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建构：理论基础与路径选择_张军著_9787010198057

　　《我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建构：理论基础与路径选择》基于 “广义福利”概念，以福利文化与福利制度互动为基础，回顾了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历史发展，初步构建了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历史发展新框架，从“福利需求”和“福利文化”视角出发，针对我国现行福利制度存在的福利观念落后、水平偏低、供给不足、供给结构失衡、供给显失公平、内容重经济轻服务、责任定位不清，社会组织发展滞后、社会和市场福利有限、预防性福利建设不足和福利需求表达自下而上渠道不畅等八大问题，分析了我国古代、近代、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结合西方现代社会福利理论与当代中国学者对社会福利的研究，阐述我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目标选择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实践基础已经具备，构建了我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四维目标定位，以及我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模式构建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模式，提出了我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和相关的对策建议。
　　《我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建构：理论基础与路径选择》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都有所创新，是我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研究的基础性理论和应用性构建相结合的研究。

　　一国社会福利的制度选择与制度构建通常植根于社会福利的初始理念、福利制度设计思路、文化历史传统、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与民众对社会福利的诉求和现实需要等。在中国经历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进程中，我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新型制度形态。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思路和发展路径必然是基于正确的理论指导和长期的实践探索与实践创新。但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理论的系统深入研究较为薄弱，也只是在随着改革开放40年的我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发展进程，进入21世纪之后才逐步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理论成果在学习比较中，在实践探索中逐步丰富起来，但总体上仍然处于待系统化和深化的阶段。尤其是关于福利制度基础、福利文化如何实现融合创新等深层次问题，则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由于我国传统福利文化出现断层，不断在引进吸收外来福利制度的路径中徘徊，植根于本土化的福利制度的发展一直相当缓慢。福利文化的融合创新将从根本上制约着福利制度的健康发展。一是基于融合创新福利文化观的整体缺位，传统的基于家庭的福利制度如何在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中继续扬长避短发挥积极的能动作用。政府、机构、家庭及个人如何在普惠型福利制度中发挥有效的作用。既体现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承担底线公平的社会保障责任，同时基于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共享，构建适度普惠的社会福利制度，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二是缺乏融合创新福利文化使福利制度发展与长期存在的非正式福利制度难以实现融合创新。一国福利制度是否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福利制度模式及其运行机制与其植根的制度基础是否牢固，正式福利制度与非正式福利制度是否存在制度性契合基础或契合方向保持某种内在的关联性。而这些看似远离社会福利制度构建和运行的核心制度化模块，则是至为关键的要素。仍然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短板。三是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需要充分考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综合国情，需要充分考虑国民社会福利文化和社会福利心理的成熟状态，需要充分考虑公民的基本福利权益及其实现途径。政府承担社会福利基本责任需要贯穿福利共享的主线。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多样化的基本民生诉求，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进而增进国民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发展目标。因而，只有当基于融合创新的福利文化成为国人的普遍共识，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才能得到健康发展。显然，如果对福利制度的若干根源性、基础性问题，未能给予更多的关注，那么对福利制度的改革及未来发展趋势，则难以从宏观角度把握。文化对福利制度的影响更体现在价值体系、行为方式、社会心理积淀乃至集体无意识深层层面。共济互助、扶弱济贫的福利制度思想应该是人类社会不同文化、不同族群的共有理念。无论是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还是其他民族文化的古老典籍中都有丰富的扶弱济困的社会保障思想渊源。而现代福利的制度化形式，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的表现形式则有很大差异。如传统中国家庭、家族内部的共济互助形式与现代组织化、制度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则有很大不同。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只能是以本土文化为核心而对外来文化进行吸收消化并实现融合创新，呈现出更显生机和活力的福利制度载体及形式。如果离开福利文化的融合创新，必然缺乏福利制度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文化及社会心理支持，出现制度运行低效、混乱乃至失效，需要认真反思。需要强调的是，社会福利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如果未能充分吸收和体现本土福利制度运行的文化土壤，那么制度运行可能在相当时期内出现低效和混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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