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兰尼传_Gareth Dale (作者_9787508678023

卡尔·波兰尼（1886-1964）是2O世纪对市场经济最初的阐释者之一。他对全球化破坏性、大萧条潜在原因的深刻分析依然是对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最有效的驳斥。《卡尔·波兰尼传》向读者展现的是，主要人生经历与历史事件如何将他从一位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并如何影响他在社会民主、共产主义、罗斯福新政、战后美国学术转变等方面形成相互矛盾的立场。
加雷斯·戴尔著的《卡尔·波兰尼传(精)》开篇介绍波兰尼存哈布斯堡王朝的童年经历及其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匈牙利战后革命的经历。这段经历将波兰尼的理想激进主义与红色维也纳的政治承诺、学术动荡以及法西斯主义恐怖联系起来。本书中的叙事重新同顾了波兰尼用英文、德文及匈牙利文写就的毕生之作，对五大类档案进行了详尽的研读，对波兰尼的女儿、学生与同事进行了访谈，澄清了这位思想家著作中相互矛盾的方面。书中有关个人的刻画也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波兰尼与诸多学者、基督教徒、美学家、记者、冷热战专家及各类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关联。
《卡尔·波兰尼传》将波兰尼传记与对非常时代的反思与凝练结合起来，突出这位思想家努力捕捉和理解的历史决裂、张力与剧变，将他的故事与动荡时代的学术与政治历史联系了起来。

在研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生活和工作的过程中，我得到许多人的善意帮助，尤其是波兰尼的家人、朋友和学生。特别感谢卡丽·波兰尼-莱维特（Kari Polanyi-Levitt），她很友善、耐心地接受了我一轮又一轮的采访：2006～2008年在蒙特利尔有五次面访；2007～2009年有七次电话采访；而2006～2015年，她无数次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接受我的后续随访。也感谢其他乐意回答我问题的被访者：唐·格兰特（Don Grant，2009年5月13日，伦敦；2013年和2015年又提供了额外的材料）、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2009年9月12日，莫斯科东西方酒店——该酒店取名甚为恰当）、伊斯特万·梅萨罗斯（Istvan Meszaros，2010年12月12日，伦敦）、阿比·罗特斯坦（Abe Rotstein，2009年5月16日，电话采访）、罗伯特·海拉兹（Robert Halasz）、珍·理查德（Jean Richards，2011年8月17日，电话采访）、米拉利·西玛依（Mihaly Simai，2008年12月11日，蒙特利尔）、格雷戈里·鲍姆（Gregory Baum，2009年1月11日，电话采访）、安妮·查普曼（Anne Chapman，2009年7月19日，电话采访）。其中，安妮是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认识的最热心、最有魅力的人之一，然而，她已于2010年逝世，我十分伤心。
同时，我很幸运地收集到许多档案资料，里面有大量从未公开发表的文本材料，包括波兰尼本人及他的妻子伊洛娜·丹兹斯卡（Ilona Duczynska）、学生、朋友、熟人撰写的回忆录、通信、文章片段、读书笔记、大事记等。大量参考的资料原文为德语或匈牙利语，其中大多数德语资料的翻译（包括已发表和未发表的）由我本人完成，而匈牙利语文本资料的翻译和摘要工作则基本由亚当·法布里（Adam Fabry）完成，金高·绍陶（Kinga Sata）参与了部分工作。这绝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波兰尼的笔迹十分潦草，甚至他的医生（我们都知道医生开的处方是最潦草的）都请求他把字写得清楚易读一些。我和亚当拿着放大镜全神贯注地研究他的通信记录，逐个辨认那些乱如蜘蛛网般的文字——那真是终生难忘的记忆！因此，特别由衷地感谢亚当和绍陶博士，同时也感谢资助他们完成这些工作的纳菲尔德基金会（Nuffield Foundation）与阿米尔-莫尔本信托基金（Amiel-Melburne Trust）。同样还要感谢在蒙特利尔接待我的主人马蒂厄·丹尼斯（Mathieu Denis）和弗里德里克·丹尼斯（Frederique Denis）。感谢布鲁内尔大学商学院、社科学院，以及利普曼-米利班德信托基金（Lippman-Miliband Trust），它们分别于2006年、2008年及2010年资助了我在蒙特利尔的费用。我前往芝加哥、布达佩斯和维也纳的调研差旅，以及2014年的蒙特利尔和纽约访问，都由于有其他活动而意外成行，这些活动得到英国科学院、维也纳大学、麦吉尔大学、蒙特利尔大学以及布达佩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90周年纪念会议”的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许多人的帮助。感谢我的父母，他们推荐、介绍了本书重点探索的几个叙事及背景群体，包括中欧的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以及英国不同的贵格社会主义者（Quaker so-cialist）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分支，这些对本书的背景研究有重要的影响。感谢那些直接帮助我审读文稿章节的朋友和熟人，他们的评论与批评极大地提高了书中实证探讨的准确性与观点的一致性。由衷地感谢卡丽·波兰尼-莱维特、克里斯·汉恩（Chris Hann）、约翰·霍尔（John Hall），他们都帮助我从头到尾梳理了文稿。感谢唐·格兰特、汤姆斯·于贝尔（Thomas Uebel）、约翰·奥尼尔（John ONeill）、桑德尔·吉尔曼（Sander Gilman），他们每个人都帮助我点评了一个章节。感谢露丝·达农（Ruth Danon）、丹·汤普金斯（Dan Tompkins）、马蒂·莫利斯基（Marty Moleski）、史蒂芬·怀特（Stephen White）、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蒂伯·弗兰克（Tibor Frank）、尤迪特·萨伯尔（Judit Szapor）、马修·格里姆利（Matthew Grimley），他们在本书的细节上给予了帮助。我参考运用的档案资料包括：卡尔·波兰尼档案资料（收藏于蒙特利尔康卡迪亚大学，迈克尔·波兰尼论文系列（收藏于芝加哥大学雷根斯坦图书馆），波兰尼家族论文系列（收藏于布达佩斯塞切尼国家图书馆），科学与学术保护协会的档案资料（收藏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三套与卡尔·波兰尼、奥斯卡·贾西（Oscar Jaszi）、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相关的论文集（收藏于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在参考文献列表中，这些档案资料的名称都用缩写表示，并用数字标明具体的文件夹与文件盒。例如，KPA-23-9指的是23号文件盒、9号文件夹中的卡尔·波兰尼档案资料。其他档案资料名称的缩写为MPP、PFP、SPSL、OJP以及RMP。感谢上述几个机构档案管理员的帮助，特别是卡尔·波兰尼政治经济学研究所的阿纳·戈麦斯（Ana Gomez）。充裕的原始资料对本书有如神助，但尝试对这些资料进行尽可能忠实的描述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各种挑战，如资料筛选与证据零碎的问题、见证人以及原作者阐释主观性的问题、多次重写文本或突出部分观点与词句（可能原作者并不想如此突出这些）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鉴于当前人们对波兰尼的生活与工作十分感兴趣，我们希望参考文献中的任何错误都能很快得到指正，同时大家可以就差异化的解读展开探讨。
最后，必须就文字拼写加以说明：对在英语社会为人知晓的匈牙利人，本书采用其英语名字，而对其他匈牙利人则保留其匈牙利语名字。

“我出生在具有自由思想的犹太上流社会家庭，在一种模糊却强烈的虔诚中长大。”卡尔·波兰尼在一篇自传的开头如是说。那篇自传写于20世纪30年代，是写给一家救济法西斯难民的基督教组织的。“我的母亲是苏联人，父亲是匈牙利人，但他深受德国文化的影响，接受过西式教育。他对伦理冲动理想主义极有热情，并极力将这一思想传递给我们。对这一点，我深表感激。在1919年离开匈牙利之前，我认为自己唯一的身份就是不折不扣的匈牙利人。”这些话的含义很明显，但也回避了一些我们将在这一章探讨的问题。具体来说，这一章将依次阐述卡尔·波兰尼的家庭生活、他父母的社会地位与宗教信仰、犹太人问题以及他与宗教、国家的关系。
卡尔·波兰尼的父亲米哈里·波兰尼（Mihaly Pollacsek）出生在喀尔巴阡山脉山脚下一个拥有土地的商人家庭。他在维也纳居住过一段时间，他的三个孩子——阿道夫（Adolf）、劳拉（Laura）与卡尔——就出生在那里。米哈里是一名工程师，也是一名工程承包商，在加利西亚以及奥匈帝国的其他地区竞标承包“铁路路段建筑工程，也包括隧道工程”。他收入很高，不仅在维也纳购置了一套公寓，而且在19世纪90年代搬家之后，还在布达佩斯的安德拉什大街购买了一套豪华的公寓。安德拉什大街至今仍然是布达佩斯最昂贵的住宅区域之一，这条宽敞的街道模仿巴黎的道路风格建成，街道具有异国风情的拱廊和咖啡馆，还有一家百货公司。尽管在之前十年，最早在这里定居的主要是从事手工艺的中产阶级，有一小部分是富足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但直到19世纪80年代，这里才声名鹊起，吸引贵族和富豪纷纷入住。波兰尼家的邻居中，有一位是大资本家，一位是医生，一位是工厂主，一位是匈牙利轻骑兵部队的退休将军。安德拉什大街上还住着波兰尼家的一些朋友，包括格奥尔格·卢卡斯（父亲是银行家）和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父亲是商人）。
就这样，在这片贫瘠荒凉的土地上，波兰尼家的孩子——劳拉、阿道夫、卡尔、苏菲（Sophie）、迈克尔——却在奢华的环境中长大，因此，卡尔·波兰尼在幼年时期便认识到惨酷的社会分层。可以明确地断定，正是这一点促使他毕生都投入社会主义事业中。当时该国的文盲率高达40%～50%，他们却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这种“巨资”买来的教育以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为模仿对象。1l岁之前，他们上私立学校，重点学习各种经典著作与世界文学，也学习各国语言。米哈里对卡尔·波兰尼宠溺有加，对他的情商与学术能力十分认可，称这个11岁的孩子“具有异乎寻常的、实在不可思议的天赋”，可以轻而易举地“掌握最难的哲学问题”。（P17-18）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