀和心灵深思，与个人经历的不幸不能说全无干系。

　　关于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讨论的文化形态史观，中外史学界已有很多评述，包括一些批评。这里仅做一简要的介绍。研究历史选择以何种方法入手，也就是以何种理论来带动自己的历史研究很重要。比如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实证主义或客观主义，再如在实证方法基础上的从社会经济和社会存在入手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文化形态切入的文明史观，从社会体系入手的世界体系理论，从思想观念入手的历史唯心主义，不一而足。

　　汤因比选择了文明史观，他认为研究历史应首先明确可以入手的历史单位，用他的话说就是一个“可加以认识的历史研究领域”，一个“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在他看来这样的单位就是“文明”。他把文明定义为社会形态，并非如一般人所认为的“文化形态”。这样的社会形态不只包括文化，还包括政治和经济，只是文化在这种社会形态中具有特殊功能，它是区分或辨识不同文明形态的基本标记。为什么文化是而政治和经济不是？汤因比有他的解释，即政治和经济易变化不定，而文化则相对稳定。

　　用文化作文明的标记也有麻烦，因为文化范畴过于宽泛。汤因比认为宗教在文化中所起的作用最大，所以他把宗教挑出来作为分辨文明差异的尺度。这种做法与他先前的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做法是相似的，表明他与斯宾格勒的继承关系。但汤因比也有自己的“变异”。不仅他明确定义他笔下的文明形态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共同体，而且他的文明是开放式的，文明的交流可以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历史后果，甚至产生新的文明。再者，他和斯宾格勒一样彻底否定启蒙时代以来流行的文明统一论和西方中心论。他解释西方中心论不过是西方人因自己的文明在物质方面取得的暂时优势所产生的错觉罢了。博丹、黑格尔等人的东方不变论和人类进步是单一直线发展的认识也都是西方的错觉。

　　在确定了自己的切入点之后，汤因比便展开了有关文明各种样本的系统论证。他首先归纳出26个文明样本，其中21个被他定为正常文明，5个定为停滞不前的文明。正常的文明之间多有亲缘关系，亦即他所说的“母体”和“子体”纽带。他特别申明，所有文明样本都是等值的，没有孰优孰劣。如果从短暂的文明史与数十万年的人类史(实际是数百万年)相比，所有文明其实都处于同一时代，他用英文词contemporary来指代这一历史分期。比照任何理想的标准，任何文明都没有资格看不起其他文明。

　　在这一基本解释的基础上，汤因比系统地阐释各个文明均需服从的历史规律，即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四阶段衔接的因果关系是“挑战”和“应战”的对立统一关系。挑战一方和应战一方实际上是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这个对子在修辞上的一种表述。汤因比借用《圣经》中亚当、夏娃受到毒蛇挑战来比喻外部因素的刺激改变了主体原有完美状态的例子，说明挑战与迎战之间的关系。文明的起源正是这种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汤因比归纳了五类挑战或刺激的形式：(1)困难地方的刺激；(2)新地方的刺激；(3)打击的刺激；(4)压力的刺激；(5)遭遇不幸的刺激。一种文明起源可能出自对一种或数种刺激的成功反应，迎战成功则文明生，否则就不幸夭折，或流产或停滞不前。一种挑战要激起成功的应战，还有个限度，就是必须“适度”，强度太大或太小了都不适宜。总之，文明的起源并不简单。起源之后的成长也同样艰难，成长本身就是挑战。上述五类停滞的文明就是对起源的挑战成功回应，却因耗尽了所有精神力量，被迫通过发展专业化的某种技能和等级制永恒地对付同一种挑战，结果造成文明的停滞。因此，文明的成长是不断回应新挑战并取得成功的过程。如果在过程中的某个环节发生迎战失败的断裂，文明随时有可能转入衰落的轨道。这也许可以用来解释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现代化的陷阱。

　　这就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一种文明在成长的旅途上为何有可能中道而废？汤因比的解释是能否遇到具有非凡天赋的“超人”或天才是关键。换言之，汤因比同众多西方思想家一样是英雄史观的拥趸。汤因比认为，挑战尽管是对一个文明社会的全体成员而言，但应战者却不是每个社会成员，因为不是所有社会成员都能意识到这种挑战。只有社会中的杰出人物才具有这样的自觉和自决。他们通过一种“退隐和复出”的过程，获得灵感和启示，实现思想的升华，然后通过社会性的军事训练方式，把广大缺乏创造力的普通群众变成自己的追随者，率领他们不断战胜挑战，实现文明的成长。他认为佛陀等就是这样的“超人”。但这样的“超人”的基因和染色体不能传给后人。少数具有创造力的精英在成为领袖和统治者以后，可能腐化变质，沉醉于享乐，丧失原有的进取心，陶醉于自己以往取得的功业，陶醉于自己创造的组织、技能，崇拜自己的军事行为等，用汤因比的比喻就是“依着桨叶歇息”。于是“超人”便丧失了创造活力，失去了民众的信任。事情还有另一方面：缺乏创造力的平民只限于机械模仿，他们做不到主动和自决，始终达不到“超人”的境界。他们受统治者用习俗和惯例的束缚，他们的模仿行为不能推动文明的发展，反而成了发展的绊脚石。当统治精英因失去创造能力、不再被广大民众当作模仿对象，反而因强制和压迫站在民众的对立面时，民众就和统治者离心离德，原有的社会因而开始解体，再也不能对不断袭来的挑战进行适当的回应，文明便进入衰落阶段。

　　但汤因比认为业已沦入衰落阶段的文明未必一定或立即解体，它可能陷入衰落后的停滞，即他所称的“僵化”。倘若僵化文明状态下的少数统治者仍然不能对接踵而来的挑战进行成功的应战，那么它就面临一个必然命运，亦即已经积聚起巨大能量的挑战索性把这个无能的文明彻底毁灭，这就是文明的解体。解体的基本表现是社会分裂为三种成员：(1)少数统治者，从原先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人转化而来，现在已经丧失了对群众的感召力，但又不愿放弃既得利益；(2)内部无产者，广大与少数统治者离心离德的群众，他们身处这一文明，心却不属于它，这些人创造了统一教会与统治者的国家相抗衡；(3)外部无产者，生活在该文明社会周边并曾接受其影响的各民族，同样不满少数统治者的政权，他们形成一个外部军事集团。这三大社会分裂意味社会躯体的分裂，但更加严重的是躯体内部的灵魂分裂，这是所有分裂的依据。面对末世，人们采取不同的应对态度，或自暴自弃、自我克制，或逃避责任、自愿殉道，或迷恋过去、幻想未来之类。这种社会分裂的危机对大多数人而言是无法克服的挑战，但也会激起另一些具有远见卓识和精神勇气的杰出人物来积极应战。他们尽自己所能全力参与到更伟大的创造活动当中，其创造的成果就是旧文明解体、新文明诞生。

　　他归纳的26个文明样本，大多数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剩余部分也面临着解体的威胁，其中包括西方文明。这并不奇怪。汤因比以及给了他很大启示的斯宾格勒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斯宾格勒也因此对西方文明的未来很不看好。但汤因比与斯宾格勒的宿命观有所区别，他认为那些灭亡的文明并非注定要死亡，任何文明在衰落过程中都有凤凰涅槃、浴火再生的机会。这就是如果有人能重新点燃创造性的火焰，比如不断改良，就能够获得新生。他把激活衰败的文明或促使文明重生的希望寄托于宗教。他相信宗教对维持文明的关键作用，认为是文明生机的源泉。在他看来，没有对宗教的信仰，就会带来文明的崩溃和更替。

　　汤因比晚年的忧患意识进一步加深。两大阵营对峙所带来的核战争危险，生态环境的恶化，方兴未艾的能源危机，西方社会内部的各种隐患等文明衰败现象，深深地困扰着他，使他更强烈地关注人类的未来命运。然而，他仍然坚定地认为，虽然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应战是必要的，但摆脱困境的最终出路还是在于宗教。

　　从史学思想史的角度看，可以把汤因比看作是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最后一位卓越代表。汤因比在世时，西方史学理论的中心已经转移，从对史学客体的普遍概括(规律、形态、阶段、进步、演化等)向与史学主体认识有关的命题(史学的本质、历史的客观性、可认识性、史学与科学的关系、历史解释的性质与方式等)转变。思辨的历史哲学如同汤因比对文明历程的描述一样，在经历了二百五十多年的起源、成长甚至繁荣之后，在20世纪后半叶走向衰落。是否在不远的将来还会重生？让我们拭目以待。但在目前阶段，西方史家与西方自然科学对客观规律的理解保持一致，汲取了一个世纪以来规律崇拜所带来的负面经验和教训，不再力求把史实镶嵌到一个定理式的模型里，不再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包罗万象的终极性解释，而把注意力转移到所谓批判或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研究对象上来。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宛若万花筒般令人眼花缭乱的当代史学风景画中，在一个整体上快速变化并因而普遍尚新厌旧的时代，集中出版一位几十年前的英国人的著作，还有什么阅读的意义呢？我想唯一的答案就是鉴往识今。因为在我们经历和即将经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三个维度之间，现在稍纵即逝，将来难以预知，唯一不变的、稳定的就是过去。这里的过去自然是指客观的、一次性过去的过去，也就是客观的历史。过去的创造者和我们属于同一物种——智人，他们是我们的父老乡亲，具有同样的人性和智力。因此他们的历史实践与我们的历史实践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他们对于社会人生、世界历史的思考不管有多大差异，有多少漏洞，都是我们认识现在和未来的思想来源和基本依据。这正是汤因比的著作在世界各地依然拥有不少读者，即使在英语世界之外也受到广泛欢迎的原因。

　　我们看到，今天世界面临的挑战并不比过去少，汤因比对文明解体提出的警告并没有过时，他的挑战和应战的术语也已融入西方的语言王国之中，成为人们的常用词汇。他的理论仍旧为人类反思自身的历史提供着一种具有参考价值的解释，我们不难在他的理论框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恐怕是汤因比最重大的史学贡献，也是我们今天仍需要他的著作的原因所在。

　　郭小凌

　　2016年3月，京师园

　　国际展望

　　当我比较两次战争的后果时，我看到一些明显的相似之处，但有一个十分突出的不同。上一次，我们相信1914年至1918年战争是一场可怕但并不重要的中断——理性文明的历史进步道路上的干扰。我们将它视为一场事故，如同一次铁路撞车或一场地震。我们刚刚埋葬了死者，清理了残骸，就想象我们可以过上舒服的太平无事的日子，这种生活在当时被认为是必然如此的，好像这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人类这一代中那个格外享有特权的小小部分——西方民主工业化国家的中产阶级们，就这样认为。相比这下，这一次我们却清醒地认识到了战争行动的结束并不是故事的结束。

　　今天，在美国人、加拿大人、我们自己、我们的欧洲邻居和俄罗斯人(由这个夏天我在巴黎对俄罗斯人的一瞥来看，我得说我们可以以己推人地相当准确地估计俄罗斯人的感受)之中，在世界各地，引发了这种忧虑的问题是什么？

　　我告诉你们我个人的看法，如同你们将要看到，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看法。我个人相信，这个可怕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而且我还相信这也不是世界是否会在不久的未来走向政治统一的问题。我相信这是，而且我想事实也是，我最为引发争议的一个认定，但我只是讲出自己由衷所想的东西。我相信，不管怎样，世界都将在不久的将来走向政治统一，这是一个预料之中必然发生的事情(哪怕你们仅仅只考虑两件事情：我们现在的相互依赖程度和我们现在武器的致命程度。将这两点放在一起考虑，我看不出来你们如何能得出任何其他的结论)。我觉得，今天有一个巨大而可怕的政治问题：世界是否很快走向政治统一，这不是问题；这种快速的统一会有两种选择方式，究竟会是哪一种，这才是问题。

　　那种老式而令人不愉快的一轮轮持续战争打到痛苦结束时，一个生存下来的大国“击倒”了它尚存的最后一个竞争者，用征服把和平加于世界。公元前1世纪时希腊—罗马世界就是以这种方式被罗马强行统一，公元前3世纪时远东世界也是以这种方式被罗马式的秦国所统一。然后，对于一种合作性的世界政府我们也有了新的试验。不，这并不太新，因为曾有过要找到一种合作方式来解决那些麻烦的尝试，但这些尝试失败了，那些麻烦事实上是由强加的“罗马和平”和“中国和平”而结束。然而，在我们这一代中，我们自己对这种较为愉快的解决方案的追求已经坚决得多和自觉得多，所以我们也几乎可以将此视为新的出发点了。我们在这上面的最早尝试是“国联” ，我们的第二个尝试是联合国组织。显然，在一片基本上未知的土地上，我们开始了一种极为困难的政治开创性事业。如果这个事业的确成功了——哪怕仅仅只是使我们逃出了“击倒对方的最后一拳”这样的重复循环，也能够为人类开辟崭新的前景，一种我们做各种文明尝试的这五六千年中从未见过的新前景。

　　看了看我们未来的希望微光之后，如果我们不去注意我们的目标与我们现在所处位置之间这条道路的漫长和艰险，那我们就陷入了一个傻瓜的美梦。除非我们充分考虑到那些“击倒对方的最后一拳”的不利现实情况，否则我们是不可能成功避免它的。

　　我们必须与之斗争的这些不利情况，首先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代人有生之年的时间长度内，那些具有最大物质实力——我们单以战争实力来衡量——的大国的数量可以依次从八个排到两个。今天，在赤裸裸的实力政治的竞技场上，唯有美国和苏联虎视眈眈地对峙着。再来一场世界大战，可能就只有唯一的一个大国留存下来，以征服者强制实施它命令的这种老方式给予这个世界政治统一。

　　具有最大物质实力的大国数量令人吃惊地快速减少，这是因为生活的物质衡量标准突然跃升，于是就使英国和法国这样规模的国家在与苏联和美国这样规模的国家相比之下矮化了。这样一种突然跃升以前在历史上发生过。在四五百年之前，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这种规模的城邦也被突然出现的英国和法国这种规模的国家所矮化。

　　无疑，因美国和苏联而导致的欧洲国家的矮化，不管怎样在时间过程中都会发生。我得说，这是晚近开辟北美和俄罗斯广阔空间不可避免的最终结果，是更为晚近的西欧实验室发明的技术方法被用来大规模开发它们那些地方的资源的结果。不过，这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所用的时间原可能长达百年，但两次世界大战累积起来的效应却将百年压缩成为它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如果变化没有这样加速的话，那就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能会让所有各方有时间让自己多多少少不太痛苦地适应它。由于两次战争加速的结果，它就变成了一次革命过程，让所有各方都陷入窘境。

　　对于欧洲观察家而言，认识到一点很重要(如同一个人在美国亲身观察时会认识到的)：物质力量的这种加速转移，从欧洲内圈那些较古老的国家转移到美洲和亚洲外圈的较年轻国家，对于美国人来说，其窘迫之感也如同我们一样。对于他们相对无忧无虑的19世纪，美国人是很怀念的。与此同时，他们较之1914年至1918年战争之后的自身或我们，更清楚而普遍地认识到，再也不可能把时钟拨回到那个舒服的战前时光了。尽管他们很不喜欢这种阴郁的前景，但他们知道现在必须置身于这个世界之中了。他们正面对着自己历史中这并不想要的新章节，想到将会叫他们到希腊和土耳其，以及如总统所警告的还会接踵而来的其他外国去做的技术和经济方面的事情，他们尚有一种不甚乐观的信心；然而，当他们被提醒人不能单靠面包活着，要想在非西方的国家中让西方标准的民主成功地适应那里的环境——他们干预这些国家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将不得不既卷入经济也卷入政治，他们表达了某种沮丧。对那些国家的政治犯进行甄别，让这些国家的政府释放那些应该得到自由的人？确保这些国家的警察从一个镇压党派政府的政治敌手机构转变为一个保护国民之自由的机构？在这些国家的法庭上带来相应的改革？如果你对今天的美国人说这些，告诉他们一旦让自己卷入这些国家，就不可能不去尝试这些政治追求，他们会惊呼美国不会命令国民到海外去做这种事情。

　　到政治落后的外国去承受政治责任，这种不易在美国人的头脑中突然唤起了对大英帝国之未来的关注。我得说，如同绝大多数场合中人们的绝大多数感受一样，这种关注部分是利己的，部分是公正的。美国人头脑中的利己考虑是这样一种前景：如果大英帝国会崩溃，那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政治真空，比起希腊和土耳其这样的无主地带要危险得多，为了阻止苏联，美国发现自己被迫进入其中。就在美国人认为大英帝国已处在清偿债务之时，他们意识到了大英帝国的存在给他们带来了方便。然而，美国人这种新近激起的对大英帝国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无私和热心的。我想，美国对不列颠帝国主义的谴责传统是与一种无意识的假设相伴的——不论好坏，大英帝国是世界上建立起来的永久制度之一；现在，美国人确实相信大英帝国已濒临绝境，他们开始遗憾自己政治视野中如此突出、如此熟悉的这个事物马上就要消失，并意识到大英帝国为世界所做的那些服务，当他们把这些服务的持续视为理所当然时，他们对此是不看重和几乎不注意的。

　　1946年至1947年冬天，美国对大英帝国态度的突然变化，是美国对当前事态解读的结果。与此同时，有两个事实在冲击美国的想象：一个是英国民族遭受的物质苦难，另一个是1948年联合王国政府做出的撤出印度的明确决定。将这二者放在一起，这些事实就使美国人产生了大英帝国已经“贫困潦倒”的印象，而美国评论家们又以他们那种追求轰动的方式，将大英帝国从1783年以来的全部演变压缩成了一个突发事件，与此同时又假设这种变化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如同绝大多数美国人所认为的那样，联合王国是突然变得十分虚弱，再也不能靠武力来保持帝国了，他们之中看来很少有人认识到英国在失去13个北美殖民地的事件中已经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并且从那以后一直努力从中汲取教训。

　　在一些美国人无知的头脑中有这样一种印象：英王乔治三世的帝国在昨天之前一直没有改变地存在着，今天突然就破碎了。然而，不管美国人的这种想法对我们会显得多么离谱，对于英国人来说倒并不一定令人吃惊。对碰巧不在我们成年经历之中的事情，我们全都倾向于不加批判不经修正地记住一些我们童年时期教给我们的粗糙和愚蠢的观念。比如，曾经有过或现在还有这样的英国学童传说，说法国人没有能力来统治他们的属国或管理落后民族。美国人对大英帝国的一般看法也与之相似，是基于他们在学校中学到的美国革命战争时的传说，并非任何对当今事实的第一手的成熟观察。比如，许多美国人甚至显示出对加拿大如今状态的无知，尽管他们自己可能就与加拿大人保持着经常的个人联系，如果他们与加拿大人有这种联系的话，他们就会本能地将加拿大人视为与美国人自己同一性质的站立起来的自由民族。然而，若把加拿大与英国、美国两两放在一起并重新看看事实，他们就不可能继续想象加拿大在他们的时代仍然受唐宁街的统治，要向英国交那些美国人从来没有向英国国库交过的赋税。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大英帝国结构内发生的这个变化，其速度和特点会被许多美国头脑误解。不过，对这些误解该有的纠正全都完成之后，英国的批评家反过来就会面对一个事实：不同于其构成，大英帝国力量上的变化不仅非常之大，而且相当之快。事实是，就纯粹的实力政治——纯粹的战争潜力——而言，现在只有两个大国留了下来彼此对峙，这就是美国和苏联。美国对这个事实的承认解释了由“杜鲁门主义”的宣布所引发的反省。美国人认识到，因为两个原因，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首先，它使美国走出了传统的孤立；其次，总统的举动也可能变成——不管这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本意——对国际事务整个进程的一个推动，使其脱离尝试实现政治性的世界统一的新的合作方式，转而朝向老式的决斗方式，在实力政治的厮杀中打到最后回合，以“击倒对方的最后一拳”的强力达到世界的政治统一。

　　现在，在回顾了支持采取这种古老解决方案的环境之后，我们必须提醒我们自己“击倒对方的最后一拳”会是何等彻底的灾难，以此鼓励我们自己在两种选择中取得较好的那一种。“击倒对方的最后一拳”将判定人类至少还要打一场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使用原子武器和其他也许致命性毫不逊色的新式武器。而且，在此前的那些情况中——比如秦国对中国世界的武力统一，以及罗马对希腊—罗马世界的武力统一，姗姗来迟的政治统一的实现，靠的是“击倒对方的最后一拳”，付出了过高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诉诸武力把统一强加给社会所造成的致命伤害。

　　如果我们想想物质方面的损坏，估计一下不同文明在毁灭和重建上的能力，那么开出两张很严格的可以比较的资产负债表——一张是我们现代西方文明的，另一张是希腊—罗马文明和中国文明的——可能并不容易。无疑，比起中国人和罗马人，我们拥有的重建和毁灭的能力都要大得多。但另一方面，一种较为简单的社会结构，它自发的恢复能力要比一个复杂社会结构大得多。当我看到我们大不列颠的重建项目因缺乏熟练工人和深加工后的材料而阻滞，而且尤其可能仅仅因行政机器的复杂受阻，我的思维就回到了1923年我在土耳其见过的一件事。一个土耳其村庄在遭受了1919年至1922年希腊—土耳其战争最后阶段的蹂躏之后开始重建。这些土耳其村民并不依赖外面的人力和物力，他们也不受那些繁文缛节的支配。他们就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能够找到的木材和泥土重建他们的房舍，更换他们的家庭器具和农具。谁又能估计纽约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后，能否像1922年之后的耶尼克艾经历的一样好，或者和公元前146年以后的迦太基经历的一样糟？不过，因这种自我加害而造成的文明死亡，倒不是这样一种物质意义上的。无论如何，过去是精神创伤被证明无法治愈，从那以后，尽管有着文化上的种种不同，但人们的精神性质具有一致性，所以我们可以猜测，由“击倒对方的最后一拳”造成的精神毁坏在各种情形中有着大约相同的致命程度。

　　然而，如果实现世界政治统一的强制方式会造成无法估算的灾难，那么合作方式本身也充满了困难。

　　比如，目前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大国正在尝试——也许是不可避免地——同时做两件事情，这两件事不但不同，而且在军事上是相互对抗，在长期的竞赛中是势不两立的。这些大国试图提出一个合作性的世界政府的新体系，但不能预测它成功的几率；它们同时又担心这个体系可能失败，为了保护自己于是又不停地想方设法对付对方，这还是那种古老的方式，那个实力政治的游戏，它如果持续下去，只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和“击倒对方的最后一拳”。

　　联合国组织可以很公正地被形容为一架政治机器，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实施着最大限度的合作。这两个大国在赤裸裸实力政治的最后回合将是主要对抗者。现在的联合国构成体现了美国和苏联目前所能做到的最大程度的合作。这种构成是一个非常松散的联盟，一些调停天才如查塔姆研究所(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和莱昂内尔?柯蒂斯已经指出，这种松散联结的政治联合在过去从未证明能够稳定或持久。

　　1939年至1945年战争之后的联合国组织，处于类似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那样的阶段。在两种情况下，基于对一个危险的共同敌人的一致担心，战争期间的各州、各国就组成了松散的联合。这个共同敌人的存在犹如一个救生圈，使这个联合能漂浮起来。当这个共同敌人被击败而不复存在，那个因它而发起的联合就会沉没或漂离。这种纽带的存在并非可有可无，它是由共同的敌人所提供的最有效帮助。在战后这样的情况中，一个松散的联盟不可能长久保存它原来的状态，或早或晚不是破裂就是转变成为一种真正有效的联盟。

　　一个联盟要想取得一种持续的成功，看来需要构成国家的高度同一性。的确，在瑞士和加拿大，我们看到了成功克服语言和宗教巨大差异而结成有效联盟的典型例子。然而，今天有任何头脑清醒的观察者敢于提出一个日期，说美国与苏联之间的联盟到那时就会成为现实政治吗？如果联盟要拯救我们，使我们免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这两个国家就必须联合起来。

　　在合作努力通向世界统一这一既定目标的道路上，那些明显的困难决不能让我们气馁，因为这种合作会带来一些独特的、其他选择提供不了的好处。

　　必须有这样一种世界政府的构成形式，尽管一些国家的战争潜力已不能与苏联和美国相比，但它们继续被认为是大国，而且发挥着大国作用。在一种甚至更不讲究实力分量的世界共同体中，英国、西欧大陆国家和那些自治领能够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影响，这种作用要远远大于它们的战争潜力与“两大国”相比的那个比例。在一种甚至是半议会性的国际论坛上，这些国家的政治经验、成熟程度和公允温和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与布伦努斯之剑的更重分量形成一种平衡。相反，在一个纯粹实力政治的世界中，在与美苏的比较之下，这些高度文明但物质实力不强大的国家则会被视若无物。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它们全都会——或许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除外——成为战场。英国和加拿大尤其逃不掉，对此加拿大人，包括英国人，都是清楚知道的。

　　当我们看着面前这种危险局势，一些进一步的问题又会浮现出来。

　　不同于个人之间的关系，在政治领域，“两个和尚有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说法完全不正确。八个大国，哪怕是三个大国，如果能够聚集在一起，设法建立一种合作性的世界政府的困难就会少一些；如果不多于两个的话，困难则要大得多。这种明显的反差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有可能形成第三个大国，它能够在所有的层面上都成为美国和苏联的对等物。在实力政治的竞技场上它的战争潜力不亚于美苏，在国际会议室内，就目前这种政治创新事业——国际关系处理中用宪法政府的高尚设计来取代物质力量的盲目较量——而言，它在道德与政治上与美苏平等。

　　英联邦集体能够在每一种意义上都发挥这第三股巨大力量的作用吗？英国自己不再有物质力量来维系这种作用了。对于这个问题的简短答案，我想是：“就纯粹的统计试验而言，是这样的；就地理和政治试验而言，则并非如此。”

　　在一个宪制世界的决策商议中，英联邦那些成员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在不多的政治成熟的国家中它们占了很大比重，也因为它们会以差不多同样的声音来说话——这倒不是因为它们的政策受到管制、经过商量，甚至是事先协调过了，而是因为它们的政治、社会和精神传统中有一些至关重要的共同之物，当它们各自走上朝向自治目标的道路后，这些东西继续以它们彼此之间那种不同寻常的紧密友好关系的形式存活着。然而，为了将这个共同体转变为第三个大国，就必须让它和它的成员共同强大，共同施加影响，这个共同体的国家必须将它们自己整合为一个巨大的军事联合体，如同任何时候的苏联和战时的美国一样，做到高度中央集权。然而，提出这种要求，只是为了显示这是相当不现实的。这将意味着1783年以来英联邦一直在走、有意要走的那条路要倒转了，意味着在晚近这一个半世纪的进程中，这种进化的累积成果——联合王国的人民和英联邦中那些实现了自治的国家的人民一同珍惜的共同成就——被废弃。

　　一个人不能既想保存自己那张饼又想把它吃掉。当英联邦中许多部分都展示或发展出一种管理自己的自然倾向时，一个人不能既把自己的财富置于旨在实现最大程度自治的逐渐转让之中又期待去掌控一种集体军事力量，这种集体军事力量被莫斯科政府——就以它来作为一个最中肯的例子吧——在晚近的6个世纪中持续而自觉地建立起来了，付出的代价是自由、多样性和其他的政治与精神益处，而这些东西正是那些英联邦国家放弃联合力量而为自己争取到的。英联邦国家不能否定它们的理想和拆散它们为自己编织的历史之网，即使它们能，它们也不会这样做；即使它们能并将要实行这种左倾神话之事，它们也会把这种天生权利抛入虚空，因为不管英联邦的典型优点和成就做出多大的牺牲，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地理上，英联邦都永远不可能团结得足以在原子战争时代的军事力量上与美国或苏联抗衡。在实力政治的游戏中，一个团结起来的英联邦仍然还是个兵卒，最多也就是骑士，永远不会是皇后。

　　如果英联邦不可能在1939年至1945年战争后的世界中充当“第三大国”的角色，那么这个角色能否由一个欧洲合众国来担任？初看起来，这个建议似乎也颇有前景，但它其实是经不起考察的。

　　希特勒曾经说过，如果欧洲真想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世界力量(当然，希特勒所言是指野蛮的军事力量)，那么欧洲就必须欢迎并采纳元首的政策。这个严酷之言无疑说出了真实。唯一能够想象的在战争潜力上可与苏联或美国对抗的欧洲，只能是希特勒的这种欧洲——被德国武力征服而统一，在德国统治下团结起来的欧洲。在德国优势之下统一的欧洲对于所有的非德国欧洲人来说，都是极其令人厌恶的。他们中有些人一生中曾经有过两次被德国占领和统治的可怕经历，绝大多数人都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占领，少数幸免者也曾经离这场大火很近，足以被它的热浪波及，因而与那些被烧毁者是一样的感受。

　　在一个排除了苏联和美国的欧洲联盟中——就假设而言这也就是试图创建一个欧洲的“第三大国”的开始，即使这个联合起来的欧洲从一开始得到的就是一个解除武装、去掉中心，甚至分裂的德国，德国早晚会用某种手段升至顶端。在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区域里，德国占有一个居高临下的中心位置。德意志民族是欧洲最大民族的一半；德国人居住的欧洲中心(还不算奥地利或讲德语的瑞士部分)，控制了欧洲重工业总资源——原材料、工厂和人力技能——的压倒性多数；而德国人在为战争组织人力和非人力资源方面的擅长程度，如同他们管理自己的笨拙程度，也如同他们统治其他民族时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在一个不包括美国或俄罗斯的统一欧洲中，不管是什么条款，从一开始起，德国就会包括进来，天长日久，它会成为这样一个欧洲的主人，即使它在两次大战中用武力未能得到的优势这一次是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归属于它，也没有非德国的欧洲人会相信德国人一旦意识到这种力量已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会有智慧或自制不去扬起马鞭猛踢马刺。这个德国难题看来就是创建一个欧洲“第三大国”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中，一个军事上团结的欧洲不会有比一个军事上团结的英联邦更靠得住的希望来期待自己能与美国或苏联抗衡，即使它以牺牲自己珍视的自由为代价。尤其是在西欧(西欧是欧洲的心脏)，民族个性的传统如此之强大，即使是最有可行性的欧洲联盟也会过于松散，在实力角斗中仍然不过是兵卒，即使这个统一的欧洲在西边包括了不列颠群岛，在东边包括了现在处于俄罗斯支配下的那些国家，即使欧洲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尽它们最大的努力吞下了希特勒那难吃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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