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夏书系·追根溯源教语文:文本的背景分析_赵希斌_9787567569553

书阐明在语文教学中，应从作者、时空、文学史与文体发展、文学理论与作品批评、文本关联与比较、儒道思想六个方面收集文本的背景信息，为高质量的文本解读奠定基础。本书构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论框架，同时每一部分又重点呈现至少一个较为完整的案例，包含文本解读的背景信息，帮助教师理解高质量的背景信息对于文本解读的价值，并且为教师收集文本背景信息提供模板，让教师了解应为文本分析收集怎样的背景信息。

《时空》p031

对于童年生活的小城，沈从文说：“我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十五岁时方离开。出门两年半回过那小城一次以后，直到现在为止，那城门我还不再进去过。但那地方我是熟习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1]莫言在《超越故乡》中有类似的说法：“二十年农村生活中，所有的黑暗和苦难，都是上帝对我的恩赐。虽然我身居闹市，但我的精神已回到故乡，我的灵魂寄托在对故乡的回忆里，失去的时间突然又以充满声色的画面的形式，出现在我的面前。”[2]这除了与前述“作者的人生经历”有关，还说明作者的经历都发生于特定的时空之中，文学作品是作者“精神的回乡”，是对特定时空的印象的摹写。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会被打上历史与环境的烙印，相应地，文学作品也反映了特定时空的状况，这是解读文本必须观照的重要信息。对此莫言说：

放眼世界文学史，大凡有独特风格的作家，都有自己的一个文学共和国。威廉?福克纳有他的“约克纳帕塌法县”，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他的“马孔多”小镇，鲁迅有他的“鲁镇”，沈从文有他的“边城”。……还有许许多多的作家，虽然没把他们的作品限定在一个特定的文学地理名称内，但里边的许多描写，依然是以他们的故乡和故乡生活为蓝本的。戴?赫?劳伦斯的几乎所有小说里都弥漫着诺丁汉郡伊斯特伍德煤矿区的煤粉和水汽。[3]

我在《枯河》里写了故乡的河流，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写了故乡的桥洞和黄麻地，在《欢乐》里写了故乡的学校和池塘，在《白棉花》里写了故乡的棉田和棉花加工厂，在《球状闪电》中写了故乡的草甸子和芦苇地，在《爆炸》中写了故乡的卫生院和打麦场，在《金发婴儿》中写了故乡的道路和小酒店，在《老枪》中写了故乡的梨园和洼地，在《白狗秋千架》中写了故乡的白狗和桥头，在《天堂蒜苔之歌》中写了故乡的大蒜和槐林，尽管这个故事是取材于震惊全国的“苍山蒜苔事件”，但我却把它搬到了高密东北乡，因为我脑子里必须有一个完整的村庄，才可能得心应手地调度我的人物。[4]

将作家的作品和特定的时空关联起来，这对理解和赏析作品是必要的。自古以来，古人在考察文学现象的时候就从来不乏时空的眼光。[5]《诗经》中的“国风”按照不同的王国和地区分类；《论语?卫灵公》中孔子“郑声淫”的评价将文字与地域关联起来；班固写《汉书?地理志》，把某些地区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与《诗经》中的作品联系起来。宋代以后的许多文学流派习惯于以地域来命名，彰显其地域色彩，如“江西诗派”、“永嘉四灵”、“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常州派”等。还有以地域命名的诗、文、词集，如《会稽掇英总集》、《河汾诸老诗集》、《成都文类》、《粤西诗载》、《湖州词征》等等。此外，许多诗话、词话在讲到某些作家、作品的时候，也习惯于和地理环境联系起来，例如胡应麟的《诗薮?外编》把明初诗坛分为吴诗派、越诗派、闽诗派、岭南诗派和江右诗派，实际上就是根据诗人、诗歌的地域特点所作的划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水土不仅指自然环境，还包括人文环境。“气候温和”是对一个地方自然环境的描述，“民风淳朴”则是对一个地方人文环境的描述。水土养的这方人，不仅在样貌、体格、秉性、行为上有共同的特点，他们写出来的文学作品也有相通之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有相对独立性，同时又密不可分，我们将分别阐述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对文学作品的影响，进而说明二者之间的关联及其在文本分析中的意义。

一、自然环境

陆游在《偶读旧稿有感》中说：“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自然环境对文学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是理解文本的重要背景。贾平凹说，他在写作构思时，脑子里首先有个人物原型为基础，再以他熟知的一个具体地理作为故事的环境，比如一个村子，这村子的方位、形状，房舍的结构，巷道的排列，谁住哪个院落，哪里有一棵树，哪里是寺庙和戏楼，哪里有水井和石磨。他以《秦腔》的写作为例[6]：

《秦腔》，选择以我家乡的地理环境为活动地。我的家乡叫棣花镇，是秦岭一个小盆地，丹江从西往东流过时从西边山口进来，沿南边山脚流过，再从东边山口流出，河流绕了半圆，而一条官路从镇子中间通过，这条官路就是镇街，书中名叫清风街。整个镇子呈圆形，一半水田一半旱地，镇西后一眼大泉，镇东后一眼大泉，两泉的水聚汇于镇街后为千亩荷塘。镇西口有寺院，河对面为月牙山，长满松树，月牙山下是镇河塔，崖上有数百石洞，为过去人避兵逃匪开凿的，镇中街对着河对面的案山，在水田与旱地的半台上有千年古槐和寺院，寺院改为学校。东街有广场，广场上有宋金时连畔盖的关台庙和二郎庙，有戏台，有魁星楼，河对面是锣山鼓山，后是笔架山。镇西街的大姓是韩家，镇东街的大姓是贾家。贾家在爷爷辈里分户，有三进院子，从二郎庙后一直随地势排列到台楞下，也就是镇东那眼大泉旁边。这韩家就是小说中的白家，贾家是小说中的夏家。我的父辈就住在后一院，兄弟四个分住上房、厦房和门房。院子是拐巴形，进去有照壁，照壁后有石磨，石磨后有厕所，厕所边有椿树，椿树上有鸟巢。大伯家住上房，上房有后门，出去是村里最大的柿树，树下是石碾，石碾旁就是大泉眼，泉的台楞上有皂角树，树后有一排房，再后是十八亩地，再再后是一个小沟，沟后是另一个村，村旁又是一个村，然后一村一村直到镇西韩家后的台楞上的几个村。而镇东广场东是小河，小河边是塬，又是四个自然村，村北是牛头岭，岭上有梯田果林，所有人死了都埋在那里。等等等等。可以说，《秦腔》里写到地理位置全是真实的，全是我十九岁前对家乡的真实写照。

对于《秦腔》来说，自然环境不仅构成小说的背景，而且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必要因素，甚而会影响小说的真实感与合理性，即某些人和某些事出现或发生在某个特定的场景更合理、更自然、更感人。贾平凹在《文学与地理》这篇文章中指出，人物原型和生活环境这两点确定下来，就像盖房子打下地桩，写起来就不至于游移、模糊。根据内容需要，对这些原型因素删增、移位、取舍、夸张、象征、暗喻才经营出一个文学的世界，创造一个第二自然。[7]这就像前面莫言所说的，“脑子里必须有一个完整的村庄，才可能得心应手地调度我的人物”。小说中的人和事生存、发生于特定的环境中，是人物刻画、事件发展、氛围营造必需的载体和素材。自然环境不是作品中的摆设，而是与作品中的人、事、境紧密呼应的有生命的存在。

作者在文学作品中呈现了一幅图景，这图景往往脱胎于作者的生活经验，来源于客观现实——一切的虚都建立在实的基础上。无论怎么综合、改造、虚构，作家心底都有一个真实、客观的原型，这为其作品提供了第一手的素材。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我所生长的地方》中描述了他家乡的自然环境[8]：

地方东南四十里接近大河，一道河流肥沃了平衍的两岸，多米，多橘柚。西北二十里后，即已渐入高原，近抵苗乡，万山重叠。大小重叠的山中，大杉树以长年深绿逼人的颜色，蔓延各处。一道小河从高山绝涧中流出，汇集了万山细流，沿了两岸有杉树林的河沟奔驶而过，农民各就河边编缚竹子作成水车，引河中流水，灌溉高处的山田。河水长年清澈，其中多鳜鱼，鲫鱼，鲤鱼，大的比人脚板还大。河岸上那些人家里，常常可以见到白脸长身见人善作媚笑的女子。小河水流环绕“镇筸”北城下驶，到一百七十里后方汇入辰河，直抵洞庭。

河川对于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多么重要！沈从文说：“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9]正如贾平凹所说：“有什么样的作家，他就喜欢什么样的地理，有什么样的故事内容，他就选择什么样的地理，在地理的运用上，可以看出作家的各自的审美，也可以看出作品内容的隐秘。”[10]沈从文是带着丰富的情感描述家乡的这条大河的，这河川承载着沈从文童年最温馨的记忆，他怀恋的美好的人性就在这水中，他要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就在那河边。沈从文的小说无论虚构了怎样的环境，其中都嵌入了这片河川的影子，这就是沈从文“选择地理的秘密”。

自然地理是“客观之物”，作者基于要表达的情感对其进行删增、移位、取舍、夸张，形成寄托情感的文学形象，这即是早在《周易?系辞》中就提出的“观物取象”：“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自然环境、人的情感、文学形象这三者是和谐同构的，我国古人在《乐记?乐论》中就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概念：“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乐由天作，礼以地制。……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

“观物取象”、“礼乐与天地的关系”说明艺术的起源及其形态都和自然密不可分——天地（自然）与人情共振而催生艺术作品——自然不只是文学中的客观素材，更成为人情的映照与激发物。《庄子》讲“与物为春”（《德充符》），人与大自然共一个生命，这是道家角度的“天人合一”。自魏晋，文人不但承认、欣赏自然本身的美，而且认为自然美是人物美和艺术美的范本。如《世说新语》中就用“松下风”、“春月柳”、“游云”、“朝霞”等等来形容人的风采，最有名的是曹植的《洛神赋》：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

也是自魏晋，人们确认并肯定了文学与自然之间的关联。陆机在《文赋》中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不同的自然景物引发了人们不同的情感。对此刘勰指出：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文心雕龙?物色》）

“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万事万物引发不同的情感，进而驱动作者用文字表达内心的情感，这准确刻画了自然、人、文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刘勰进而以具体的例子说明文字与自然景物之间紧密的关联，典型地体现了“观物取象”：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文心雕龙?物色》）

文字能让人感动是因为它真切地摹状出自然景物的样子，以及这景物所引发的心理感受。自然环境不仅是写作的对象，提供了写作的素材，还激发了作者的情感，成为写作的动力。刘勰感叹道：“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文心雕龙?物色》）

“江山之助”！江山塑造了人心，江山成就了文学！

草原与荒漠地带，自然而然地产生游牧生活方式；水土丰沃气候宜人处，是农业生产的理想之域；沿海地区因交通发达兼有鱼盐之利，是工商业的温床。自然条件制约着生产方式，也顺理成章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以至性格气质——“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国语?鲁语下》）。作者受自然环境的熏陶，受“水土”、“地气”的感召，“皆象其气，皆应其类”，从而产生一种与地理风貌相似的审美理想。[11]清代孔尚任说：“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柢也。得其云霞则灵，得其泉脉则秀，得其冈陵则厚，得其林莽烟火则健。”（《孔尚任诗文集》卷六）这是《淮南子》“土地各以其类生”的说法在审美理论中的发挥。云蒸霞蔚之地，文学风格多空灵舒卷；山水明丽之处，文学风格多秀丽明媚；高原大山地区，文学多浑厚壮实；林莽烟火之域，文学多矫健有力。沈德潜则说，“余尝观古人诗，得江山之助者，诗之品格每肖其所处之地”（《归愚文钞余集》卷一），正可谓永嘉山川明媚，谢灵运诗风与之相肖；夔州山水险绝，杜甫诗风与之相类；永州山水幽峭，柳宗元诗风与之相近。

刘若愚在《中国文学艺术精华》中具体分析了自然环境与人的八种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体现在文学作品中[12]：

（1）自然作为人生的同类物。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鸟的叫声与君子希望娶一位姑娘这两者被关联起来。（2）自然作为人生的对照。如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和变幻形成鲜明的对照，《古诗十九首》之一的开头说：“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另一首云：“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3）自然作为人情的分享者。当诗人怀有一种强烈的感情，他往往设想自然也带有这种感情。李煜的《相见欢》写道：“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李煜在另一首词中写道：“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花、风、雨、河流这些自然之物似乎都与人类一样是有情感的。（4）自然作为一种感情表达的间接方式。这是一种与上述人情分享完全相反的方式，作家用一种似乎纯客观的态度描述自然景色，让读者通过联想生成独特的情感体验。如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5）自然作为感情的激发物，即睹物感怀。王昌龄的《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在这首诗里，自然激发了个体的情感。（6）自然作为审美的对象。譬如姜夔在一首词中描绘了荷花的美丽，并比之于河中仙子，他写“冷香飞上诗句”，这说明他是有意识地把自己观赏荷花时的审美经验移植到诗歌之中了。（7）自然作为一种象征。自然经过主观抽象而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例如，高山作为长寿的象征在《诗经》中首次出现并在后世诗歌中屡见不鲜；还有河流，一方面可以象征时间的流逝，另一方面又可以象征自然的永恒。如李白组诗《古风》中所写：“前水复后水，古今相续流。新人非旧人，年年桥上游。”（8）自然之中忘我。中国诗歌的最高境界是自我消失在自然之中——物我不分。王维的《登河北城楼作》便是一例：“寂寥天地暮，心与广川闲。”他的思想与河川浑然一体，两者都处于安适宁静之中。

“借景抒情”是中国文学极为重要的写作手法，刘若愚提出的这八种人与自然的关联可以作为赏析这种手法的着眼点。从中我们也能看到自然对作家、对作品的重要价值，正可谓“江山之助”！这对文本解读意义重大，教师要想让学生理解文字的意涵，就要帮助学生还原文字所摹状的景物，真切感受这些景物所生发的情感，在文字、景物、情感间建立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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