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年中国国民经济概况》所涉10年是新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中国国民经济概况》是作者承担的中国社科院五年规划重点项目。作者以大量翔实珍贵资料，全面反映了1966年-1976年期间我国国民经济的状况。尽管到处都在“革命”、“造反”、“文攻武卫”、“大批判”，但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勉力支持下，经济建设仍有进展有成效，科研成果不断……当然，总体上是“革命”严重挫伤了生产力，以致许多行业到了崩溃边缘。书稿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史家眼光看待这十年，在叙述历程，列举事例、数据的基础上，客观分析了其缘由，评价了其得失。
《1966-1976年中国国民经济概况》是一部有份量的经济史稿。
陈东林，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等。
第一章 研究概况与评价焦点
第一节 “文革”时期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概况
第二节 “崩溃边缘论”和“有所发展论”的分歧与讨论
第三节 产生分歧的原因
第二章 “文革”时期国民经济“三起三落”的历程
第一节 “一起”：1966年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
第二节 “一落”：1966年底到1968年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
第三节 “二起”：从1969年新“跃进”到1973年经济调整
第四节 “二落”：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对国民经济的再度冲击
第五节 “三起”：1975年经济整顿取得重要成效
第六节 “三落”：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经济危局
第三章 “文革”时期中央第一代领导核心的经济活动与思想
第一节 “文革”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
第二节 周恩来勉力维持国民经济运行、开拓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的活动和思想
第三节 邓小平主持经济整顿和改革的活动和思想
第四节 陈云抵制“左”倾错误、开拓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的活动和思想
第四章 “文革”时期工业经济运行历程与状况
第一节 工业发展的曲折进程
第二节 三线建设
第三节 地方工业取得较快发展
第四节 工业经济管理体制大变动和企业领导体制演变
第五章 “文革”时期工业经济的成就、损失与评价
第一节 工业发展的主要成就
第二节 “文革”给工业发展造成严重损失
第三节 学术界对“文革”时期工业经济的评价
第六章 “文革”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历程
第一节 农业经济在干扰中缓慢发展
第二节 农业学大寨高潮的掀起
第三节 社队企业的发展
第七章 “文革”时期农业经济的成就与损失
第一节 “文革”时期农业的主要成就
第二节 “文革”给农业发展带来的干扰破坏
第八章 “文革”时期的第三产业和社会发展
第一节 国家财政税收运行历程和损失、成就
第二节 金融工作的运行历程和损失、成就
第三节 外贸工作的运行历程和损失、成就
第四节 以“四三方案”为代表的对外经济工作新开拓
第五节 商业工作的运行历程和损失、成就
第六节 科技工作的运行历程和损失、成就
第七节 人民生活水平十分低下而比较平均
第九章 从两个五年计划看“文革”时期国民经济
第一节 “三五”计划重点由“抓吃穿用”转向抓战备
第二节 新“三五”计划的制定和主要内容
第三节 “三五”计划的执行及“文革”的破坏干扰
第四节 不断加码又不断降低指标的“四五”计划
第五节 1975年整顿中降低“四五”计划指标及完成
第六节 对两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评价不能过高
第十章 “文革”时期国民经济整体研究结论
第一节 “文革”时期国民经济取得了一定发展
第二节 “文革”时期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和存在严重问题
第三节 “文革”时期国民经济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第四节 “文革”时期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四个起步
第五节 评价“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的几点思考
主要参考文献资料
后记
《1966-1976中国国民经济概况》：
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取得成效后，毛泽东在毛远新的汇报下，错误地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他批判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一度好转的经济形势又急转直下。
经过对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思想的两个方面的概述和分析后，我们就可以理解“文革”期间经济形势的特点：一方面，经济建设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另一方面，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毛泽东的根本失误在于，“文革”根本不是一场革命，因而也不可能促进生产，只能破坏生产。当然，在受“文革”冲击较少的某些领域，如军工生产和援外建设单位，“抓革命”也包括加强人的思想革命化教育，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等，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作用。如成昆铁路、坦赞铁路的修建，面临着世界罕见的艰难自然条件，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持，要想完成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今天仍然应该发扬这种革命精神，但其与“文革”期间所提倡的“革命”特定含义是不同的。
三、毛泽东的平均主义思想和谨慎实践态度
早在“大跃进”中，毛泽东的平均主义经济思想就在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方面得到了强烈反映，“文革”时期他的这一思想则突出表现在“文革”初期的“五七指示”和“文革”后期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上。对此已有较多的文章予以评论，本文内不再进行赘述。需要指出的是，“文革”期间，毛泽东虽然对这一思想、理论怀有极大的兴趣，但除了强调不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兴办各种“五七干校”之外，在改变所有制、职工工资制度方面基本上没有付诸实践。.
1966年底，江青等人煽动少数合同工、临时工起来造反，逼迫劳动部、全国总工会等发布通告，改变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不得解雇，补发工资。她还口述了三条指示。有著作分析，此举可能是江青揣测毛泽东的实行供给制意图而发的。但很快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发出通令，宣布取缔合同工、临时工的非法组织，取消原通告和文件。显然，这一直接否定江青行动的强硬做法，反映了毛泽东的反复考虑。同样，处理其他职工待遇经济制度上也采取了“运动后期处理”的原则，实际基本没有改变。
1969年4月，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工厂所有制没有解决，权实际上还在资产阶级手里，当然有共产党了，但是走资派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搞了管、卡、扣、罚，管是管工人阶级。我看所有制还没有解决，至少是大部分，不讲全部的话。这里，姑且不论毛泽东对工厂政治状况的判断是极为错误的，在概念上，他已将工厂领导人的思想、管理方法与所有制，即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因素错误地混为一谈。因此，他实际上强调“斗、批、改”，也只是想改变工厂中人与人的关系，并未触动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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