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理论检视与中国实践/新时代调解研究文丛（理论系列）_廖永安，胡仕浩，廖永安编_9787300272320

　　《新时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理论检视与中国实践/新时代调解研究文丛（理论系列）》是“湘潭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理论研究征文活动和改革论坛的智慧结晶。全书紧扣时代命题，聚焦中国问题，深入讨论了当前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中的各种热点、重点、难点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新时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理论检视与中国实践/新时代调解研究文丛（理论系列）》共分四编：第一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理论检视”主要从社会契约理论和数字正义理论、“国家与社会”、西方女性主义、文化传统等多个理论视角，对当前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审视，着力于提升现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理论研究的水平。第二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证考察”立足于本土实践，对多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运作进行了深入考察，旨在回应实践需求，促进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良性发展。第三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制度保障”对调解前置程序、先行调解信息化机制、无争议事实记载机制等具体的制度保障机制进行了探讨，力图解决现有制度保障机制中的一些核心问题。第四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趋势”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新发展进行了关注，旨在指明制度发展和完善的方向，并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供强有力的立法保障。

　　美国法理学者富勒曾言：“法治的目的之一在于以和平而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争端。”在所有第三方纠纷解决机制中，调解无疑是合意最多、强制最少的和平方式。从古代儒家的“无讼”理念，到抗日民主政权时期的“马锡五”审判模式，再到新时代的“枫桥经验”，调解凝聚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法律文化意识，不仅是外显于中华社会的治理模式，而且是内嵌于淳朴人心的处事习惯与生活方式；不仅是人们定分止争的理想选择、思维习惯，而且是为人称颂的息事宁人、和睦相处的传统美德。更为弥足珍贵的是，源自东方的调解文化，在发展和传播的过程中，其理念和价值早已为域外文明所接受，成为西方话语主导下的现代司法体系中一个难得的东方元素和中国印记。
　　然而，在我国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调解制度仍主要遵循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式发展进路，要么在法治现代化改革中被边缘化，要么在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中被急功近利地运动化推进，导致各种调解制度处于不确定、不规范的运作状态。与之相伴随的是，法律人对调解的研究也大多埋首于优势、意义等“形而上”的宏大叙事问题，对调解现代化面临的困境与对策则缺乏深入分析。调解研究就像一只“无脚的鸟”，始终没有落到可以栖息、生长的实地，呈现浮躁、幼稚的状态。在现实的调解实战中，调解队伍庞大但调解员素质参差不齐、调解基准多样但缺乏法律支撑、调解程序灵活但少有必要规范、调解方法多元但囿于直接经验等，这些都成为制约调解实践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由此观之，我国调解在现代化转型中仍滞留在经验层面，缺乏理论化、系统化、规模化、现代化的升华，以致有些人视其为“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历史遗留，对中华民族自身的调解传统、制度和实践缺乏足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放眼域外，西方法治发达国家为克服对抗式诉讼代价昂贵等固有弊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提倡推行以调解为核心的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形成了接近正义运动的“第三次浪潮”。目前，在不少西方发达国家，调解的学科化或科学化发展趋势十分明显。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研究成果在调解领域的广泛应用，不仅大大提升了调解的科学化水平，还使调解成为一门新兴的综合学科。体系化、标准化的调解课程不仅是调解员培训必修的课程，而且成为法学院的常规课程。调解学科的兴起，还催生了一个行业。在一些国家，调解已经成为人们可以终身从事的一种职业。
　　因此，在调解的现代化转型上，不得不承认在不少方面我们已经落后了。这引起了我们的忧思。我们的文化传统在异域他乡能呈现科学化、体系化、职业化与商业化的欣欣向荣景象，实用主义的引导与作用，或许可以成为答案之一，但从技术层面而言，精细化的研究始终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基础。如果我们再不警醒，再不转变调解的研究方式，再不提升调解的精细化研究水平，长此以往，调解话语权的失去将成为必然。因此，调解的实践者和研究者需要有持之以恒的毅力去推动中国调解制度的发展。基于这样的使命感，我们策划出版了“新时代调解研究文丛”，力图在以下方面有所裨益。
　　其一，促进调解制度改革，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强调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毋庸置疑，调解在我国社会矛盾化解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政策性因素对调解的长久发展而言，更像是一个“药引子”，真正让调解养成“健康体魄”的还是制度性因素。我国现行的调解制度主要包括人民调解、法院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等。文丛将充分回应如何夯实人民调解制度、规范行政调解制度、改革法院调解制度、发展商事调解等新型调解制度等关键问题，并注重各种制度之间的对接、协调与平衡，探寻科学的制度创新与改革路径，以此建立起一套科学高效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提升我国的社会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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