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包括生态文学：一个时代的文学写作，生态文学与精神生态，生态文学与“道生”精神，生态文学与“荒野”精神，生态文学与“伦理”精神， 生态文学与“诗性”精神， 生态文学与中华文学精神， 生态文学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生态”现象，建设生态文明最终解决的仍然是人的生存问题，即人如何能够在生态有机条件下生存的问题。如何掌控人的生存，根本上是人的精神问题。本书的研究视角就是通过剖析生态文学现象，连接人的精神生存而直视人的生态有机生存问题。本书尽量阐释及解读本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的生态文学现象；多评介学界、文学批评界关注较少，但生态文学创作成就非常突出的作家和作品；更多关注中青年作家的创作；尽量关注非虚构文学现象；打破学界、批评界对生态文学的狭义性界定，而从更加广义层面，从直接影响人的精神生存的人类活动层面来对接“生态与生命”。
前言
植物们倾尽所能，完成使命，都怀有宏伟的壮志雄心，通过典型的无限繁衍增多的存在方式，在地球的表面上不断地超越征服。因为既要遵循“需依附土壤”这个规律，又要为了达到扩张的目的，植物在繁衍过程中需要比动物克服更大的困难。
一个春天的早晨，我上坡追踪一只狼獾依循跳跃而行、足趾朝内的足迹。我追踪了两英里，直至这个足迹终于落入另一个水域才放弃。我想要看看它欲往何处，要做些什么。但它只是继续前进，清楚自己的目的地，除了冻结在雪面上的那些自信、稳健的足迹以及耀眼的阳光外，我看不到什么了。人对动物的善意萌生于对动物的关注，也就是说，人把动物置于完全被忽略的位置时，肯定不会去考虑动物在想什么，它们的行为表达了什么意思。只有当你对它们有了感情，才会产生了解它们的意图，满足它们的愿望和欲求。
母亲把一大捆稗子背回了家，扔在了牛圈里。在昏黄的灯光的映照下，家里那头黄牛津津有味地咀嚼着食槽里的稗子。人们眼里视为敌人一般的稗子，在一头牛眼里，却成了一顿美味。大地哺育出的稗子，以另外一种方式喂养着我们。
多样、有机、各行其是的自然生物皆有自体（类）存在的“定则”。这种“定则”成为与他类交往的条件，也必然是自体获得生存机能的基础。当其“定则”、条件及基础，在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四季更迭、江河湖海、山川石丛、森林绿野的滋养中，在天地间历经磨砺、经年跃动，不同生物体（类）间有了机缘、有了姿态，生命活力不断呈现，物之生各蓄“神态”，相互间的物质转换、能量交换及信息传递便接续下来，这便成就了“生态”。我将这种跃动之“链”称为自然/生态/生命之链，是有机—过程之链，亦为“生生”之链，是久经“历练”而不可断裂之“链”。当文学书写运用语言锻造，情感滋润，驰骋想象，审美体悟，且智慧、理性地叙述及结晶这种“链”，绘制人在“链”上怎样能共生共荣，与“万生”一起跃动生命机能，以求至深地识解人与此“链”的不可别离性时，满含情意，用语言、情感的律动不断激活人的身体机能，而充蕴人的精神和心灵活动时，便有了生态文学。
不可否认，生态文学是人的文学，也是自然的文学，但终究是人的文学。文学是人的精神活动，但又不止于精神。生态文学就是要书写在这条“链”上从事生命活动的人。文学之所以有此作为，不只因文学要书写生命，更要写人何以渴求生命、热爱生命。渴求生命、热爱生命是万物存在的本意，但就热爱生命而言，或许更有精神主导性，因而更添加了人的精神存在的特点。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中比尔与被追踪的各种生物都有对生存的极度渴求，于是都在奔跑中，在觅食、逃亡中，或者以极大耐性而寻求危难生命的解脱。在人的强力面前，动物这些努力似乎都是徒劳的，但它们并不放弃挣扎，都会拼尽生命中最后一口气而试图“拯救”生命。对于动物，尽管并非像人那样内蕴精神指向地去热爱生命，但作为生命有机性存在，“怀有宏伟的壮志雄心”，这种生命的品质无疑是本有的生态存在。人理应是特殊的“生态存在”：人既是身体的，也是精神的；既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既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既是情感的，也是意义的。人能够畅言德性，也能够体悟美韵。文学不仅能够调适人的多样化的生存状态，而且助推着人全身心参与，精神地调控与世界（自然、社会、他人）多样、有机的连接。生态文学与人的其他精神活动方式、与其他的文学活动样式不同，其最重要之处就在于特别关注了人何以能够在这种有机连接状态下合理生存。
生态文学，就其字词意义及概念构成来看，它必然是后发的存在，而非古已有之的词语现象。就其文学之于生命存在的特性而言，生态文学理应相伴于人类存在的始终。就其对于“生态”性指涉的范围及其自体的文体阈限而言，既有跨国界、跨民族乃至跨文化性，亦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多形态置入，可谓是“跨”文体的而非虚构性的文学，也是“生态”表达的重要一隅。这一切不仅表现了生态文学的内涵之深、外延之宽，而且关涉地球人以及区域、民族、文化的共通性问题。从这种意义而言，生态文学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而言，首先就是多重的“跨”，并呈现着历史演进过程中由古代朴素的“生态”体味到现今的生态“定则”的“跨”。狭义而言，一方面，从生态文学概念的出现到这种文学书写方式为人们普遍接受，是20世纪后半叶的文学现象；另一方面，这种文学书写既关注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生命有机现象产生的深度影响，又调适人的生活，人的精神、心灵，力主弥合种种的不畅。由此可见，生态文学又是一种时代现象，因其关涉地球人的自身“利益”，或已成为人们日常言说的话题。当人们普遍受到这种文学书写现象的熏染，哪怕是某个细节、情节、场景，都会作为一种必然存在而影响人的生存、影响人的精神状态。我们有必要肯定非虚构文学体式的特殊作用，因其能够直接、具体地面对书写对象，其意义确证，精神状态表达也极具直接性。《一只蚂蚁领着我走》《动物档案》是蒋子丹的两部非虚构作品，描写宠物如何被宠爱而又被抛弃，那些被人利用的多种动物，被利益最大化地“盘剥”，又如何陷入悲惨冤狱。《一只蚂蚁领着我走》书写策略源自“我”在自家厨房中的事，因发现了“正作鸟兽散”的一大群蚂蚁，于是引发了一种焦灼，即“我”是否使用一种专杀蚂蚁和蟑螂的特殊毒饵。这种毒饵的功效并不是直接将蚂蚁杀死，而是被小蚂蚁们运回巢中，继而在蚂蚁们食后引发集体的相互咬杀。显然，这是人的才智，不仅研制药的神奇，而且对蚂蚁的群类特性也心知肚明。“我”的策略成效极大，于是“我像一个外星人俯瞰地球微不足道的忙碌那样，漠然注视这些黑乎乎的小动物欢天喜地的自杀活动”。但当“我开始动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却陷入“所有人以及人类良知的困境”，“在这个深不可测的困境中，我们每个人都在有意无意地进行着生命的戕害与自我戕害，拯救与自我拯救”。唤起“人类良知”，人们从身体到精神、心灵都会得到优化生存。人们普遍充蕴了惜爱之情，也有了善性的给予，必然会得到美的灵性陶冶，显然这就是“生态文学”意义及价值的呈现。
生态文学是时代性文学现象，之所以能繁盛且能够震撼人心、引发共鸣，其最重要的关注点即指涉人类当下及未来生存，因而是能够使地球人产生共鸣的文学书写。生态文学祈望能够经由文学活动的“越界”，而不断引发人们对生命/生存的重新审视及认知，或者重新求解人的生命何谓/何为，人如何能够在“生态/生命”之有机状态下得以和谐生存。因为关注生态与生存问题，延展生态文学的“时代”性话题，或者使其精神特性落地生根，这一切皆与人的生存发展紧密联系，与人的生存质量状况息息相关，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表现。“生态”还需延伸、派生，甚至作为思维方法、价值观念及阐释策略，一方面使人的多重生存关系及其生命活动的个体性、社会性呈现生态性，另一方面也使人的社会、精神、文化存在满含生态有机及多样性状态。21世纪，人类生存与发展会面临严峻的生态考验，因而我们必须学会合理调适生态条件下的有机生存。在此条件下，生态文学叙事的情节构置、情感体验、理性诉说甚至未来祈望都会延展人对生存问题的关注，促使人们审视及言说，重估及评价人类已经或正在行进的路程，描绘人何以能够在生态有机条件下生存。我们回溯文学自身的历程，重申、重视（释）、重评甚至重建诸多的文学现象，还应重新把脉已经“定性”的经典性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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