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乔亚经验1：感官生活_[美] 彼得·盖伊（Peter Gay）著，赵勇译_9787208162600

本书对从19世纪2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和美国布尔乔亚的感官生活进行了全景式研究。在这一段时间中，西方文化经历了不可逆转的、常常是痛苦的根本变迁。布尔乔亚求爱的方式和教育的理想、对女性的描绘和建筑的品味，还有其他诸多的文化特性，都发生了重大转型。全书梳理并引用了一系列丰富的一手资料，如大量布尔乔亚的日记和书信、小说以及绘画等，试图重现19世纪布尔乔亚文化的矛盾冲突。

1. 纲领

此项写作计划将囊括几卷大部头的著作，因此读者完全有权利了解将要读到的内容。我相信，通过阅读，读者最终将同意我的观点：从维多利亚到弗洛伊德时期的中产阶级〔2〕经验值得—实际上也强烈地要求—我们进行系统的研究。我的探讨将从19世纪初开始，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把19世纪20年代（在某些地方稍早几年）作为合适的时间起点，因为诱使历史学家对“维多利亚人”大加讽刺的中产阶级保守的性爱观和道德的严肃性，在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前的一二十年就已经确立了。1914年正是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这一年明显可以作为我的时间终点：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其他的诸多事件）戕害了作为我的研究主题的那种中产阶级文化。在这一段时间中，西方文化经历了不可逆转的、常常是痛苦的根本变迁。这种变化并不是协调一致的，这样就为我们做出某些归纳总结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我将在此后的几章展开详细的叙述；但在此时，我要概括性地指出：我把19世纪划分成前后两个阶段—主要是19世纪5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并着重探讨此间发生的意义深远的文化变迁。在这几十年中，求爱的方式和教育的理想、对手淫的恐惧和体罚的观念、对女性的描绘和建筑的品味，还有其他诸多的文化特性，都发生了重大转型，有时是难以觉察的，有时甚至是完全不可辨认的。我在各卷中作为标题使用的术语，也只不过是这些变迁的标记。敏锐的历史学家不止一次地指出，维多利亚女王不属于维多利亚人；同样，弗洛伊德也不属于弗洛伊德学派：他们不对围绕他们的名字所编织起来的神话负责。我只是要使他们起到一种提示的作用：19世纪90年代的中产阶级文化与半个世纪之前的中产阶级文化已经大相径庭了。

我是从广泛的人类学意义上来使用“文化”这个词的，在这里也需要稍作说明。有助于构建人类经验的造物都归属在这个广泛的标题之下：社会制度、经济发展、家庭生活、道德和宗教信条、医生的焦虑、时尚潮流、情感结构，甚至还有政治体制。毫无疑问，尽管每一种文化都表现出显著的特点和一定程度的连贯性，但其各分支却显示出某种程度的独立性，甚至各自毫不相干。在其他场合，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维也纳”不仅是一个真正的城市，而且是文化史家的创造，因为他们试图寻求一个广阔的框架，以便能涵盖在几平方英里内存在过的生机勃勃、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生活。对我而言，这不仅仅是一个玩笑：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的文化与雨果 · 冯 · 霍夫曼斯塔尔〔1〕的文化已经截然不同了—前者深受德国古典主义、19世纪实证主义思想以及众多犹太医生的影响，后者还包括那个想象的城市中众多杰出的居民。我的观点非常清楚：文化更加复杂，更具有非连贯性，远比学习现代西方文明的学生所了解的更加令人惊讶。因果关系的相互作用、此消彼长，对于试图阐明文化的历史学家来说更加曲折复杂。

我所说的“中产阶级”与“文化”这个概念相比，同样难以捉摸、难以界定，但通过这篇导言，以及我所列举的人物表，还有我所引用的主要文献，“中产阶级”这个概念的意义将凸显出来。我的男女主人公是医生、商人、教师、家庭主妇、小说家、画家、政治家，还有因为经营有方而获得了一定的经济独立和社会声誉的工匠，更有为数不多的贵族—尽管他们的真正身份令人怀疑，但他们的姿态却是真正的中产阶级。在我看来，最理想的文献常常是无意识的内心表白，例如私人日记、家庭通信、医疗诊断书、家庭手册、宗教小册子，还有艺术作品。我将重塑颅相学的片段、解读亲密的信件、阐释画作、分析梦境。19世纪中产阶级经验丰富繁杂，既简明清晰，又深奥难解；既有章可循，又杂乱无章。

在这个引人入胜的、非连贯的领域，我既找到了欧洲的材料，也找到了美国的资料。实际上，美国的材料占据了相当有利的地位。这些材料非常引人注目，因此人们在搜集材料时，绝对不会错过；对我来说，利用这些材料不仅仅有地利之便，还有其他更多有趣的原因。这些材料对于身后事件解释的丰富程度远远超出我的期望之外。总体上来说，除了极少数显著的欧洲材料之外，美国人留下的日记、日志和信件相比于那些来自法国、德国或英国的材料，远没有那样深思熟虑、无可挑剔。现在看来，这些来自美国的材料也是当事人生前恳求销毁的，却又有意无意地希望保存下来。并且，我对这些美国材料的解读也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当代评论家的预言：尽管美国有其无可置疑的欧洲渊源，但大多数美国人的观念还是预示了欧洲的未来发展。从19世纪30年代的亚历克西 · 德 · 托克维尔到80年后的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批评家都把美国看成中产阶级社会的典型代表，是中产阶级文化的化身，不管是充满希望，还是充满威胁，都是欧洲社会不可抗拒的发展方向。正如司汤达、狄更斯和无数的其他评论家指出的那样，美国中产阶级渴求物质利益、缺乏更高的理想、无力追求爱情—所有这一切在美国社会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也得到了充分的表达。诚然，我已经指出，并将详尽地证明，19世纪的中产阶级文化既是多样的，又是统一的：对于情感表现的态度、疾病的讨论、女孩的监护、避孕套的使用以及中产阶级生活中其他的重要构成因素，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每一个阶层之间都相差悬殊。但是，除了细微的差异和变化之外，对于每一种独特的历史研究来说，中产阶级理想和行为的多样性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欲望和焦虑的集合。采用美国的证明材料就是把握19世纪中产阶级最纯粹的形式—对其注定的命运而言，也是较好的形式。由于在19世纪中产阶级文化中，女性的状态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因此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各方面都开创了风气之先：是第一个招收女性上大学的国家、第一个赋予女性选举权的国家、第一个颁发女性行医执照的国家、第一个（从材料的印象看来）鼓励或至少是默许婚外性爱行为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19世纪的美国就是19世纪欧洲的未来形态。

在这个写作计划中，我的主要论点大多得益于弗洛伊德的思想。这个总体提纲亦是如此。我将各卷的理论框架都建构在基本的人类经验之上—爱、侵犯、冲突。在本书中，我将探讨中产阶级的感官生活；在道德戒律和物质可能性压力之下，性本能冲动所表现出来的形态。在接下来的第二卷中，我将讨论中产阶级的情爱方式、中产阶级性爱的表达和隐现模式。在第二卷中，我还将讨论关于爱情的理论；这个时代所表现出的文化幻想；在所谓更高级的文化领域中，性爱欲望所表现出的各种伪装；圣徒称为“罪恶”、精神分析学家称为“异常”的情爱形态；中产阶级为性的限制付出的代价—或者是中产阶级认为的代价。在这两卷之中，爱和性是相互交织的，仿佛是作为中产阶级幻想的一个理想形态而交织在一起。我决定将这两卷区别开来，完全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材料过于丰富庞杂，很难用可控制的方式包含在同一本书中。

我之所以选择中产阶级的性和它更加成熟形式的爱作为此项研究的起点，就是旨在戏剧化地呈现，或者说纠正（也许会使之更加复杂化）对维多利亚文化的解读之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顽固的错误观念：在这个欺诈、虚伪的中产阶级世界中，为了满足性欲，丈夫都包养情妇、经常光顾妓院或者猥亵孩童；而妻子都腼腆温顺、尽职尽责，但都性麻木，而将其爱的全部潜能倾注于操持家务、抚养孩子之中。诚然，这种荒唐可笑、一成不变的主导观念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实际上，在本卷中，我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当然还有稍处劣势的19世纪中产阶级—对女性在性方面的无知和偏见。在这个中产阶级的世纪中，肯定有性无能的丈夫、性冷淡的妻子、对生活中最基本的事实懵懂无知的青年男女；而关于同性恋组织和拐卖未成年少女的丑闻和报道，则进一步证实了中产阶级感官经验中阴暗的一面。水手、士兵、四处游荡的推销员并非19世纪妓院赖以生存的唯一顾客群体。弗洛伊德诊断过很多病人，在他看来就是无可辩驳的证据：他所处时代的中产阶级文化过度地压抑了性的冲动。我的写作就是要修正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流行观点，其中包括弗洛伊德的一些观点，但是我并非为了修正而修正，而是旨在重现19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矛盾冲突、模棱两可和复杂多样。在我将讨论侵犯的几卷中，这种文化的矛盾冲突和多样性也将显得更加突出。在精神分析之中，对于侵犯的定义仍然莫衷一是；不管对其如何定义，侵犯肯定不仅仅包括仇恨的机制和毁灭的欲望。弗洛伊德不止一次地谈到过征服的本能；在侵犯这个大主题之下，我还包括进人类试图通过技术、政治、美学和社会创造的方式来控制环境的冲动。我将分析中产阶级的适应方式，将讨论专业化、职业化、社会研究、科学进展、历史写作，还将讨论作为幽默的隐含敌意行为模式，以及传统上对儿童、学生、穷人和外国人的严厉态度和行为。

此后的几卷讨论自由主义文化的痛苦，我将把冲突的主题移至社会层面，而在精神分析家看来，这主要表现为个体自身的经验。到19世纪末，在左冲右突中疲惫不堪的中产阶级面临着三个对手，其中每一个对手似乎都毫不妥协：残余的贵族势力和声望；在富有战斗精神的（常常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刺激下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团体；勇往直前的先锋派文学、艺术、戏剧和哲学思想则贬斥中产阶级丧失了品位、贪恋金钱、对文化充满敌意。我们对这三个对手当中的最后一个最缺乏了解：先锋派实际上像中产阶级一样也是一个松散的团体，尽管其雄辩的代言人不遗余力地自我标榜其统一性；许多优秀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欢迎新的艺术形态，在对先锋艺术的赞助中毫无屈尊之感，而另一方面，很多先锋派艺术家和作家也是中产阶级的中坚力量。历史学家习惯于引用福楼拜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猛烈抨击，仿佛他们的愤懑都是来自反中产阶级前线的冷静严肃的报道，但这无助于澄清这种复杂混乱的状态。在后面几卷中，我希望修正这种处于纷扰、敌意的宏大世界中，我们对于中产阶级生活的既定观念，而更加接近于它真实的（包括无意识的）经验。

若要使我们的研究涵盖历史经验的所有维度，我们就要将传统的历史态度与对人性和人类发展的精神分析技巧融合在一起，并做到彼此间相互照应、取长补短。搜集文献、探求因果联系、时刻警觉以保持对臆测的质疑，所有这些都必须与精神分析紧密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从材料的表面内容深入到其潜在的含义。当然，历史学家不可能在躺椅或档案馆中复制出这种精神分析的情形，因为它总是倾向于内敛、与外界隔绝，主要是为了促进无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交流。然而，历史学家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接近这种精神状态。历史学家能阐释梦境，特别是当做梦者将梦与一定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时；他能解读私人日志中连贯的主题，就仿佛它们是自由联想的意识流动；他能够理解公共文献，将其作为愿望的浓缩和未付诸实践的行动；他能从对流行的小说或广受欢迎的艺术作品的痴迷中发掘出其潜在的无意识幻想。

在此，我并不是呼吁历史学家的精神分析化，更不是要成为精神分析学家。即使不受惠于弗洛伊德的理论，最明智的历史学家们也能利用各种动机的分析、潮流的影响、微妙的表达方式或者是最轻微的暗示所提供的信息。我无意奉承历史学研究的巨擘—不管是埃里 · 哈勒维〔1〕、马克 · 布洛赫〔2〕，还是我们能想到的任何典范式人物—我也不是在暗示：如果他们能有幸接受精神分析的训练，他们可能成为更优秀的历史学家。常年浸淫于史料之中、训练有素而且充满智慧、高度敏感的直觉足以发掘各种联系，也能得出精神分析学家即使以其专业素养可能也要付出艰巨努力才可得出的合理结论。就我们所知，弗洛伊德就曾经表达过对诗人的羡慕，因为他们单凭直觉就理解了他花了多年时间才发现的理论。精神分析学家也可能以同样的理由羡慕历史学家。

但也无须过分羡慕他们。大部分历史学家间或采纳和运用的心理学理论只是把握了过去的部分节奏和旋律，但其弦外之音、潜在的共鸣、富有深意的复调音乐，还有繁多的惊奇喜悦都超出了他们的掌控。精神分析对阐释经验的贡献在于一套方法和原理，旨在探求过去的隐晦的意义和解读其精心安排的音符。我的目标在于将精神分析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本书所在的系列研究并非心理史著作，而是精神分析关照下的历史研究。这就是区别所在。

也许，这种历史研究最突出的特征就在于承认社会世界对心理结构的显著影响，甚至是对无意识心理机制的影响。我们很快就能认识到，19世纪中产阶级用以指导其行为的文化符号常常是不确定和充满焦虑的。那是一个进步和自信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疑虑和沉思的时代，是悲观主义迸发的时代，是质疑身份认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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