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禁刑之流变_杨锦芳_9787513050425

　　《监禁刑之流变》内容简介：本书首先对监禁刑历史演进脉络进行了梳理，提出法文化是推动监禁刑演进的多重动力，阐释了监禁刑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总体发展趋势的共性和差异性的缘由。然后，论证了多年来人们对监禁刑认识的困惑，并提出了明确的观点:监禁刑剥夺的只是罪犯的人身自由权；长期以来监禁刑充当各国主要刑种的原因在于其同时符合表示性、做戒性、可变性等多个刑罚特性；再犯率与监禁刑执行效果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但不应将再犯率作为衡量监禁刑执行效果的*一标准。对于监禁刑现状的研究,本书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实证调查的方法,以观察与统计描述为依托,阐释了我国监狱行刑在惩罚功能、教育改造矫正功能、劳动改造功能三个方面的真实效果。最后，本书提出监禁刑发展的突破口在于对行刑悖论的软化，我国监禁刑现代化的走向应是恢复性刑罚和矫正性刑罚相互融合的行刑社会化，并应以狱内行刑社会化为起点。

　　监禁刑从其产生之日起被人们寄予理想的刑罚愿望——既能实现惩罚罪犯的目的，又能实现刑罚文明。然而，在监禁刑产生、发展之初，其与生俱来的行刑悖论——行刑封闭化和回归社会化一直困扰着人们，监禁刑在人们对其存废的犹豫和徘徊中不断发展。监禁刑应向何方发展？其行刑悖论是否无法化解？在刑罚现代化的进程中，监禁刑的定位和使命是什么？

　　从某种意义上说，监禁刑的发展是在刑罚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的，其产生和发展起源于人们对犯罪和刑罚的逐步深入认识。起源于人们对酷刑的抛弃和对同类的尊重，监禁刑因此而产生；在对行刑悖论的探索中，监禁刑得到了发展；进入现代社会，监禁刑实践的内敛与人文性明显增强。这隐喻监禁刑中的“自由”内涵是不断变化的。正如学者所言:“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需求的变化，监禁刑中的自由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国家对犯罪人自由的干涉方式也会有所变更”。由此，“罪犯权利”在几百年的发展中已经找到了自己坚实的基础和有力的保障。总之，监禁刑自诞生之日起，在获得顽强的生命力的同时，也在不断完善。西方发达国家在实现监禁刑现代化的过程中，曾进行了多样化的尝试：医疗模式、监禁替代模式、更新模式、监管模式、公正模式。在尝试过程中，人们取得了很多推进行刑文明的经验和知识，同时也遭遇到一些挫折，譬如，监禁刑行刑的医疗模式把监禁刑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也将其置于一个危险的边缘。欧美国家的监狱在分类制、累进制，以及开放待遇、危险评估、心理辅导与行为治疗等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与此同时，狱政管理和监狱运行效益评估等方面，则造就了一系列完备而又符合当代社会要求的运行规范和技术准则。可以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国家形成的第一次监禁制度的变革，也是积极体现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对恶化了的犯罪形势的一种有效举措。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程中，实现监禁刑行刑法治化已迫在眉睫，为此本书在对监禁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沿革及其规律做了分析以后，围绕着人们对监禁刑认识的困惑做了思考，提出基于刑罚对罪犯权利的剥夺以必要为限，监禁刑限制的罪犯的权利仅指狭义范围的人身自由权，也就是罪犯自由与监狱之外的社会交往的权利。监禁刑目的和效果的实现仅剥夺罪犯的人身自由权，即身体活动的自由。除此之外，罪犯应当享有作为人、作为公民的未被法律剥夺的那部分权利,这是罪犯权利的主体部分。本书还探讨了监禁刑在人类刑罚史上被各国长期作为主要刑种的原因，提出监禁刑基本上符合边沁提出的多个刑罚的基本特性,尽管并不是在每一个特性上都能够有最好的体现,但是毫无疑问,监禁刑是所有现行刑罚方法中最大限度上符合上述刑罚特性的刑罚方法，为此监禁刑具有顽强的刑罚生命力。累犯率和矫正效果是两个有一定联系但并非具有必然联系的概念。本书中所指的犯罪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产生的,犯罪人的自身素质只是引发犯罪的一个方面,还应考虑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犯罪实施当时的情境等多种因素。因此，我们不能苛求监禁刑矫正的成果,不能把对犯罪人矫正成功的评判标准建立在犯罪人出狱后永远不会冲动、不会为外界所引诱、不会犯错误这样的基础之上。

　　本书对我国监禁刑行刑实践的考察是从对行刑功效的视角出发，考察结论为：监禁刑在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的同时，从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目标与手段错位、职能与功能不分、本质与现象混同的问题。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劳动改造在行刑中的分量过大。这不仅与监禁刑本身所具有的悖论有关，也与我国行刑的传统理念和定位密不可分。总结国外行刑现代化的经验，结合我国监狱转型的背景，本书的结论是我国监禁刑现代化的未来走向是以恢复性刑罚和矫正刑罚相互融合的行刑社会化，并应该以狱内行刑社会化为起点。

　　狱内行刑社会化是行刑社会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基本思路是在监禁刑的执行过程中，通过放宽罪犯的自由、拓宽罪犯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促使罪犯掌握生活技能和有关的社会知识，塑造罪犯符合社会的正常的信仰和人格，最终促成罪犯顺利复归社会。狱内行刑社会化不再把监狱看作单纯的国家机关，而是视为一种实现社会事业的机构，关注监狱自身的开放程度，即社会化程度，通过监狱等刑罚执行机构的活动，使罪犯与社会保持更多的接触，并积极利用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对罪犯的矫正活动，为其营造类似正常的社会环境。为此目的之实现,我国狱内行刑社会化应从罪犯和监狱的分类入手,以改善狱内环境和教育、矫治手段为根本，不断开拓多种渠道吸收社会力量参与矫正罪犯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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