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债务危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_邓作勇著_9787521818574

　　《主权债务危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2009年以来连续发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在回顾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的基础上，分析主权债务危机与国际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并试图从中总结出这些主权债务危机之间的相同点，分析这些主权债务危机会对国内和国际的经济和政治等方面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危害，并在基于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框架上分析西方国家对主权债务危机的治理是否能够解决这些国家所面临的政府债务问题，同时试图分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和发生的机制。在这个基础上分析我国面临的主权债务风险及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对我国应对和管理主权债务风险上的启示和借鉴。

　　2009年爆发全球性的主权债务危机以来，政府庞大的债务就像悬挂在全球经济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短暂的缓解更像是政府在“购买时间”①。现代政府在抗击自然灾难或者应对经济危机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政府失灵”不可避免地存在，存在于长期历史进程中的政府主权债务危机就是其中一种。区别于以往常常爆发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债务违约，2009年以来的主权债务危机似乎表现得不一样，频繁爆发于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更多表现为根本制度的问题，甚至多数发展中国家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特别是20世纪以来集中爆发的拉美债务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都是资本主义对全球掠夺导致发展中国家政府财政的无以为继。因此不能简单地从财政或者金融的角度去解释主权债务危机，更应该从根本制度去分析为什么主权债务危机越来越成为阻碍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严重经济危机，以及为什么这种危机会频频爆发于经济发展居于世界领先的发达国家。
　　就像英格兰金融委员会前主席阿代尔在他的《债务与魔鬼》一书中所言，债务自身会创造债务。基于此论断，全球范围内主权债务滚雪球似地暴涨，并对经济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影响，似乎是全球金融体系的自我膨胀所导致的。但经济关系并不是单一存在的，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政治制度对经济基础具有很强的反作用。全球主权债务的持续扩大以及经济的缓慢复苏有着其深刻的政治制度原因，正如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所揭露的，由利润或者“贪欲”刺激而爆发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经济文化）与自由和平等的政治文化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化。根据他对美国社会面临危机的分析，由此他提出了“公共家庭”的概念，企图在现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框架内缓解甚至解决危机。但马克思深刻认识到，政治制度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因此其运行也要遵循社会经济主体之间的比例结构，这种与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宣扬的自由和平等原则完全相悖的政治力量构成，在面临经济利益分配时就会命令资产阶级政府屈从于他们的需求，由此也导致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扭曲。这种经济和政治的秩序造就了政治上的不对等，以此维系着经济中的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而正是经济上不平等的不断扩大导致了需求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产业的不断萎缩也就成为现实，大量产业资本变身金融资本，不断侵蚀全球经济，甚至政府本身也成为金融资本的附庸，从而不断加重着全球面临的主权债务危机风险，这种风险从被严重掠夺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最终也成为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无解的危机之一。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与世界经济的连接也越来越紧密，如何夯实自身的经济基础，更好应对越来越密集的国际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冲击，也成为中国政府所面临的紧迫问题。本书提供了一个主权债务危机形成的政治和经济结合的整体视角，对危机形成的政治、产业和分配背景进行了深入分析，也希望中国在经济发展中能避免陷入这样一种无解的循环危机过程，为解决危机提供一些见解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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