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过程与促进性环境：情绪发展理论的研究_Donald Winnicott_9787567563414

国内首部以《月亮与六便士》为创作灵感的主题笔记本。相比于传统的笔记本，这是一本可阅读的笔记书，以毛姆的小说结合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高更的画作，更深层次地诠释《月亮与六便士》。在编排上，以“不同人眼中的斯特里克兰德”为切入点，精选书中10个经典段落，20句经典摘句，全部中英文对照。此外，收录30余幅高更的名画及手稿，诠释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微妙区别。不管读者是否阅读过《月亮与六便士》，都可以由《高更的梦》走进斯特里克兰德的天才世界。

1. 精神分析和罪疚感

在这篇演讲中，我对罪疚的陈述将不会比Burke更加深刻，Burke在200年前写到：罪疚(guilt)存在于意图中（the intention）。然而，大师们的直觉光芒，以及甚至是诗人和哲学家们精巧的描述，都缺乏临床的实用性；精神分析已经可以被社会学和个体心理治疗所使用，而在以前这些领域更多是被诸如Burke这样一类大师的思想和话语锁定着。

精神分析认为，就成长来说，罪疚主题出现的时间在于一个人具有了思考习惯的时期，就人类个体的演进和发展来说，这个时期的个体已经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人，而且已经能够与环境建立关系了。罪疚感(sense of guilt)的研究对于分析师来说，意味着对个体情绪成长的研究。这篇文章我将试图研究罪疚感受(guilt-feeling)，而不是在向大家灌输知识，但可以作为对人类个体发展一个方面的探索。文化影响当然是重要的，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但是这些文化影响本身有可能作为无数个人模式的重叠被研究过了。换句话说，社会和群体心理学的线索其实就是个体心理学。持有“道德需要被灌输”观点的那些人教小孩子们知识，却放弃了在他们的孩子中观察道德自然发展的快乐，如果为这些孩子提供一种适合个人和个体成长的好环境，他们就能茁壮成长，包括道德也会自然成长。

我不需要去检查人类体质方面的变异。我们确实没有清晰的证据来说明，那些没有心智缺陷的人本质上不能发展出道德是非感。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确实发现了，在道德是非感的发展中，有着各种程度不同的成功和失败现象。我将尝试解释这种发展中的变异性。毋庸置疑，15确实就存在有罪疚感缺陷的儿童和成年人，而这种缺陷并不特别地与智力能力的高或低相关。

如果我把我要考察的问题划分为几个主要部分，那将会简化我的论述：

(1) 那些已经发展出和建立了罪疚感受能力的个体之罪疚感。

(2) 在个体情绪发展线中靠近罪疚感受能力起源点的罪疚感。

(3) 在某些特定个体发展中，由罪疚感受能力缺乏作为显著特征的罪疚感。

在本章结尾的时候，我将会谈到有关罪疚感受能力的丧失和恢复的问题。

1. 罪疚感受能力的假设

罪疚的概念是怎样出现在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我认为这样说是恰当的，弗洛伊德在这个领域的早期工作与被认为理所当然就有罪疚感受能力的那些个体身上的罪疚感变迁有关系。因此，我将先说一说弗洛伊德关于健康人群中无意识罪疚意义的观点，以及罪疚感的精神病理学。

弗洛伊德的工作展现了真实的罪疚感是如何存在于意识及无意识的意图中的（in unconscious intention）。实际的犯罪并不是产生罪疚感的原因；相反，实际犯罪恰恰是严重罪疚感的结果——那种属于犯罪意图的罪疚。只有法律的罪疚（legal guilt）指向犯罪；道德的罪疚（moral guilt）指向内在现实。弗洛伊德是能搞清楚这个悖论的。在他的早期理论构想中，他关心的是“本我”（id），通过本我他谈及了本能驱力和“自我”（ego），也谈及了与环境相关联的整个自体的那一部分。自我去改变环境，为的是本我需要的满足；自我抑制本我冲动，为的是环境提供的东西能被利益最大化地使用，仍然是为了本我需要的满足。稍后一段时期（1923），弗洛伊德开始使用术语“超我”（superego）来指定那些被自我所接受并用在本我—控制中的东西。

这里，弗洛伊德是根据经济学（economics）来处理人性的（human nature），并且为了建立理论构想，故意简化了问题。在所有这些工作中，都隐含着决定论的思想，假设人性是能够被客观检查的，而且能够适用于众所周知的物理学所适用的法则。就自我—本我（ego-id）而言，罪疚感要比特质性焦虑（anxiety with a special quality）稍微多一些，焦虑是由于爱与恨之间的冲突才被感受到的。罪疚感意味着对两价性体验的容忍。我们接受“罪疚与因爱恨交加而产生的个人冲突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这一观点并不困难，但弗洛伊德非要追寻冲突的根源，16并表明这些感受都与那些本能生命（instinctual life）有关。

正如大家所知，弗洛伊德在成年人（神经症而不是精神病病人）的精神分析中发现，他要定期地返回到病人童年的早期阶段，返回到无法容忍的焦虑，以及返回到爱与恨的碰撞中去。在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这个最简单合适的术语中，一个健康的男孩达成了与其母亲的一种关系，在这个关系中，本能被卷入了，男孩梦想占有与母亲相爱的关系。这就会导致父亲死亡的梦想，反过来这会导致对父亲的恐惧，以及对父亲有可能摧毁孩子本能潜力（instinctual potential）的恐惧。这被称之为阉割—情结（castration-complex）。同时，还存在男孩对父亲的爱和对父亲的钦佩。男孩的冲突一方面来自于让他产生恨和想伤害父亲的本性，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他爱父亲的本性，这个冲突使男孩卷入了罪疚感受。罪疚意味着男孩发展出能够容忍和处理这种爱与恨冲突的能力，实际上这种冲突是一种内在固有的冲突，一种属于健康生命的冲突。

这确实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只不过通过弗洛伊德我们才认识到，在健康的情况下，焦虑和罪疚发展达到顶峰是有一个时期的；更确切地说，有一个最初的极其重要的环境——由生物本能决定的小孩子生活在家庭中，并体验最初的三角人际关系的环境。（这个陈述是故意简单化了的，在这里我将不会对兄弟姐妹关系层面上的俄狄浦斯情结作任何的引用，也不会对那些远离父母或在机构里面被养育的孩子的俄狄浦斯情结作任何等价的陈述。）

在早期精神分析的陈述中，爱的冲动只有一点点涉及了摧毁的目的，或者涉及了那种在健康情况中已经完全与性欲融合了的攻击驱力。所有这些陈述都需要最终进入到罪疚起源的理论中，而我之后将会研究这方面的发展。在最早的陈述中，罪疚起源于爱与恨的碰撞，如果爱是去容纳属于它的本能元素的话，则这种碰撞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原型在学步年龄阶段有其现实性。

所有的精神分析师都熟悉，在他们的工作中，经常通过更加正常发展的罪疚感，以及通过幻想内容不断增加的意识觉察和接纳，来替换各种症状，而这些幻想内容则使得罪疚感的产生符合逻辑。罪疚感似乎看起来是多么不符合逻辑！在Burton的《忧郁症的解剖》（Anatomy of Melancholy）一书中，收集了一组很好的案例表明了罪疚感受的荒谬性。17

在长程和深入的分析中，患者会对一切事情感到罪疚，甚至对早期环境中被我们很容易就判别为是偶然现象的不利因素也会感到罪疚。这里我给出一个简单的例证说明：

一个八岁的男孩，最近感到越来越焦虑，最后开始逃离学校。我们发现他正在遭受着无法忍受的罪疚感的痛苦，原因是在他出生前几年，他的一位哥哥死去了。他最近才听说了这个事情，而其父母并不知道这个孩子对这个消息感到深深的不安。在这个个案中，其实没有必要让这个孩子做长程分析。经过几次治疗性访谈之后，他发现了针对兄长死亡的这种具有严重损害性的罪疚感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一种置换。他是一个相当正常的男孩，在这种有效的帮助下，他能够返回学校学习，而且他的其他症状也随之消失了。

超我

超我（superego， 1923）概念的引入，使得精神分析元心理学在难免进展缓慢的情况下向前迈了一大步。弗洛伊德独自完成了这项先驱的工作，当他把注意力引向儿童的本能生命，而使这个世界感到不安的时候，他首当其冲承受着打击。逐渐地，其他工作者通过使用技术获得了体验，然后，到弗洛伊德开始使用“超我”这个术语的时候，他有了许多同事。利用弗洛伊德创造的这个新术语，他表明，自我（ego）为了应对本我（id），使用了与其名称相配的某些力量。儿童逐步地获得了控制力量。在过分简单化的俄狄浦斯情结中，男孩内射（introjected）了既钦佩又恐惧的父亲，因此也就携带了基于男孩知觉到和感受到的、来自父亲的控制力量。这个内射的父亲—形象（father-figure）具有高度的主观性，而且是被儿童对父亲—形象而不是实际父亲的体验所渲染，也被家庭的亚文化模式所渲染。［术语“内射”只是意味着精神和情绪接纳，而且这个术语避免了术语“合并”（incorporation）的更多功能性含义。］因此，罪疚感就意味着自我与超我达成了妥协。相应地，焦虑也就成熟地应运而生，并进入到了罪疚之中。

在这里超我的概念可以被看作是这样的主张：罪疚的起源是一种内在现实，或者罪疚存在于意图（intention）中。这也是与手淫和普遍的自体性欲活动相关的罪疚感受的最深层原因。手淫本身不是罪恶，18但是在手淫的全部幻想中聚合了全部意识和无意识的意图（intention）。

从这个关于男孩非常简单的心理学陈述开始，精神分析能够在男孩和女孩中研究和探索超我的发展，以及确实存在于男性和女性中的有关超我构想的差异，超我构想的性别差异可能在道德模式和罪疚感受能力的发展这两方面都是存在的。在超我这个概念之外，已经发展出了大量的观点。“父亲—形象（father-figure）内射（introjection）”这样的观点最终显得太简单了。在每一个个体身上，都有一个超我的早期发展史：内射可能变成人类的和父亲般的，但是在早期阶段，超我内射是用来控制本我冲动（id-impulses）和本我产物（id-products）的，此时超我是亚人类

（subhuman）的，且实际上无论如何都是原始的。因此，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在研究每个个体婴儿和孩子的罪疚感，尽管它的发展是从原始的恐惧，到关系同源的恐惧，再到对某个人类的敬畏，此人也仍是能够被理解和原谅的人类。（已有人指出，在个体儿童中超我的成熟与在早期犹太史中所描述的一神教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平行的关系。）

一直以来，每当对作为罪疚感基础的过程进行概念化时，我们要牢牢记住这样的事实：即使是无意识和明显非理性的罪疚感，都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情绪性成长、自我健康和希望。

罪疚感的精神病理学

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人被罪疚感困扰着，甚至被罪疚感束缚着。如同《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中基督徒后背上的负担一样，他们背负着罪疚感生活着。我们知道这些人都有建设性努力的潜能。有时候，当他们发现一个建设性工作的适当机会时，罪疚感就不再妨碍他们了，而且他们会干得异常出色；但是，一个机会的失败可能会导致强烈的罪疚感卷土重来，变得无法容忍且非常令人费解。在这里我们正在处理的就是超我的异常。在针对那些被罪疚感压迫个体的成功分析案例中，我们发现这种罪疚负担渐进性地减轻了。罪疚感负担的这种减轻紧随着就是压抑的减轻，或者患者朝向俄狄浦斯情结的靠近，以及由此涉及的全部恨和爱的责任都能被患者所接纳。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患者丧失了罪疚感的能力（除非是在某些个案中，19可能存在着虚假超我，这种虚假超我是基于早年生命环境中异常的养育方式而发展出来的，而这种养育方式往往与非常强大的权威势力的侵入有关）。

我们可以在那些被认为是正常的人，和确实可以在那些最有价值的社会成员的个体中，去研究这些过度的罪疚感受。然而，我们很容易就会认为这是疾病，而且一定会考虑到以下这两种疾病：精神忧郁症（melancholia）和强迫性神经症(obsessional neurosis）。在这两种疾病之间存在着一种交互作用，我们发现这些患者交替表现出忧郁症和强迫症。

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患者总是试图要去纠正什么事情（把事情做对）；但是所有的旁观者都很清楚，也许患者也是清楚的，那就是患者的这种企图将不会成功。我们知道麦克白夫人（Lady Macbeth）无法抹去过去做的事情，也不可能通过洗手来摆脱她那些邪恶的意图。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种类似宗教的、夸张讽刺的行为仪式，似乎宗教的神已经死了或暂时不能被利用了。强迫性思考可能会表现出这样一个特征，每次出现一个想法很快就被出现的另一个想法试图否定并取消，但这个过程一直不会成功。在整个过程的背后是一种混乱（confusion），患者再怎么整理也不能改变这种混乱，因为这种混乱状态被维持住了；这是被患者无意识维持的，目的是隐藏一些非常单纯的东西。也就是，恨比爱更加强大的事实，而这一事实处于患者意识不到的一些特定情境中。

我会引用一个案例：一个女孩儿不能去海边，因为她一到海边就看到海浪里面有人哭喊着救命。一种无法忍受的罪疚感使她花费很多无意义的时间，来准备和安排如何观察海水里面有没有人，并准备如何去营救他们。这种极端非理性的症状，甚至可以表现为她无法忍受一张有着海滨照片的明信片这一事实。如果她在商店的橱窗中碰巧看到了印着海滨照片的图片，她必须要去搞清楚这照片的拍摄者是谁，因为她在照片中看到有人被海水淹没了，她必须要去组织救援，尽管她也完全知道事实并非如此糟糕，而且也知道照片可能是数月或数年之前拍摄的事实。这个病得非常严重的女孩最终经过努力，能够过上一个相当正常的生活，而非理性的罪疚感受也很少折磨她了，然而她必然接受了持续很长时间的心理治疗。

精神忧郁症（melancholia）是抑郁心境的一种组织形式，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表现出忧郁症的倾向。一个精神忧郁症患者有可能会因罪疚感而瘫痪，他可能会什么都不干，只是坐在家里，花好几年指责和控诉他自己，指控他自己是引发世界大战的元凶。与他争辩无论如何都不会有任何效果。20当有可能对这类案例进行精神分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种聚集在一起对全世界所有人感到罪疚的自体，在治疗中将会让步于患者对“恨将远远大于爱”的恐惧。这种疾病就是患者去尝试一些不可能的事情。患者荒唐地声称要为一般灾难负责任，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回避了靠近自身的个人毁灭。

一个五岁的小女孩表现出很强烈的抑郁情绪，作为对其父亲在一次意外事件中死亡的反应。在小女孩正处于既恨父亲同时又爱父亲的年龄阶段，她的父亲买了一辆轿车。实际上，小女孩那时刚好做了一个有关父亲死亡的梦，当父亲提要开车出去兜风的时候，她恳求父亲不要出去。她父亲坚持要出去，因为孩子在这个年龄阶段很容易做这样的噩梦，这也是很自然的情况。于是，全家就开车出去兜风了，而碰巧他们就遭遇了车祸；轿车翻了，小女孩是唯一一个没有受伤的人。她爬起来走向躺在马路上的父亲，并用脚踢他想让他起来。但是，她的父亲已经死亡了。我从头到尾观察了这个孩子的严重抑郁性疾病，她几乎完全处于情感漠然和无兴趣状态。她在我的房间中站了几个小时，什么也没做。有一天，她站在墙边用一只脚轻轻地踢着墙角，踢墙的脚就是她曾经想踢醒已经死去父亲的那只脚。我替她表达了她想让她爱着的父亲醒来的愿望，尽管她用脚踢他其实也表达了对父亲的愤怒。从她踢墙的那一时刻起，她逐渐地恢复了生活，大约一年之后，她又开始上学了，并且重新掌控了自己的生活。

抛开精神分析，我们有可能对未经解释的罪疚、强迫观念和忧郁性疾病进行直觉性理解。然而，我们说，只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手段及其派生方法，才能让我们有可能去帮助那些背负着罪疚感负担的个体，并帮助他们在他们自己的性格特质中发现罪疚感的真正起源，这大概也是真实的。用这种方法来看，罪疚感是矛盾两价性相关焦虑（anxiety associated with ambivalence）的一种特殊形式，或者说，是爱恨共存相关焦虑的一种特殊形式。但是，矛盾两价性以及个体对矛盾两价性的容忍能力，意味着个体相当程度的成长和健康。

2. 罪疚感受能力起源点的罪疚

现在我想起了对这种罪疚感受能力起源点的研究，这个起源点存在于每个个体的发展过程中。梅兰妮?克莱茵(1935)把精神分析师的注意力引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绪发展阶段，她给这个阶段命名为“抑郁位”（the depressive position）。她关于人类个体的罪疚感受能力起源所做的工作是继续运用弗洛伊德方法的结果。21鉴于本文的长度，我们不可能充分讨论“抑郁位”概念的复杂性，但是我愿意尝试对这个概念作一个简短的陈述。

我们应该注意到，鉴于精神分析早期的工作都是基于爱与恨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在三元（three-body）或三角关系情境中，而梅兰妮?克莱茵更主要是发展出了在婴儿与母亲单纯的二元关系（two-body relationship）中冲突的思想，这种冲突起源于伴随着爱的冲动的摧毁性想法（destructive ideas）。当然，在个体发展过程中，这个阶段（抑郁位）的起源时期要早于俄狄浦斯情结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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