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与中国文语言与文化_罗常培_9787513317245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仰仗它来推进。《中国人与中国文》一书收录了罗常培先生关于语言和文化的若干演讲和随笔，包括“中国人与中国文”和“语言与文化”两部分。是罗常培先生对于中国的语言与文化进行的深入研究的结晶，也是罗先生比较经典的著作，在上述两书之外，本书围绕语言文字的主题，附录了《汉字的声音是古今一样的吗？》《反切的方法及其应用》《我是如何走上研究语言学之路的？》三篇文章。

　　出版说明
　　自1950年问世以来，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的《语言与文化》越来越受到读者的喜爱。语言学界誉之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王力先生肯定“他的成就是划时代的”。而普通读者更感兴趣的也许是语言中积淀的历史、文化和心理。美国语言学教授萨皮尔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陈寅恪先生说，“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这两位大家仿佛分别在太平洋的两岸暗示：语言文字里有的是故事和秘密！本书满足了这种好奇心，罗先生以稔熟的专业知识，和富于情感的文字，追根溯源，探幽赜隐，将这些内容饶有兴趣地揭示给大家，精彩之处，很像福尔摩斯探案。
　　《语言与文化》是罗先生三四十年代的研究成果，正值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他僻居云南，任教于西南联大。这个时期，他还写过一些他所说的“通俗文章”，发表过一些讲演，文字里澎湃着激越的民族情感。例如，1940年4月24日，他在昆明广播电台发表题为《中国人与中国文》的讲演，开头便很严厉：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着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凡属一国的国民，对于他本国固有的语言文字必须有最低限度的修养，否则就不配作这一国的国民。”
　　“最低限度的修养”是什么呢？“我对于一般国民的希望，只盼人人能够把自己的情感或意思，清清楚楚地，有条有理地，不跑野马，不说废话，老老实实地表达出来就够了。至于神而明之，大而化之，超凡出奇，别创风格，那是文学家的事，不是一般人的事。”可谓语重心长。
　　他的这些讲演和文章1945年汇编成册，在开明书店出版，名为《中国人与中国文》，收文12篇。作者在《自序》里说：“从第一篇到第五篇是为教国文或学国文的人们说的；第六七八三篇是关于语言文字的常识和我对于国语运动的新看法；第九篇是关于近代戏剧史的通俗讲演。附录三篇的性质和本集相距较远，但因一时无所附丽，暂时也把它们编在后面。”附录三篇是《老舍在云南》《我与老舍》和《昙花未现》，考虑到与本书性质不同，这次没有收录。
　　在上述两书之外，本书围绕语言文字的主题，附录了《汉字的声音是古今一样的吗？》《反切的方法及其应用》《我是如何走上研究语言学之路的？》三篇文章。
　　本次出版，《中国人与中国文》和《语言与文化》分别参考了1945年开明书店和1950年北京大学出版部的初版本，以及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罗常培文集》，对作者在民国时期的习惯用法未作改动，只是订正了个别错讹之处。
　　编者
　　中国人与中国文自序
　　避地南来以后，因为图书设备的缺乏，旧来已经开始或将着手的研究工作都很难进行。再加上中年以往的人，社会上常常有意无意地逼迫着他务外，如果一时因为情面难却，替某种刊物写过一篇杂文，以后就很不好意思对其他刊物严词拒绝，搁笔不写。这12篇东西《中国人与中国文》原本12篇，9篇正文之后，有附录三篇：《老舍在云南》《我与老舍》《昙花未现》，此次未收录。和另外一本叫作《谠言》的小册子，就是这样硬挤出来的。
　　把它们结集起来重看一遍，也倒觉得这番功夫并不是完全白费的。做学问固然要求精深，同时也不要忘记普及。倘使一贯地老抱着“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的态度，那岂不失掉教育的意义了吗？这几篇小文虽然谈不到深入，却自信尚能浅出。从第一篇到第五篇是为教国文或学国文的人们说的，第六、七、八这三篇是关于语言文学的常识和我对于国语运动的新看法，第九篇是关于近代戏剧史的通俗讲演。
　　不久，我也许到太平洋彼岸的一个大学去教书，在最近一两年内，恐怕没有机会再作这一类的文字，因此才想把它们结集起来，一方面防备它们散失，一方面也给自己的生活留下一段片影。
　　让我在这儿谢谢叶圣陶、朱佩弦两兄，因为他俩对于这本小册子的出版都予以不少的助力。
　　1944年7月28日罗莘田识于点苍山麓
　

　　中国人与中国文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着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凡属一国的国民，对于他本国固有的语言文字必须有最低限度的修养，否则就不配做这一国的国民。
　　中国有将近五千年的历史，开化很早，文化很高，从有史以来就有文字的记载。这种文字属于衍形系统，在世界各国除去埃及和苏墨利亚的古文，很少和它相同的。它的形体比较繁难，含义比较复杂，从这方块字的本身又得不到什么发音的符号，所以很不容易认识。回想我们从小时候开蒙读书以来，在识字一方面真不知花去了多少冤枉工夫，从教育的观点来讲，这是很不经济的。最近几十年，有些人很热心地提倡汉字改革运动。这种运动的结果，便产生了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三种辅助汉字或代替汉字的东西。关于这方面的批评，容我另外再讲，现在先就汉字本身来讨论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应该具有的最低程度。
　　对于中国文的修养，第一步先得识字，这本来用不着多费话的。可是认真讲起来，识字就不是一件容易事。能够认识现行的方块汉字已经很麻烦了，若是推溯它得形的来源，似乎还得知道从刻在乌龟壳儿和牛胛骨上的甲骨文，以及钟鼎彝器上的金文，再经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几次演变，才成了现在的样子。若是分析它的结构，似乎还得认清拟象物形、近乎图画的“日”“月”，视而可识、察而见意的“上”“下”，会集两文，比类合谊的“武”“信”，半形半声、音义兼顾的“江”“河”等等，知道它们在组织上是不同的。再从意义来讲，例如：“东”“西”“南”“北”四个字，“东”本来当“动”讲，从“日在木中”得义，后来转变为东方。“西”像“鸟在巢上”之形，“日在西方而鸟西（栖），故以为东西之西”。南“任也”，草木至南方有枝任也，从木,声。（段玉裁注：“《汉书·律历志》曰：‘太阳者，南方。南，任也。阳气任养物，于时为夏。’云草木至南方者，犹云草木至夏也。有枝任者，谓夏时草木楙丁壮，有所枝任载也。故从。”）“北”当乖戾讲，“从二人相背”，本来是古“背”字，引申为北方。“《尚书大传》《白虎通》《汉书·律历志》皆言北方伏方也，阳气在下，万物伏藏，亦乖之义也。”……固然，每个字的意义没有能离开上下文而存在的，从应用的眼光看，只要知道那个字“约定俗成”的用法怎样也就够了，可是要想推究那个字得义的原由，那就非得稍有字源学上的常识不可。至于汉字的读音更较困难了，因为方块字的本身表现不出什么音素来，不能看见字形便念出声音。谐声字的偏旁最初本是当声符用的，后来声音递变的结果，它不单不能代表声音，反倒会耽误事。例如“刚愎自用”不念“刚复自用”，“茜纱窗外”不念“西纱窗外”，“始作俑者”不念“始作诵者”，“狮子吼”不念“狮子孔”。还有因为形近而念别字的也不胜列举，例如把“枵腹从公”念成“楞腹从公”，把“鬼鬼祟祟”念成“鬼鬼崇崇”，“斡旋”念成“幹旋”，“匕首”念成“叱首”，都是一时传作笑话的（参看我所作的《误读字的分析》）。我讲这一段话的意思，并不是希望人人都成了文字学家，我只希望一般人对于汉字的形音义稍微有点儿常识，也许对于认字上减少一些困难。如果教给小孩子认字的时候，能够把形音义三方面都用极浅显的话剖析透彻了，我想总比让他囫囵吞枣的效果大得多。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着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凡属一国的国民，对于他本国固有的语言文字必须有最低限度的修养，否则就不配做这一国的国民。
　　中国有将近五千年的历史，开化很早，文化很高，从有史以来就有文字的记载。这种文字属于衍形系统，在世界各国除去埃及和苏墨利亚的古文，很少和它相同的。它的形体比较繁难，含义比较复杂，从这方块字的本身又得不到什么发音的符号，所以很不容易认识。回想我们从小时候开蒙读书以来，在识字一方面真不知花去了多少冤枉工夫，从教育的观点来讲，这是很不经济的。最近几十年，有些人很热心地提倡汉字改革运动。这种运动的结果，便产生了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三种辅助汉字或代替汉字的东西。关于这方面的批评，容我另外再讲，现在先就汉字本身来讨论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应该具有的最低程度。
　　对于中国文的修养，第一步先得识字，这本来用不着多费话的。可是认真讲起来，识字就不是一件容易事。能够认识现行的方块汉字已经很麻烦了，若是推溯它得形的来源，似乎还得知道从刻在乌龟壳儿和牛胛骨上的甲骨文，以及钟鼎彝器上的金文，再经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几次演变，才成了现在的样子。若是分析它的结构，似乎还得认清拟象物形、近乎图画的“日”“月”，视而可识、察而见意的“上”“下”，会集两文，比类合谊的“武”“信”，半形半声、音义兼顾的“江”“河”等等，知道它们在组织上是不同的。再从意义来讲，例如：“东”“西”“南”“北”四个字，“东”本来当“动”讲，从“日在木中”得义，后来转变为东方。“西”像“鸟在巢上”之形，“日在西方而鸟西（栖），故以为东西之西”。南“任也”，草木至南方有枝任也，从木,声。（段玉裁注：“《汉书·律历志》曰：‘太阳者，南方。南，任也。阳气任养物，于时为夏。’云草木至南方者，犹云草木至夏也。有枝任者，谓夏时草木楙丁壮，有所枝任载也。故从。”）“北”当乖戾讲，“从二人相背”，本来是古“背”字，引申为北方。“《尚书大传》《白虎通》《汉书·律历志》皆言北方伏方也，阳气在下，万物伏藏，亦乖之义也。”……固然，每个字的意义没有能离开上下文而存在的，从应用的眼光看，只要知道那个字“约定俗成”的用法怎样也就够了，可是要想推究那个字得义的原由，那就非得稍有字源学上的常识不可。至于汉字的读音更较困难了，因为方块字的本身表现不出什么音素来，不能看见字形便念出声音。谐声字的偏旁最初本是当声符用的，后来声音递变的结果，它不单不能代表声音，反倒会耽误事。例如“刚愎自用”不念“刚复自用”，“茜纱窗外”不念“西纱窗外”，“始作俑者”不念“始作诵者”，“狮子吼”不念“狮子孔”。还有因为形近而念别字的也不胜列举，例如把“枵腹从公”念成“楞腹从公”，把“鬼鬼祟祟”念成“鬼鬼崇崇”，“斡旋”念成“幹旋”，“匕首”念成“叱首”，都是一时传作笑话的（参看我所作的《误读字的分析》）。我讲这一段话的意思，并不是希望人人都成了文字学家，我只希望一般人对于汉字的形音义稍微有点儿常识，也许对于认字上减少一些困难。如果教给小孩子认字的时候，能够把形音义三方面都用极浅显的话剖析透彻了，我想总比让他囫囵吞枣的效果大得多。
　　为什么要识字呢?当然希望一般人对于现在和以前用这种文字所写的书能够看得懂。篇章是由字句积累而成的，假如不识字，尽管有多么好的文章，多么有用的书，如何能得到益处?要想了解今人或古人所写的东西，第一先得把逐字逐句的意义弄清楚了，不单每个字的意义丝毫不能含混，尤其这个字在这句话的上下文里的实际的用法怎样，更不能拘泥沾滞，一成不变。字句弄懂了，然后标出每段的大旨和全篇的主意来，这便是古人所谓“离经辨志”的功夫。必须这样才算当真读过一篇文章，读过一本书。假如模模糊糊随眼滑过，看到后半，忘了前半，主旨所在，内容所包，一概茫然，纵使读过万卷书，恐怕依然书是书，我是我。古人称赞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请大家不要误会，“不求甚解”并不是“不求解”。像汉朝秦延君说“尧典”二字至三万余言，那叫作“甚解”；若是模糊影响，当解而不解，就算是“不求解”了。奉劝正在读书的朋友们不要邯郸学步，冤枉了陶渊明!
　　光能了解别人写出来的东西，而不能把自己心里蕴蓄着的情感或意思，清晰明白地用文字发表出来，那还没有具备现代国民的资格。了解是“知”的功夫，发表是“能”的功夫，“知”和“能”是应该并重的。在看书或读文的时候，对于别人构思的程序、布局的先后、文法的组织、修辞的技巧，当真能够了解得透彻，耳濡目染，浸润久了，慢慢地自然而然地就会得心应手培养成自己的发表能力。我们生在现代，自然无须模拟古人，去作那和实际语言不相应的死文字；不过就是用白话来写文章，也不能信口开河随便胡扯的。无论讲话讲得多么好，嘴里说的和笔下写的总不能完全一样，这就是古人所渭“文不逮言，言不逮意”。记得1933年我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讲演，赵元任、林语堂两先生在上海听。后来他们告诉我，原稿上有一个字，我讲的时候说了17个字。可见“话”和“文”的分别，并不限于“白话”和“古文”的分别。要把口语写成文章，至少要经过构思、排列、剪裁、润色的几道功夫。我曾说现在的人做文章，常犯不知“镕裁”的毛病。什么叫作“镕裁”呢?这里借用刘勰《文心雕龙》上的两句话。他说：“规范本体谓之镕，剪截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镕则纲领昭畅，譬绳墨之审分，斧斤之斫削矣。”再往浅一点来讲，就是说一篇文章总得有个主要论点，造句遣词不能犯浮泛芜杂的毛病。这几句话看着容易，做起来却难。严格地一审核，不用说初学的人十篇有七八篇做不到，就是已经成了名的作家或学者，也往往有人爱写“博士书券，三纸无驴”的玩艺儿!所以，我对于一般国民的希望，只盼人人能够把自己的情感或意思，清清楚楚地，有条有理地，不跑野马，不说废话，老老实实地表达出来就够了。至于神而明之，大而化之，超凡出奇，别创风格，那是文学家的事，不是一般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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