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_林聪舜_9787208140967

《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以儒学发展成为汉帝国意识形态之核心为主轴，探讨汉代儒学有哪些特质，让它成功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又是如何自我调整，使其在长期思想竞逐中胜出。本书也特别留意庄严的儒学论述背后蕴藏的权力关系，诸如经学理想、帝国统治、儒者利益之间互相依赖又互相牵制的关系。

　　新版序

　　本书有机会由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出版大陆新版，我特别高兴。儒学不只要解释世界，更要改造世界，用传统的话说，它是治国平天下之学，是与现实紧密结合的学术思想，从此一角度观之，儒学研究不能完全脱离孕育儒学的故土。过去有一段时间，大陆本土的儒学研究相对沉寂，虽有台港学者持续努力，但儒学研究脱离了大陆本土，终究让人有花果飘零之感（新儒家大将唐君毅语）。近二十年来，配合中国崛起，大陆思想界更有自信，也更能平情看待传统思想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有很多学者在儒学研究上投入心力，结出丰硕的果实是必然的。在大陆儒学研究趋于蓬勃的历史机缘下，这部探讨儒学如何引导世界、改变世界的论述能与内地读者见面，创造对话机会，是相当令人兴奋的。

　　秦历经百余载的扩张、兼并，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建立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却无预警地短短十五年就土崩瓦解，此一政权急遽更替的残酷历史现实，对汉代士人与统治阶层极具震撼力。因此从帝国建立伊始，如何稳定统治，进而寻求长治久安，一直是帝国最核心的关注。汉初以顺守之的统治方向的确立，也就是统治阶层体认取天下可以靠暴力，守天下则不能倚赖暴力，须寻求帝国统治的稳定机制，强化意识形态的说服，预示最能达成此一任务的儒学终将成为汉帝国的统治思想，甚至成为尔后二千余年帝制中国的统治思想。汉代儒者最大的贡献，在于改造先秦儒学，使之成为引领帝国路线，主导帝国秩序的核心思想。透过对经艺的重新诠释，儒学与帝国的统治要求结合了，儒者避免沦为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的拘学之士，有机会勾勒他们的理想与梦想，并寻求在政治现实中实践的可能性。当然，汉代儒者要将儒学论述为主导帝国秩序的核心思想，必然要正视当时的历史现实，特别是汉承秦制的政治现实；必须消化当时具有影响力的思潮，例如结合时人信从的阴阳五行的天人理论。而儒学进入体制后，伴随士大夫阶层的确立，由于学术与非学术的因素，不但经学产生分歧发展，儒学论述背后蕴含的权力关系，也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儒学的发展。

　　于是，后人看到的汉代儒学是包罗万象、体系庞杂的思想，我们很容易看到汉代儒者、儒学呈现的异质性与庞杂性，诸如：儒士一面欢欣鼓舞期待新帝国的降临，另一面是悲士不遇的普遍感伤；儒者直道而行，对道坚持，与儒学为政治服务的抉择；儒者一面与现实权力周旋，一面苦心孤诣留住些许儒学理想的宏愿；汉承秦制的法家制度与儒家理念的拉扯与融合互补；阴阳家天人感应、阴阳灾异之说与儒家伦理的整合；儒者献身儒家理想（道）与背后隐藏的士大夫阶层的利益间的暧昧关系等。学者若以孔孟的标准来衡量，此一包罗万象、体系庞大的思想不免偏离了先秦儒学，但儒学在争取扮演帝国意识形态核心的过程中，须与时俱新，它必然会不断自我转化。汉代儒学的包罗万象、体系庞杂，及其所呈现的异质性与庞杂性，是儒学面对时代呼唤，在不断自我转化、自我修补的过程中必然会呈现的，正是这些复杂的内涵，共构形成汉代儒学的样貌。

　　本书环绕着儒者为汉帝国建立帝国意识形态的问题，特别是儒者如何帮助帝国建立统治思想，建立深层的稳定机制，以及如何在全新的政治环境中面对自己的处境，做了一系列的探讨。这些探讨呈现出汉代儒学的一个重要面向，即有关儒家理念、帝国统治、儒者利益之间互相依赖又互相牵制的关系。透过本书各章的论述，也可以清楚看到，儒学面对不同的历史情境，需要不断用不同的方式论证其有效性与合理性，而且需要呼应帝国各种重要的问题提出主张与论述，才能符合时代要求，继续有效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儒学不断自我转化、重新论述，也是后来儒学在两千多年的帝制中国能长期扮演统治思想的重要因素。

　　本书对意识形态一词的使用，非一般学者比较常用的贬义，而是尽量采取非评价性的、描述性的意义，不把它视为以歪曲的形式表现的错误意识。在此一视角下，汉儒具有理想性格的一面，以及对文化理想与王道理想的追求，自然容易被呈现出来；汉儒在专制皇权压力下，对儒学的推展以及对历史进程所起的正面作用也会被呈现出来。当然，汉代以后，儒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儒学论述背后蕴含的权力关系或反映的儒者的个人与集体利益，仍有不可掩者，本书也剖析了汉儒论述未明白讲出，也不在作者的意向之中，却隐藏在字里行间里、存在于理论结构或理论框架中的复杂权力关系。

　　感谢世纪文景同意本书出版大陆新版，并感谢冯慧敏编辑的细心协助，使本书得以与众多的大陆读者见面。唯本书处理了儒学为汉帝国建立帝国意识形态的历史进程中的诸多重大论题，缺漏难免，尚祈方家不吝指正。

　　林聪舜

　　2016 年7 月于新竹清华园

　　自　序

　　这部书是以儒学发展成为汉帝国意识形态之核心为主轴，探讨此一发展过程前后所呈现的某些面向，特别是在此过程中，儒学有哪些特质让它成功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又是如何自我调整，使其得以在长期思想竞逐中胜出。此外，本书也特别留意庄严的儒学论述背后蕴藏的权力关系，诸如经学理想、帝国统治、儒者利益之间互相依赖又互相牵制的关系。本书除结论外，共分八章，分别处理汉代儒学扮演帝国意识形态核心的几个重要阶段的问题，全书在长达二十年的漫长岁月中分别写成，现加以整理、修订、改写，算是留下个人在清华大学（指台湾清华大学，下同编者）中文系教学研究的脚印，更希望能成为两汉思想史研究的垫脚石。

　　意识形态（ideology）的术语在法国大革命后出现，由特拉西（Antoine Destutt de Tracy）在1797 年提出来，但此一术语到马克思（Karl Marx）以后才流行起来。在马克思主义的初始阶段，意识形态概念具有贬义，马克思与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就把占支配地位的观念系统称作意识形态，认为意识形态是错误的意识，把社会状况表现成受某个集体利益和喜好歪曲的形式。从这个意义看，所有的思想家、宗教家、政治纲领的制定者都可能是意识形态专家。马克思有关意识形态的理论后来受到各种修正与补充，它可以是科学的，可以是非评价性的（nonevaluative），意识形态的意义大为丰富。

　　本书以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为题，但对意识形态一词的使用，尽量采取描述性的意义，对汉代儒学的成就与儒者的人格表现，亦绝未贬低，这是首先要声明的。书中用了一些西方社会学家的观念，诸如韦伯（Max Weber）的正当性（legetimacy）观念、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hegemony）观念、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W. Gouldner）的文化资本（culturecapital）观念、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纪律（discipline）观念、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镇压性国家机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观念等，其中多位具有新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但笔者绝非其信徒，这也是必须声明的。笔者在论述过程中有时借用他们的理论架构，是因为在深入汉代儒学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探讨儒学为汉帝国建构帝国意识形态时，这些理论架构会使诠释工作进行更顺畅、表达更清晰。此外，亦有助于将文献表面未明显说出，也不在作者的意向之中，却隐藏在字里行间里，存在于理论结构或理论框架（problematics，或译问题设定）中的问题从深处拖出来，清楚地呈现。至于本书所有的论述基础与诠释的推展，完全立基于与讨论对象有关的材料（当然也使用了出土的材料），这也是必须声明的。

　　从孔、孟开始，儒学就强调个人的道德内在生活，强调某种精神境界的追求与实现，在此一价值取向下，心性之学确实是儒学很重要的构成成分。然而，不管是修齐治平或内圣外王，儒学也强调其王道或人文化成的理想，因此如何在政治社会领域扮演积极的角色，也是儒学重要的面向。尤其到了汉代，儒学逐步成为体制的重要组成要素，儒者逐步取得现实权力，在儒学逐步发展成为帝国意识形态之核心的过程中，儒学论述背后蕴藏的权力关系必然是错综复杂，值得深入探讨。而儒家理想如何坚持下去？如何修正？如何与现实结合？本书也尝试提出解释。儒学固然具有崇高的理想性格，也以其道德理想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士人投入其怀抱，然而，儒学不但需要不断证明自己精神境界与文化理想上的吸引力，也必须不断证明它有助于维护统治秩序，士人才有机会与帝国体制结合在一起，成为帝国稳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才不会丧失改造世界的舞台。本书各章中，透过不同儒者别出心裁的论述，可以看到儒者如何与时俱新，将儒学论述成合乎现实、主宰历史发展的思想；也可以看到儒者在论述儒学成为帝国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了自身阶级的利益。当然，也可以看到儒者在与现实权力周旋的过程中，如何苦心孤诣留住儒学的些许理想。儒学的不断自我转化、重新论述，也就成为儒学生存发展必然表现的样态。

　　由于笔者为学贪多务得，教学之暇除了从事汉代思想的研究外，也同时从事《史记》、明清儒学与魏晋玄学的研究，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部书的稿子前后居然花了二十年的时光，但每一章书稿却也留下我在清华中文系的生活印记，清华大学是我读完学位后长期服务的单位，在我的教研生涯中，除了出境研究、讲学外，所有时间都在清华度过，这是我一生中很重要的岁月，修订过程中，许多师友论学的美好回忆常一一浮现出来，今虽斗换星移，但借此修订的机会打开尘封已久的美好记忆，算是意外的收获。

　　各章的初稿依序曾分别发表于《清华中文学报》、《哲学与文化》、《先秦两汉学术》、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第六届汉代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清华学报》、《大陆杂志》、中国人民大学《先秦、秦汉史》双月刊、台湾国科会人文处、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论文集》。其中有关陆贾、《韩诗外传》、《白虎通》的研究曾获得国科会专题计划补助；有关董仲舒的研究曾获得富布莱特基金会（Fulbright Foundation）一年补助，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学系完成。另外，有关董仲舒的论文曾获得国科会优等研究奖（旧制），有关叔孙通、贾谊、《白虎通》，以及西汉郡国庙兴毁的论文，曾分别获得国科会甲种研究奖（旧制），谨此致谢。

　　感谢不具名审查委员与台湾大学出版中心中国思想史研究丛书主编郑吉雄教授与伍安祖教授的宝贵意见，使本书加强了一些原本忽视的论述。

　　谨以此书献给已过世的父母，纪念这对勤朴的乡下人辛苦养育一群幼小长大成人的艰辛岁月，父母的爱是我奋斗向上时永不匮乏的甘泉。此书顺利完成也要感谢内人美铃，感念我们从学生时代就一起相处的美好日子。内人也在学界服务，虽不是孜孜矻矻的学究，但颖悟善解，不但是我生活上的好伴侣，也在长年谈古论今过程中让我得到心神上很大的快慰，颇得古人所说的辄觉形神超越之乐。本书的顺利完稿，内人提供的触发与激荡，无形中发挥很大的助益。

　　这部书的研究对象由西汉帝国肇建时期的叔孙通、陆贾，一直到东汉章帝时期的《白虎通》，讨论了很多儒学发展的重要议题，疏漏之处恐难避免，博雅君子，幸垂教焉。

　　2013 年3 月于新竹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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