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_梁启超著_9787513707077

本书呈现了梁启超对于中国学术史的系统看法，全书内容包括：反动与先驱、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清初学海波澜余录等。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先驱
　　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为什么题目不叫做清代学术呢？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近三百年认作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史
　　今年是公历19□3年。上溯三百年前至16□3年，为明天启三年，这部讲义就从那时候讲起。若稍为概括一点，也可以说是17、18、19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
　　我三年前曾做过一部《清代学术概论》。那部书的范围和这部讲义差不多，但材料和组织很有些不同。希望诸君预备一部当参考
　　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
　　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
　　无论何方面之学术，都有这样趋势。可惜客观考察多半仍限于纸片上事物，所以它的效用尚未能尽量发挥。此外有一个支流是：
　　排斥理论，提倡实践
　　这个支流屡起屡伏，始终未能很占势力。总而言之，这三百年学术界所指向的路，我认为是不错的——是对于从前很有特色而且有进步的，只可惜全部精神未能贯彻。以后凭借这点成绩扩充蜕变，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的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这回演讲的微意
　　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本讲义所讲的时代，是从它前头的时代□□出来。前头的时代，可以把宋元明三朝总括为一个单位——公历1000年至1600年——那个时代有一种新学术系统出现，名曰“道学”。那六百年间，便是“道学”自发生成长以至衰落的全时期。那时代的道学思潮又为什么能产生能成立呢？（一）因为再前一个时代便是六朝隋唐，物质文化上发达得很灿烂，建筑、文学、美术、音乐等等都呈现历史以来□活泼的状况。后来，这种文明烂熟的结果，养成社会种种惰气。自唐天宝间两京陷落，过去的物质文明已交末运，跟着晚唐藩镇和五代一百多年的纷乱，人心愈发厌倦，所以入到宋朝，便喜欢回到内生活的追求，向严肃朴素一路走去。（二）隋唐以来，印度佛教各派教理尽量输入，思想界已经搀入许多新成分，但始终儒自儒、佛自佛，采一种不相闻问的态度。到了中晚唐，两派接触的程度日渐增加，一方面有韩愈□□人据儒排佛，一方面有梁肃、李翱□□人援佛入儒。到了两宋，当然会产出儒佛结婚的新学派。加以那时候的佛家，各派都衰，禅宗独盛。禅宗是打破佛家许多形式和理论，专用内观工夫，越发与当时新建设之道学相接近，所以道学和禅宗，可以说是宋元明思想全部的代表
　　道学派别，虽然不少，但有一共同之点，是想把儒家言建设在形而上学——玄学的基础之上。原来儒家开宗的孔子不大喜欢说什么“性与天道”，只是想从日用行为极□实处陶养成理想的人格。但到了佛法输入以后，一半由儒家的自卫，一半由时代人心的要求，总觉得把孔门学说找补些玄学的作料才能满足。于是从“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的《礼记》里头抬出《大学》、《中庸》两篇来，再加上含有神秘性的《易经》作为根据，来和印度思想对抗。“道学”□主要的精神实在于此。所以在“道学”总旗帜底下，虽然有吕伯恭、朱晦庵、陈龙川各派，不专以谈玄为主，然而大势所趋，总是倾向到明心见性一路，结果自然要像陆子静、王阳明的讲法，才能彻底地成一片段。所以到明的中叶，姚江（王阳明）学派，奄袭全国，和佛门的禅宗，混为一家。这是距今三百五六十年前学术界的形势
　　在本讲义所讲的时代开始之时，王阳明去世已将近百年了（阳明卒于嘉靖八年，当公历15□9年）。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学术界本身，本来就像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王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大光芒。但晚年已经四方八面受人妒忌排挤，不得志以死。阳明死后，他的门生，在朝者，如邹东廓（守益）、欧阳南野；在野者，如钱绪山（德洪）、王龙溪（畿）、罗近溪（汝芳）、王心斋（艮），都有绝大气魄，能把师门宗旨发挥光大，势力笼盖全国，然而反对的亦日益加增。反对派别，大略有三：其一，事功派，如张江陵（居正）辈，觉得他们都是书生迂阔，不切时务。其二，文学派，如王弇州（世贞）辈，觉得他们学问空疏，而且所讲的太干燥无味。其三，势利派，毫无宗旨，唯利是趋，依附魏忠贤一班太监，专和正人君子作对，对于讲学先生，自然疾之如仇。这三派中，除势利派应该绝对排斥外，事功、文学两派，本来都各有好处。但他们既已看不起道学派，道学派也看不起他们，由相轻变为相攻。结果这两派为势利派利用，隐然成为三角同盟以对付道学派。中间经过“议礼”、“红丸”、“梃击”、“移宫”诸大案，都是因□□中一种不相干的事实，小题大做，双方意见闹到不可开交。到□后二三十年间，道学派大本营，前有“东林”，后有“复社”，都是用学术团体名义，实行政党式的活动。他们对于恶势力，拼命奋斗的精神，固然十分可敬可佩，但党势渐成以后，依草附木的人日多，也不免流品很杂。总而言之，明朝所谓“士大夫社会”，以“八股先生”为土台。所有群众运动，无论什么“清流浊流”，都是八股先生□占势力。东林、复社，虽比较地多几位正人君子，然而打开天窗说亮话，其实不过王阳明这面大旗底下一群八股先生和魏忠贤那面大旗底下一群八股先生打架。何况王阳明这边的末流，也放纵得不成话，如何心隐（本名梁汝元）、李卓吾（贽）等辈，简直变成一个“花和尚”。他们提倡的“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把个人道德，社会道德一切藩篱都冲破了，如何能令敌派人心服。这些话且不必多说。总之晚明政治和社会所以溃烂到那种程度，□大罪恶，自然是在那一群下流□□的八股先生，巴结太监，鱼肉人民。我们一点不能为他们饶恕。却是和他们反对的，也不过一群上流无用的八股先生，添上几句“致知格物”的口头禅做幌子，和别人闹意见闹过不休。□高等的如颜习斋所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至矣极矣。当他们笔头上口角上吵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张献忠、李自成已经把杀人刀磨得飞快，准备着把千千万万人砍头破肚，满洲人已经把许多降将收了过去，准备着看风头捡便宜货入主中原。结果几十年门户党派之争，闹到明朝亡了一齐拉倒。这便是前一期学术界□后的一幕悲剧
　　明亡以后，学者痛定思痛，对于那群阉党、强盗、降将，以及下流□□的八股先生，罪恶滔天，不值得和他算账了。却是对于这一群上流无用的道学先生，倒不能把他们的责任轻轻放过，李刚主说：
　　“高者谈性天，撰语录；卑者疲精死神于举业，不唯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罔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中国嚼笔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马厉兵之一日，卒之盗贼蜂起，大命遂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传之天下授之塞外”（《恕谷集·书明刘户部墓表后》）
　　又说：
　　“宋后，二氏学兴，儒者浸淫其说，□□内视，论性谈天，与夫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授其柄于武人俗士。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立名，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日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呜呼，谁生厉阶哉！”（《恕谷集·与方灵皋书》）
　　朱舜水说：
　　“明朝以时文取士。此物既为尘羹土饭，而讲道学者又迂腐不近人情讲正心诚意，大资非笑，于是分门标榜，遂成水火，而国家被其祸。”（《舜水遗集·答林春信问》）
　　顾亭林说：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亭林既愤慨当时学风，以为明亡实由于此，推原祸始，自然责备到阳明。他说：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有百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衍）之清谈、王介甫（安石）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守仁）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日知录》卷十八）
　　王船山亦以为王学末流之弊，从阳明本身出来。他说：
　　“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刑戮之民、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事理’之狂妄。”（《正蒙注·序论》）
　　费燕峰说：
　　“清谈害实，始于魏晋，而固陋变中，盛于宋南北。案〔按〕：费氏提倡‘实’与‘中’两义，故斥当时学派为害实变中。自汉至唐，异说亦时有，然士安学同，中实尚属。至宋而后，齐逞意见，专事口舌又不降心将人情物理□居处事点勘离合，说者自说，事者自事，终为两断。一段好议论，美听而已后儒所论，唯深山独处，乃可行之；城居郭聚，有室有家，必不能也。盖自性命之说出，而先王之三物六行亡矣学者所当痛心，而喜高好僻之儒，反持之而不下。无论其未尝得而空言也，果‘静极’矣，‘活泼泼地会’矣，‘坐忘’矣，‘心常在腔子里’矣，‘即物之理无不穷，本心之大无不立，而良心无不致’矣，亦止与达摩面壁、天台止观同一门庭何补于国？何益于家？何关于政事？何救于民生学术蛊坏，世道偏颇，而夷狄寇盗之祸亦相挺而起”（《费氏□□·弘道书》卷中）
　　□心而论，阳明学派，在二千年学术史上，确有相当之价值，不能一笔抹杀，上文所引诸家批评，不免都有些过火之处。但末流积弊，既已如此，举国人心对于他既已由厌倦而变成憎恶，那么这种学术，如何能久存？□□之起，当然是新时代一种迫切的要求了
　　大□□的成功自然在明亡清兴以后。但晚明□末之二三十年，机兆已经大露，试把各方面的趋势一一指陈
　　□□，王学自身的□□。□显著的是刘蕺山（宗周）一派，蕺山以崇祯十七（1644）年殉难特标“证人”主义，以“慎独”为入手，对于龙溪（王畿）、近溪（罗汝芳）、心斋（王艮）诸人所述的王学，痛加针砭，总算是舍空谈而趋实践，把王学中谈玄的成分减了好些。但这种□□，当然只能认为旧时代的结局，不能认为新时代的开山
　　第二，自然界探索的□□。晚明有两位怪人，留下两部怪书。其一为徐霞客（名宏祖，生万历十三（1585）年，卒崇祯十三（1640）年，年56），是一位探险家，单身步行，把中国全部都游历遍了。他所著的书，名曰《霞客游记》，内中一半虽属描写风景，一半却是专研究山川脉络，于西南——云、桂、蜀、贵地理，考证极为详确。中国实际调查的地理书，当以此为□□部。其二为宋长庚（名应星，奉新人，卒年无考，丁文江推定为卒于顺治、康熙间），是一位工业科学家。他所著有两部书，一部是《画音归正》。据书名当是研究方音，可惜已佚；一部是《天工开物》（商务印书馆正在重印），用科学方法研究食物、被服、用器，以及冶金、制械、丹青，珠玉之原料工作，绘图贴说，详确明备。这两部书不独一洗明人不读书的空谈，而且比清人专读书的实谈胜几筹，真算得□□初期□有价值的作品。本条所举，虽然不过一两个人一两部书，不能认为代表时代，然而学者厌蹈空喜踏实的精神，确已渐渐表现了
　　第三，明末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书者，曰：欧洲历算学之输入。先是马丁·路得既创新教，罗马旧教在欧洲大受打击，于是有所谓“耶稣会”者起，想从旧教内部改革振作。他的计划是要传教海外，中国及美洲实为其□主要之目的地。于是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邓玉函、阳玛诺、罗雅谷、艾儒略、汤若望等，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间先后入中国。中国学者如徐文定（名光启，号元扈，上海人，崇祯六（1633）年卒，今上海徐家汇即其故宅），李凉庵（名之藻，仁和人）等都和他们来往，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先是所行“大统历”，循元郭守敬“授时历”之旧，错谬很多。万历末年，朱世堉、邢云路先后上疏指出他的错处，请重为厘正。天启、崇祯两朝十几年间，很拿这件事当一件大事办。经屡次辩争的结果，卒以徐文定、李凉庵领其事，而请利、庞、熊诸客卿共同参与，卒完成历法改革之业。此外中外学者合译或分撰的书籍，不下百数十种。□著名者，如利、徐合译之《几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无用我再为赞叹了。其余《天学初函》、《崇祯历书》中几十部书，都是我国历算学界很丰厚的遗产。又《辨学》一编，为西洋论理学输入之鼻祖。又徐文定之《农政全书》六十卷，熊三拔之《泰西水法》六卷，实农学界空前之著作。我们只要肯把当时那班人的著译书目一翻，便可以想见他们对于新知识之传播如何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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