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创新_陈宪著_9787208145078

本书内容：《中国经济的希望在“双创”》、《聚焦上海科创中心的生态系统建设》、《在中国，如何认识企业家》、《解构创业》、《经济学与管理学视域下的”创新”》。

序：“双创”与中国经济的新长征

陈宪教授的新著《创业创新：中国经济转型之路》即将出版，嘱我写一些感想。从学术和思想的角度，这本书已经相当全面地从经济学、管理学的视角对创业创新进行了深入剖析，并结合实践（如以色列和深圳）作了举一反三的阐述，我无需多言，仅从一个媒体创业者的角度谈点看法。

2015年8月底，我注册的上海那拉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拿到“三证”，10月16日第一个产品微信公号“秦朔朋友圈”上线。我在47岁离开工作了25年的传统媒体和国有体制，告别事业编制，自此生存发展全靠自己，不劳动不得食。创业伊始访问马云，他对我说：“新创公司先不要谈战略，活下来就是最大的战略。”

一个企业，无论大小，能活下来，好好活着，不给外界添麻烦，这就是对社会负责。按照林毅夫教授的定义：“如果一个企业通过正常的经营管理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则，这个就是没有自生能力的。”

从我多年对中国经济的观察来看，我觉得一个突出问题是，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比例可能在降低，越来越多企业加入到债务驱动型、政策支持型的行列中。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截至2015年末，中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为170.8%，高出发达国家平均值80个百分点，高出新兴经济体平均值66个百分点；根据李扬主持的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数据，截至2015年底，如果把融资平台债务加进来，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率达156%。企业部门债务是中国债务的主体，也是近年来中国杠杆率快速上升的主要推动因素。

一个社会，简单来说，就是两个部门，挣钱的部门和花钱的部门。一个健康可持续的社会，简单来说，就是挣钱的部门要高效，花钱的部门要量入为出。而中国经济今天的挑战，是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下降到无法偿还为了维持现状而注入的资金成本。不客气地说，很多地方和行业都是“维持会经济”。一个企业违约出问题，往往就能牵出一大堆“联保企业”出问题，然后政府再用行政干预的办法去维持现状，把“定时炸弹”的风险后移。

所以中国经济的基本形势是，增速很快，总量很大，但是微观主体的金融债负和所需的政府支持，再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总量扩张，风险越来越大。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解决这一问题？从根本上说，应该让更多微观企业走自主负责和培养自生能力的道路。一方面要为企业进入创造更加自由、便利和公平的环境，另一方面政府尽量不要在微观上干预企业运行，不要“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中国很多产业的产能严重过剩，就是因为地方政府在资金、土地、电价、税收、专项补贴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支持，导致一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觉得有利可图，也加入进来，最后出现“集体谬误”。如果没有微观上的种种干预，包括没有“父爱主义”的好心，企业就会根据真正按照市场规律做出投资决策，并及时做出调整。

虽然中国经济有自己的特色，不能百分百完全依靠市场的自发调整，但是再走传统老路，显然是死路一条。因此，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就是要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上述的认识，我认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质上是要告别继续做大资产负债表、维持高增长的老路子，走出一条以市场为中心、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具有内在活力和内生动力的新供给之路。在这个过程中，经济资源将更多向新兴力量配置，向创造者配置，向未来配置。只要资源配置处于不断优化之中，就一定能走出传统隧道，迎来新的海阔天空。

作为创业者，我们可能失败，可能遇挫，但当我们遇到“双创”的历史性机遇时，我们很骄傲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宁可倒在迈向未来的路上，也不愿寄生在对过去的路径依赖中。

大众创业，就是把每个人改变命运的自由选择权交给自己。如果说，改革开放始于放开、下放这种“双放”，那么今天的“双创”，可以说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双放”的继承与再发展，是中国经济的新长征。

中国要创出新红利，靠创业；要超越“模仿的陷阱”，靠创新。“双创”既是经济活力之源，也是转型升级之道。

中国经济的希望在“双创”

但凡社会在经历大的变革和转型时期，一定会有一件自下而上的重要事情，影响甚至决定着变革和转型的成功。就像20 世纪20 年代开始的中国革命，70 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都是自下而上的。那么，正在进行的这场中国经济转型，哪件自下而上的事情对其至关重要呢？我以为，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当然，人类社会有许多自上而下的事情，在中国尤其如此，其中有些自上而下的事情也很重要，例如，中国现在正在推进的自贸区建设，但更为有趣、影响更为深远的总是那些自下而上的事情。

自下而上的事情往往提供或创造来自源头的动力和活力。“双创”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动力、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纵深推进，以及重塑主流价值观的源头活水，一股不可或缺的源头活水。

一、“双创”促进中长期增长动力的形成

自2010 年起，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持续下行。这一轮下行的原因，除了以往常见的周期性因素，更主要的是结构性因素：产能过剩，还有背后的一批僵尸企业；房地产泡沫，主要集中在部分二线和大部分三、四线城市；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高杠杆，致使需求侧主要动力——投资的增速大幅下降；同时，外需持续不振，出口的增速也大不如前，进而经济增长进入较长时期的下行。由此，中国经济需要寻求新动力。短期的动力可以来自刺激政策，但不能长久，亦会造成新的问题，特别是在经济持续下行和面临深刻转型的当下。那么，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答案是来自供给侧。中国目前还有大量阻碍供给侧动力形成和发挥作用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所以，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激发和产生供给侧动力。这就是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性，或大致的逻辑。

分析供给侧动力的框架是增长模型或总量生产函数，主要是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劳动力的现代分析视角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既提高劳动力的质量，也部分地替代物质资本，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投入要素。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了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健康、教育和培训等。在现阶段，资本投入的问题是优化配置，包括土地、资源和产业资本的优化配置，提高其利用效率。其中，既有改革的问题，也有技术的问题。内生于经济体系内部的技术进步，是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动力。企业家才能把劳动、资本带到一起并组织起来，这个思想源于马歇尔；企业家精神则是不断地进行创造性、革命性的要素重组即创新，这是熊彼特思想的精髓。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和技术都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把各项生产要素转向新用途，把生产引向新方向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资本和技术的主要社会功能在于为企业家进行创新提供必要的条件。综上，供给侧动力也是三驾马车，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

目前，我国在这三个方面都还存在问题，如缺乏原创性的核心技术；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质量不高；企业家精神缺失。这些都是制约经济长期增长和发展的因素。技术进步源于人力资本密集的创业创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熊彼特创新是要素及生产条件组合的革命性变化，其深处是技术进步驱动。创业者、企业家在这里的关键性作用，是作为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的组织者。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文化创意的成果，都是创业者和企业家主导的产业化过程的投入要素。所以，通过长期推动“双创”，形成创业创新文化，就为培育创业者和企业家创造了条件，进而为中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

二、“双创”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试错

今天说的创业，即start-up 意义上的创业，或者说我们在美国的硅谷和波士顿、以色列的硅溪看到的创业，以及在北京的中关村、深圳的南山看到的大部分创业，都是内在创新，主要是从事新技术研发的创业。

创业的本质是试错，并行着创业者试错和需求试错。前者试自己或团队是否为“对”的创业者，这个过程又总是与需求试错结合在一起。二者皆为“对”，才算创业初步成功。而且，结果为“对”的创业总有可能孕育出新技术，进而可能产生新产品、新服务，甚至新产业。所有这些试错为“对”的创业创新活动集腋成裘，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作出无可替代的贡献。

新技术能否产生有市场需求的产品和产业，亦即人们常说的产业化，就是创业者、企业家的需求试错。需求试错在现在的供需格局中，表现得比以往更加重要。这是因为，现今的供需格局是供给全面过剩，发现新需求即供给创造需求，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正是沿着这个简单的逻辑，不难发现，内在创新的创业是新兴产业发展的源头活水。正是创业者、企业家的不断试错，才在试错为“对”的成功中出现了现代产业体系。人们可以预见一些新兴产业发展的端倪，但新兴产业及其体系绝对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创业者、企业家试错出来的。创业创新究竟做什么技术、产品或服务，可以参考技术预见，但最终“拍板”是根据创业者和企业家的直觉和判断。

讨论创业与产业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涉及政府与创业和产业的关系，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产业政策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的讨论缺乏必要的界定，将产业政策的外延扩得太大，这无助于问题的讨论。要先去掉一些现在被认为是产业政策，但实际上不是产业政策的内容。例如，将政府推动基础设施发展视为产业政策，是一部分学者的观点。现在有基础设施产业的说法，但政府推动其发展的措施，是否就是产业政策呢？基础设施是公用事业，提供普遍服务，它们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大平台，并不仅仅服务于经济。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有责任推动其建设和发展，至于程度和方式因不同国家和地区而异。也就是说，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并不是一个产业政策的问题。

日本是公认的第一个有明确的产业政策的国家。作为一个战败国，战后日本政府希望集中资源，把百废待兴的产业发展起来，使之带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所以，日本的产业政策是直接干预产业发展本身的。这就道出了产业政策的本来意义和内涵：有直接干预产业发展的目标和手段。如日本的重化工业发展目标，以及对重化工业的优惠利率。这个意义上的产业政策到底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是讨论产业政策的要害。日本产业政策的利弊得失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即便持利大于弊的观点，也可能与日本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辅之以适度的产业政策有关。还有两点亦很重要，其一，在日本实施产业政策的时代，供大于求的格局尚未形成，产业发展往往对应着比较确定的需求；其二，健全的法制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像新加坡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中也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但法律制度和依法治理的保驾护航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所以，首先要明确，所谓产业政策，一定是指对某一类产业优先发展的支持政策，既有政策目标，也有政策手段。从这个意义上看产业政策，就需要谨慎一些了，尤其在市场能够发挥配置资源作用的领域，更是如此。这是因为，这里有两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而且经常被人们提及。首先，信息对称的问题。产业发展的方向，产业结构的演化是能够被预见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不要多做解释。一时间产生的产业“短板”，能够靠产业政策修复吗？也不太可能。因为政策都有时滞，不等政策发挥作用，市场的作用可能已补齐“短板”，政策的作用可能会使“短板”变成“长板”。这样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其次，扭曲市场的问题。因为推动某一类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都是有“含金量”的，这就必然使企业趋之若鹜，以获取个中资源。所有创新的努力都不及这个来得快。这就像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一样，扭曲了激励的方向。这对于创业创新的杀伤力是巨大的。

考虑到上述两个问题，以及中国现阶段的法制水平，我认为，即便还有必要的产业政策，但对于“双创”的公共服务和实现这些服务的平台可能更加重要。过往的经验是，产业政策的扶持对象往往是特定产业中的国有企业、大企业，产业政策是极少惠及“双创”的。有专家在说到制定产业政策的出发点时指出，它们是从市场维护或修复的角度出发的。这与其说是产业政策的出发点，不如说是创业政策的出发点。创业创新需要好的市场环境、生态系统，政府还是在这个方面多做一些努力，而将自己从产业发展中抽身出来，在占比最高的竞争性产业中尤其如此。创业政策本质上属于创业服务，政府也和社会各界一起，多为“双创”的生态系统做一些实事。

三、“双创”倒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纵深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自提出以来，质疑的声音就没有停歇过。因为“双创”的成功率很低，所以，不少人对口号中的“大众”、“万众”感到不对劲，认为这不是又要搞“群众运动”了吗？民间创业是市场经济的原生态，原始创新是市场经济的源动力，因此，创业创新活动原本就是“群众运动”。在经济发展的任何时期，特别是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时期，这句口号是社会动员的口号，是对“大众”说的，并不是对成功的“小众”说的。创业的成功率很低，只有两种可能会增加成功者，一是动员更多的人投身创业试错，在成功率为一定的情况下有更多的成功者；二是改善环境，创造条件和机会，亦即优化创业创新的生态系统，在创业者为一定的情况下提高成功率，就会有更多的成功者。但是，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要让更多的人愿意投身创业，并使“双创”生态系统不断改善和优化，需要改革的深刻介入。

另一个比较典型的看法是，政府鼓励创业时，往往是经济不太好的时候，这时，政府鼓励创业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不能否认这种情况以前有过。然而，改革开放已近40 年，如果说鼓励创业还只是权宜之计，那么，可以说这场伟大实践以失败告终了。但情形恰恰不是如此。李克强总理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际上是一个改革。”我的理解是要通过由“双创”触动的或倒逼的改革，彻底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动力建立在“双创”的基础上。所以，“双创”是根本大计，而不是权宜之计。

“双创”提出或引发的改革任务是全方位的，主要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下，这方面的改革主要包括：政府监管架构和内容的改革，如对国有企业（资本）的监管体系和内容，对金融业的监管体系和内容的改革。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和金融监管架构的改革，本质上都属于政府改革，有着为“双创”创造机会的重要作用。财税制度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与行政体制、政治体制改革联系紧密。税制改革关系到微观经济和创业创新的活力动力，预算改革则事关政府的“钱袋子”，进而与政府职能转变息息相关。金融改革，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的“脱实向虚”问题，让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创业创新服务。以自贸区建设为标志的开放倒逼改革，将通过进一步降低门槛，减少审批，优化监管，为“双创”创造更加宽松、便利的环境，并进一步有效提供各种与“双创”相关的公共服务。

中国目前还有大量阻碍供给侧动力形成和发挥作用的体制性、制度性障碍，尤其是阻碍创业创新、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所以，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激发和产生供给侧动力，即来自“双创”的，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动力。所以，必须寄希望于大众的力量，通过广泛的“双创”实践，倒逼政府自身的改革，以形成适应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的土壤和体制。既作为发展动力，也作为改革动力的“双创”，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由此，能够改变过去很长时期以来，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南橘北枳”现象。进而，民间“法无禁止即自由”，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双创”就将充分地活跃起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就将得到转换，市场经济的运行秩序就将合理地建立起来。这些都是“双创”这场改革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积极的根本性变化。

四、“双创”助力重塑主流价值观

在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与转型的过程中，主流价值观经历了迷茫、缺失，再到重塑的过程。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与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相适应，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正处于艰难的重塑期。

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其形成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这个社会的财富生产方式。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大致有过三种财富生产方式：自然经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生产方式。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自然经济、计划经济都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市场经济是当下世界各国（除个别国家）的财富生产方式。当然，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因体制、制度和文化的差异，各具自身的一些特点，但其基本的运作机制是一致的，或趋向一致的。

市场经济通过哪个中间环节作用于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呢？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的一个基本的机制性特征，就是分散决策，每个决策主体要对自己决策的后果负责。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需要全体人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国民经济的动力和活力来自创业、就业和消费的多样性。这里，创业和就业、就业和消费（收入）存在着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就长期而言，创业的规模和水平决定着就业的规模和水平；就业的规模和水平又决定着消费的规模和水平。这就是为什么说创业是市场经济的原生态。今天的创业又大多内含着各种意义和形式上的创新，特别是原创技术的创新，进而创新是市场经济的源动力。因此，市场经济通过“双创”这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影响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从这个高度来认识“双创”，既是客观的，又是准确的。

那么，“双创”是怎样具体地影响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呢？李克强总理说：“我们推动‘双创’，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富起来，让更多的人实现人生价值。这有助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也会让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孩子有更多的上升通道。”民富国强是主流价值观的物质基础。唯有将富强作为价值观的“首善”，才有可能在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层面共同形成主流价值观，也才有可能让主流价值观体现在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转型的背景下，更多的人富起来并实现人生价值，是通过“双创”，或通过“双创”创造的就业机会得以实现的。而且“双创”将通过提高收入和职业的流动性，将公平与富强融为一体，共同成为主流价值观的基石。

对于广大愿意投身“双创”的人来说，创业创新的成功就是一个有待实现的“梦”。无论“美国梦”还是“中国梦”，都意味着政府和社会要为公民实现梦想创造更加自由、公平的环境，但你不能期待政府和社会提供超出“普惠”以上的条件和机会，个人和团队的自我奋斗是实现梦想的核心要素。具体到创业创新，就是不需要依凭关系、出身等前置性条件，而是要依靠自己和团队的努力奋斗，借助“双创”生态系统的帮助，就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乃至梦想。这里，自由的个人奋斗既是主流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基本途径。

1949 年以后中国实行了30 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在国家（政府）创业的基础上，其间几乎没有民间创业，也就没有企业家才能、企业家精神培育和发挥作用的过程。当所有生产、投资和经营等活动都由高度集权的政府主管部门负责时，对广大劳动者来说，就只剩下“服从命令听指挥”了。所以，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扼杀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还将产生人身依附和依赖关系。在那个时期，不仅个人无从创业创新，而且个人奋斗是被批判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以，主流价值观中个人价值的缺位、不被重视是显而易见的。

改革开放以来直到今天，我们都处在体制转型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新旧体制的相互交织、此消彼长，对于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长期被压制的个人欲望井喷式爆发；另一方面新的规则、秩序尚未建立起来，二者的共同作用，导致大量的失范行为、投机行为，甚至犯罪行为，对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消极的、负面的影响。这是基本事实。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深刻的转型时期，作为市场经济原生状态的创业，源生动力的创新开始从萌发到迸发，进而对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产生积极的影响。富强作为主流价值观的物质基础，公平作为主流价值观的基本诉求，自由作为主流价值观的目标追求，都是与“双创”的伟大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双创”在中国经济中的意义，是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的。这是因为，唯有“双创”，中国才能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唯有“双创”，才能推动中国以政府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结构性改革；唯有“双创”，才能使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进而开始向发达国家、现代国家前行的进程。

（在深圳湾名师大讲堂的演讲，原载《解放日报》2017 年2 月14 日，标题为《“双创”并非权宜之策，而是转型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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