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谋略大全（套装全4册）_郭超，马道宗编_9787507529913

　　曾国藩，“晚清第一名臣”，被誉为“官场楷模”、“千古完人”。他倡导西学，开启“同光中兴”，扶晚清王朝六十余年而不倒，视为朝廷“中流砥柱”。伟人毛泽东云：“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可见其影响之大。曾国藩以一介儒生，无权的在籍侍郎，昂然崛起于湘楚之间，在近代中国发展史上写下不容抹杀的一笔。他持一定之规，为人、为官、为民、为国，处处体现出强大的精神感召力，成为时人推崇的末世圣人，是每个渴望成功者的楷模。研究曾国藩的成功谋略，学习其修身智慧、齐家准则、处世技巧、用人方略、为官之道、治军韬略，在今天仍不乏现实意义。
　　《曾国藩谋略大全（套装全4册）》以曾国藩的为官历程为经，以其在官场中所遵循的原则和识人、治军的技巧为纬，对曾国藩人生谋略中可借鉴的部分进行深入发掘。全书共分五卷，卷一“生平传略”概述了曾国藩的生平经历和主要事迹；卷二“成功心法——挺经”总结了曾国藩为人处世的成功哲学，分析了其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及演变；卷三“识人秘要——冰鉴”深入解读曾国藩的识人技巧、用人方略，并介绍了以曾国藩及其幕府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的形成及发展；卷四“治家方略——家训”运用曾国藩修身齐家的具体事例，全面解读他继承先人遗训、结合自身体会，教导兄弟子侄成人成才的高妙策略；卷五“传世箴言——家书”收录了曾国藩从道光二十年到同治元年所写家书中的精品，为中国古代家教范本。《曾国藩谋略大全（套装全4册）》堪称一部案头枕边必备的智谋宝典，为我们的人生和事业提供宝贵的成功经验。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引人注目、广有争议的人物。百年以来，誉之者褒为“一代完人”，毁之者贬为“千古罪人”。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道光二十三年以检讨典试四川，回京后，因受宠于权相穆彰阿，官运亨通，十年七迁，连升十级，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吏部左侍郎等职。1853年丁忧在籍，奉命操办团练，后编为湘军，参加对太平军作战。1860年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负责镇压太平天国事务，并开创中国洋务运动的先河。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今南京），受封一等侯爵，加太子太保衔。1865年任剿捻钦差大臣，翌年因无功而去职，回两江总督任上。1868年调任直隶总督。1870年处理天津教案，因屈从洋人而遭舆论谴责。旋回任两江总督，卒于南京，谥文正。
　　曾国藩在世时，就兼有“中兴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曾屠户”、“卖国贼”的恶名。死后，清政府称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他的门生故吏颂之为“德埒诸葛，功迈萧、曹，文章无愧于韩、欧，实为一代名臣、名将、名相”。而近代许多民主志士则痛骂曾氏“以夷狄攻中国”、“杀人割地”取媚洋人，实为祸国殃民的“罪魁戎首”。孙中山甚至怒斥曾国藩“以夷攻汉”的汉奸行为是“廉耻道丧，莫此为甚”。相较而言，章太炎对曾氏的评价或许要公允一些，他称曾氏“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命以英雄诚不虚”，斥为民贼亦“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
　　但不论是颂扬曾国藩的人，还是贬抑曾国藩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的思想和言行对于中国近代士大夫乃至一般民众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曾氏一生恪守儒家“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自始至终坚持个人道德修养，克己复礼，终于成就了自己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事业。其一生虽无系统论著，但他对自己的文字视之甚重，片言只字都有专人妥为保管，所有奏稿、日记、书信、诗文都留有副本得以流传下来。
　　曾国藩自青年时代起便“锐意功名、意气自豪”，“欲刻苦而自援拔”。在西方文化东渐、内忧外患同时袭来、清王朝统治秩序大乱之际，曾国藩以国家的屏藩自居，经常自比于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自勉“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并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四语铭于座右，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向。曾国藩还认为，要实现“匡时救世”的人生抱负，就必须具有为之奋斗献身的精神。他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古往今来圣贤豪杰能完成救世的宏愿，都是力排万难、独任艰巨才达其目的的。他把自己一生中取得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坚忍”二字，说：“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
　　政治上，曾国藩时时以“诚”字相标榜，处处以儒学的卫道士自居。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礼治”，主张“以礼自治”和“以礼治人”来实践其政治抱负。他深知“礼”是封建统治不可须臾离开的法宝，明确指出：“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曾国藩提出的“礼”，是维持和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思想支柱。显然，曾氏鼓吹“以礼自治”的目的在于呼吁封建统治阶级，认清“四方多难，纲纪紊乱”的形势，“谨守准绳，互相规劝”。而所谓“以礼治人”，概而言之，就是企图把人民群众的言行举止纳入地主阶级“礼治”的轨道，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孔孟之道来使“人人纳入规范之中”。曾国藩还竭力鼓吹“仁政”，强调“天下归仁”、“行仁义于天下”。他认为，“仁”是“尽万物之性”、“立万物之命”的根本；反之，“不知性命，必致戕贼仁义，是理以逆施而不顺矣”。概括曾氏“仁政”的内容，不外乎“恕道”和“仁术”两个方面。他明确提出：“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又说：“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但曾国藩所说的“仁”，是指“大仁”而非“小仁”，因为“小仁者，大仁之贼也”。所谓“大仁”，既含有孟子所说的“制民之产”、“然后驱而之善”的成分，也含有朱熹所说的“辟以止辟”以行“仁爱”的成分。他还反对“过于仁”，行“仁”须伴之以“除暴”，“除暴”才能“安良”，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所谓的“王道”与“霸道”相统一，以建立一个“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的“礼治”社会。
　　在治军观上，曾国藩显然受了理学的影响，非常强调人的作用。他说：“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攻守之要，在人而不在兵”。还说：“炸炮轮船虽利，然军中制胜究在人而不在器。”因而，他主张以“礼”治军，他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带兵之人常“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则不加恩威而使弁勇知恩威，于“无形无声”之中达到“辨等明威”的目的。曾国藩还非常重视对士兵的政治思想训练和军官的选拔培养，用封建伦理观念将军法、军规与家法、家规结合起来，用父子、兄弟、师生、朋友等关系加以掩饰、调剂以至补充上下尊卑关系，以减少内部的磨擦与抵制，使士兵或下级易于遵从官长的命令，为官长卖命。湘军中各种关系、军营风气乃至军阀制度的形成皆与此有关。书中的奏稿、书札中保存了大量关于曾国藩组织湘军及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资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及清政府对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基本政策、军事战略部署和作战情况。其杂著中关于湘军营制及营规等，反映了湘军的组织状况。但其奏稿中有关战事的报告掩饰甚多，相比之下书札尤其家书中的有关内容较为真实，且能反映当时官场的腐败。
　　在治学观上，曾国藩继承了儒家学者的传统，表现在思想上就是“经世致用”的观念。在他的眼里，经世之学亦即礼学，“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经世致用”思想具体到治学观上，就是：治学要落到实处，既要明白义理所在，更要讲究“格物”、“诚意”的效果。曾国藩还总结出自己的一套治学方法。其一是强调看、读、写、作的综合训练，所谓“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其二主张专精一业，专攻一学。他曾告诫子弟：“求业之精，别无它法，日专而已矣。……凡专一业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义。……万不可兼营并鹜，兼营必一无所能矣。”
　　在洋务问题上，曾国藩不像当时顽固守旧的士大夫那样沉沉昏睡于“天朝至上”、“礼义之邦”的迷梦之中，他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列强入侵带来的巨大危机，以至于“四更成寐，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面对严峻的现实，他反躬自省，因时变通，在某些方面，勇于冲破传统文化的心理模式和传统思维习惯，作出比一般守旧士大夫更为冷静、现实、也更符合避害自卫之道的反应——倡导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事业。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包括政治和技术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政治上，曾氏主张搞好与外国侵略者的关系，要记其“大德”，忘其“小怨”。在他眼里，只有保住清朝的封建统治才是最重要的。技术上，曾国藩主张“师夷智”以达“制夷”的目的。在他的积极倡导与主持下，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规模最大的近代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制造出中国第一艘兵舰和第一台机床；炼制出近代中国第一磅火药和第一炉钢水；首次翻译出版了西方近代科技等方面的书籍数百种；首次奏请清政府选拔幼童赴洋留学，开了中国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深造的先河……尽管曾氏兴办洋务是出于“避害”、“自卫”的动机，但近代中国由闭关自守转向对外开放，曾国藩无疑是清王朝上层统治阶级中最初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曾国藩还是近代军阀的开山鼻祖。曾氏以儒学的道德观念、纲常伦理去治军，培植自己的私有势力，“兵为将有，督抚专政”，这对后世军阀的影响很大。他们仿效曾国藩的做法，争揽兵权。如袁世凯组建新军即为显例。
　　教育上，曾国藩在学校教育、自我教育、社会教育以及“西学为用”的新式教育等方面都有所创见，且影响深远。兹仅就其收效甚大的家庭教育观略述一二。曾国藩家庭教育的一大特色是家庭教育观与其政治观息息相通，强调治家与治国的关系。他说：“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又说：“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四分由于家教。”显然，曾国藩把政治观中崇尚礼治的思想贯穿在家庭教育中，他还特别讲究家庭教育方法，严格要求子弟谨守祖训，以“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诀为要务。他反复提醒在乡下主持家业的弟弟曾国潢要好好管教子侄：“谨记愚兄之去骄去惰，则家中子弟日趋于恭谨而不自觉矣。”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观更是影响深远。钱穆评及曾国藩家庭教育观时说：“道、成之际，有曾国藩家书家训，乃以书信亲教其子弟，此乃一种家庭教育。”台湾学者侯王渝评道：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言近旨远，意诚词恳，娓娓不倦，尤足振聩发聋，警顽立懦，使人涤瑕荡秽，化恶迁善，于转移风尚，变化气质，所关匪浅”。正因为如此，从清末到民国，从富家到贫民，从官僚士大夫到普通民众，都争相效法曾国藩治家之道，影响至今，实出乎曾国藩本人意料之外。
　　曾国藩在文学上是中兴桐城古文派的代表。其文章私淑方苞、姚鼐，自谓粗解古文是由姚鼐启迪。他治学、作文主张义理、词章、考据三者并重，曾作《<欧阳生文集>序》标称桐城派源流和许多作者。由于他居身显要，门生故吏遍布天下，这样以他为中心，众多门生故吏为之推波助澜，使桐城派古文出现了中兴的局面。不过曾国藩为文务闳丽，与桐城派清淡简朴的文风不同，于桐城派义理、考据、词章之外，补充并强调了“经济”的重要性。再加上他为文少禁忌，奇偶并用，文风舒展而有气势，雄浑而富底蕴，实际上在桐城派的基础上创立了颇有曾氏风格和气派的“湘乡派”。
　　本书以曾国藩的为官历程为经，以其在官场中所遵循的原则和识人、治军的技巧为纬，对曾国藩人生谋略中可借鉴的部分进行深入发掘。全书共分五卷，卷一“生平传略”概述了曾国藩的生平经历和主要事迹；卷二“成功心法——挺经”总结了曾国藩为人处世的成功哲学，分析了其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及演变；卷三“识人秘要——冰鉴”深入解读曾国藩的识人技巧、用人方略，并介绍了以曾国藩及其幕府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的形成及发展；卷四“治家方略——家训”运用曾国藩修身齐家的具体事例，全面解读他继承先人遗训、结合自身体会，教导兄弟子侄成人成才的高妙策略；卷五“传世箴言——家书”收录了曾国藩从道光二十年到同治元年所写家书中的精品，为中国古代家教范本。本书堪称一部案头枕边必备的智谋宝典，为我们的人生和事业提供宝贵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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