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研究_吴晓明, 陈立新著_9787303222957

本书从思想史和理论逻辑的双重视域，系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深入挖掘第二国际理论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对马克思主义本体论不同阐释的同时，重点论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本体论、青年黑格尔运动与马克思的初始立场、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本体论、马克思在本体论领域中的思想进程与革命变革，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马克思“实践”纲领的本体论意义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作用，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掌握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基本观点和理论旨趣，凸显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逝世之后，对他的观点、思想和学说进行持续性研究，在人类思想史上不乏先例。但是，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如此广泛、深入而持久的研究却是罕见的。更重要的是，每当出现重大历史事件，每当历史处于转折关头，人们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新的研究。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仍是一门“显学”，研究的范围愈来愈广，层次愈来愈深，其探讨的问题之宏广邃微，概念范畴之洗练繁多，理论内容之博大精深，思潮迭起之波澜壮阔，学派形成之层出不穷，实为任何一种哲学研究无法比拟。可以说，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息的马克思，比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埋头著述的马克思更加吸引世界的目光。
　　当然，我们注意到，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研究中，基础理论研究具有根本性和方向性，犹如一座宏伟大厦的基石，仿佛一艘远洋巨轮的舵手。基础理论研究从根本上制约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广度、深度和维度，制约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主题、理论内容、理论特征和理论职能的理解。“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那人”就是基础理论。正因为如此，我们向读者呈上这套“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最终成果，同时，也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最终成果。列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的著作包括：吴晓明、陈立新教授的《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研究》，孙正聿教授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杨耕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欧阳康教授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袁贵仁教授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马俊峰教授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研究》，衣俊卿、胡长栓等教授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丰子义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王南浞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及其规律研究》，刘放桐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等。
　　从这些著作的内容看，它们分别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辩证法、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人的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价值理论等，显示出不同的理论内容和理论视角，犹如一曲由不同和弦构成的交响乐。我们并不认为这些著作完全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这些解释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因为我们深知解释学的合理性，深知这些著作受到作者本人的哲学素养、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和价值观念的制约，而且马克思离我们的时代越远，对他认识的分歧也就越大，就像行人远去，越远越难辨认一样。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指出，这些著作是作者30年来上下求索、深刻反思的产物，是作者哲学研究的心灵写照和诚实记录。在这里，作者们以“客观的理解”为准绳，力图用简洁的语言、适当的叙述、合理的逻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研究》：
　　二、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基本阐释
　　自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中，基本上是由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占据主导地位。虽说不同的意见始终是存在着的，但其阐释的基本路径与方向却仍然是具有特征的，而且在总体上是能够加以确定的。大体而言，主要是由梅林和普列汉诺夫在总体框架上制定了一种马克思哲学的阐释方向，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基本上是依循此一方向来构成其多少有差别的理论或学说的哲学根据的。这一阐释定向影响颇为深远，后来被称为“梅林一普列汉诺夫正统”。
　　以梅林和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依照“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的主旨来解释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在关乎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基础”方面，无原则地同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相妥协。结果，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基础被忽视了，甚至被混淆了。这种忽视严重到什么程度，从梅林——德国党内最有哲学修养也是最多讨论一般哲学问题的理论家——的下述说法中可以看到：马赫（E.March）完全不想做哲学家，他只愿意局限在自己所内行的科学范围内。“在这方面，马赫完全与马克思相一致，完全撇开哲学，而只在历史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实践工作中考察人类的精神进步。”①他又说，“我们对于辩证法是完全尊重的，但我们觉得，没有辩证法的实际认识，还是比没有实际认识的辩证法更可贵”②。
　　不难想象，正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其本体论基础——的误解和忽视，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不时地回到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那里，尽管也时而无关痛痒地表达一些批评性的意见。他们把思想、意识、观念和意识形态简单地并且直接地还原为经济事实，却又在遇到矛盾时不得不连连退却。正是这些矛盾和动摇，使得他们不是从哲学本体论的原则上去透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而是在他们所了解的一般唯物主义的抽象形式上，附加各种各样的“保留”、“退却”和“补充说明”；或者，只是在“唯物主义”这个词的前面，无内容地附加各种定语，如“辩证的”、“能动的”等。
　　这种“附加”在本体论方面的薄弱，在一些基本的哲学问题上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直接。按照梅林的意见，机械唯物主义在今天仍然是合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只不过否定了它在历史范围中的权利，而根本没有否定它在自然科学范围中的权利。因此，“机械唯物主义在自然科学范围里是科学研究的原则，一如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范围里一样”。在另一处梅林又补充说，把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隔离开来或对立起来的企图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它们应当并存，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对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补充”，而这种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代表就是费尔巴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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