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忆往（增订版）_陈昕_9787208149281

《出版忆往》是由作者发表在各类报刊上的忆旧文章结集而成。这些文章以图书出版为中心，以一个出版人的心路成长历程为线索，或记述各种图书从策划到出版的过程，或追忆老一辈出版人对出版事业的奉献和职业精神。通过文中对出版工作所做的叙述和思考，可以看到作者对出版事的热爱和执着，一个出版人的尊严和自豪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崇高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序一

陈昕印象

俞晓群

本序作者系海豚出版社原社长。

这几年做出版，不管多难，每年总要为出版人出几本小书。刘杲、沈昌文、钟叔河、朱正……从前辈做起，一本本做下去，直到同辈、晚辈，了却我一点承继与存留的愿望。

陈昕先生的集子，我当然想做。因为在这个变革的时代里，我始终认为，陈昕先生是一位标志性的人物，是我认同的角色。现在真的拿到他的书稿，我认真翻读，兴奋之余，细细思索，心底里涌出一些敬畏的情绪。

其一是他的理论水平。陈先生虽然身居要职不少，头衔不少，荣誉也不少，但以我听闻，行家们对他最多的肯定是出版家和出版理论家。从经常见于报端的大块文章，到一本接着一本的著作，观其内容，都不是应时的笔谈，而是实实在在的学术论说。比如《中国图书定价制度研究》，是他集调研、实践与理论分析于一体的理论著作，也是国家立项专题研究的项目。

还有《中国出版产业论稿》，其中许多论点独树一帜，敢说真话，敢亮自己的观点，十分难得。此书出版于2006 年，那时正值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做得风生水起，身为老总的陈昕先生自然很忙，但他应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之约，从自己100 万字的文章中，选出40 多万字成书，确实厉害，也让我感到惊奇。此类实证性、学术性的书是很难写的，他的时间何来呢？是天赋，是勤奋，是30 年的积累？环顾出版业内，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面对这些，我怎么会不产生敬畏的感觉？

其二是他的资历。我第一次见到陈昕先生，是1995 年。在刘杲先生倡导下，中青年编辑研究会成立，胡守文先生任会长，陈昕先生任副会长，我是委员。成立会上见到他，40 几岁的人，面上的印象是稳重、谦和、寡言，目光中的傲气却掩饰不住。不久中青年编辑论丛出版，陈先生的《编匠心集》收入其中，读后我立即感到，虽然我们的年龄相差无几，他的出版经历之丰富，认识之高远，却远在他的同代人之上。

以书为线索，1985 年陈昕先生组织出版青年学者丛书，翌年他策划推出当代学术思潮译丛，还有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等等。1987 年至1993 年，他先后在上海三联书店和香港三联书店担任领导工作。6 年间，他曾经策划了10 多套丛书、三四百种选题，亲自担任过近百种图书的责任编辑。

单说他出版的经济学著作，堪称这个时代、这个领域的翘楚。上世纪80 年代以降，他的身边聚合了一大批精英人物，奉献出许多优秀的著译。比如1992 年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林毅夫、盛洪、张春霖和张军先生的四部著作，并围绕他们的著作，召开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结构研讨会，提出了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今天读到当时的论文集，其观点之超前与丰富，且具预见性，确实让人震动。

至今，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已经出版200 多本。2006 年，陈昕先生组织召开这套书策划二十年座谈会，到会的作者林毅夫、张维迎、樊纲、盛洪、史正富、陈琦伟、史晋川、洪银兴、贝多广、王新奎、周振华、蔡昉、周八骏、杨鲁军、袁志刚……他回忆道：这些当年默默无闻的莘莘学子，如今全是赫赫有名的大牌经济学家，政府高官，或商界巨子，但是，他们依然珍藏着那个特定时期积淀的款款温情和精神纯粹，应诺点卯。

陈昕还做过许多发先声、树品牌的事情。他最早推出三部西方政治学著作，有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和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他最早推出顾准先生的著作，在香港出版《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他立即组织20 多位中国留美经济学家编写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赶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之际高质量推出，承担起为市场经济时代意识普及的重任；他出版萧克将军主编的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引起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将此书作为国礼。他主编出版当代经济学译库，他说，有一段时间是，我们翻译出版哪位经济学家的著作，哪位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见选书的精道。另外，陈昕先生每论及一些重点项目，都会列出该书的印数，像《中华文化通志》首印5000 册，10 年后还可再版；张维为《中国震撼》，现已累计重印28 次、75 万册，等等。这其中蕴含着商业的诚信与坦率，也使他的出版个案论述，达到完善。

其三是他的志向。当今出版是一个群雄分立的时代，刚刚脱出计划经济的窠臼，谁都想各霸一方，找寻虎视天下的感觉。谁是天下第一有意义么？有，但大多数老总讲的是老子一任，天下无双。陈昕先生不同。虽然他的调门也很高，他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要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他赞赏美国著名出版家帕金斯的观点：出版家的首义是为天才或才华服务。但他不是假大空，他不追求横空出世的感觉，他说自己的工作，是在接续前辈们的理念，在做萧规曹随的事情，只是希望把事情做得更精彩。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里，他更看重传统与学理的依托。

他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追求不是一座高峰，而是一片高原。而这片高原，是由一代代出版人建造的高峰汇聚而成的。他以书为标志，总结出上海人民出版社发展的三个时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确立社会科学出版的第一个高原时代；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第二个高原时代；上世纪90 年代

中后期，是第三个高原时代。正是有了这样的传统和承继，上海人民出版社才有了今天群峰并立的辉煌。他说，中国经济学曾经有一个以上海三联书店为基础的三联学派的存在。而这个学派也不是一步形成的，它经历了上世纪80 年代初到上世纪末，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四个发展时期，每一个时期以书为标志，最终证实了三联学派存在的价值与贡献。

他说，他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孤军奋战，而是一群人前赴后继，共同奋斗。陈昕先生的身边有许多优秀的前辈，他真心地爱戴他们：汪道涵，夏征农，王元化，巢峰，宋木文，刘杲……正是在他们的引领下，他才有前行的勇气。

回顾中国百年出版，我常感叹，前40 年，它的重心在上海；后60 年，社会变迁，人为北移。但上海的文化底蕴还在，陈昕一干出版精英还在。我说不能轻视上海出版，心意正在这里。

其四是他的定力。在一个商业化风起云涌的时代里，文化出版受到巨大的冲击。集团化、上市、融资、造大船、多元化、做大做强、又好又快、跨越式发展、什么挣钱就干什么、怎么挣钱就怎么做……不是说这些口号都不好，只是不能把手段当成目的，忘记出版的本质，而且它们一旦形成一种风潮，一种运动，就会带来不好的结果。在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有些昏昏然。但刘杲先生明白，巢峰先生明白，在历史的记录中，有他们的文章为证。

2009 年，我有幸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参观他们的精品图书展厅，我发现，陈昕先生也明白！虽然他身为集团老总，虽然他在这场商业化的风潮中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但是，他没有跟风冒进，他没有忘记文化，他没有忘记出版的根本！我这样说，因为在那宽敞明亮的展厅中，有他们精美的图书为证！那次参观，陈昕先生亲自讲解，他强调三点，一是这里所摆放的书，都是有文化价值的好书，它们可卖可看，不是摆样子的形象工程，不是印出来糊弄领导的假书。二是那些没有原创成果的所谓学术书不能进来。三是商业化媚俗的书，绝不出版。

话说回来。读陈昕先生的著作，还引发我一些个人思考。我是东北人，生于斯，长于斯，锤炼出一副北方人的外部形态。但我的父亲是江苏人，早年他随军北上，时常会吟唱：马后桃花马前雪，叫人争得不回头。直到他去世前几天，他面对着北方一望无际、遍野飞花的春天，还在诉说对家乡月明风清、小桥流水的思念。受父亲影响，在我的情感世界中，始终眷恋江南江北，那风暖柳飘、烟雨亭楼的景色。做出版，我最看重传统。说到传统，不来上海怎么行呢？来上海，见王元化、柯灵、金性尧、黄裳，见陆灏、陆谷孙、陈子善、葛兆光、傅杰、孙甘露，见巢峰、贺圣遂、施宏俊、王为松……还有很多人。

2011 年8 月上海书展，那一天，我们陪同沈昌文先生去签售他的《八十溯往》。忙了一天，直到入夜时分，我们来到老正兴，与几位好友相聚。

上海的夜，风清气爽，街灯闪烁。陈昕先生很忙。晚一会儿，他来了。几天来，他做了阅读的春天在哪里等几个主题讲演。此时，他自己开着车，穿一件红色T 恤，满身休闲的样子。他以茶代酒，说话不急不躁，和我们聊到深夜。接着又伴着我们，在上海的街道中慢慢行走。过路口时，他会自然地挽起沈公的胳膊。看到这些，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化人，有了这样一些细节，就完整了。同时也激起我更大的敬畏之心。一个人的可敬之处，在大事；可畏之处，却在细节。

那一夜，老酒熏陶，让我有些精神恍惚。口中不自觉地流出辛弃疾《水龙吟》：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

是为序。

2012 年10 月写于北京

序.二

一本本书构成的人生

孙甘露

本序作者系上海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

2007 年，上海书店出版社计划出版我的作品系列，并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组织召开了我的作品研讨会。就是在那次会上，我得以有幸认识陈昕先生，并聆听他对我的写作以及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诸多观察和判断。后来我得知，陈昕先生事先嘱咐出版社为他准备了我的作品和相关材料，并为参加会议亲自撰写了发言稿。

这件小事多年来一直在我的记忆里。在此之前，对于上海出版界，我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出版的书籍上，对于出版业所知甚少，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留意陈昕的文章，也因此注意出版物在它问世的同时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关联。这是那次作品研讨会给我带来的饶有意味的启示。实际上，也因此使我得以从出版以及更多的角度，反观写作，这也是陈昕在多处文章里提到的，如何从文化的传承、学术的研究、社会生活的迫切要求中发现出版的焦点及重大命题，并以自己的实际工作来响应时代的呼唤以及出版传统的接续和发扬。

在我读来，这本文集的重心有二，一是对汪道涵、夏征农、王元化、陆谷孙、巢峰等老一辈专家学者的生平交往的追忆，同样，这些学术出版、学术研究所形成的交流和思索，无疑是构成陈昕出版生涯极其重要的方面。另一方面，在陈昕从事出版工作的前期，与一众年轻学者的交流促进，也是那个时代年轻一代学子对中国社会经济急剧转型时期思想领域各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敏锐思考，构架了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的探索之道，而经济领域的大量问题，不论在学术上还是实际经济活动中都是当时社会思想领域最为急切需要回应的。这是出版人如何主动参与塑造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的很好的例子。

如同陈昕在《铸就历史的铜镜》一文中论及学者的品格时所说的：大学问家自当具备通家气象，学术视野广阔，境界高远。在他的运筹中，通者之首义为贯通，书中所述文化各端，于以类相从时，复举其始终，查其源流，明其因革，论其古今。通者必须汇通，文化诸事，无论其为物质形态的，制度形态的，还是观念形态的都非孤立存在。我想，这也可以视为陈昕在大时代背景下出版事业追求的自我期许吧。而这也可以视作所有从事与文化相关工作的人所向往的目标和方向。

作为一个在文化单位供职多年的工作者和写作者，读陈昕这些文字平实、内容丰富的文章经常有会心的瞬间，感触良多。时移世易，那些不懈工作的时时刻刻，那些殚精竭虑思索的日日夜夜，由一篇篇文章，一本本书所构成的人生，就是我们给这个世界的最忠实的答卷。

祝贺陈昕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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