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经济伦理学专著，主要探讨和分析儒家义利观逻辑演变及其唯物史观解读，侧重于儒家义利观的提出与形成、确立与完善、深化与成熟、反思与突破四个阶段，分别按照重义轻利、贵义贱利、尚义反利、重义尚利的义利思想逻辑演变进行论述和唯物史观阐释。作者主要论述了儒家义利观的四次演变即春秋战国时期、秦汉隋唐时期、宋至明中叶和明末清初时期。儒家义利观贯穿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经历了春秋、战国、秦汉、隋唐、两宋、明清等发展阶段，其中先秦和宋明时期是义利之辨的论辩高峰。在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上，儒家义利观自始至终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并贯穿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积淀和内化为人们认识、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深层意识，对中华民族基本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产生过深刻影响。
导论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就是绵延不绝的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创造、不断生成与不断发展的历史。数千年的中国古代传统义利之辨，从伦理道德领域发展到现实生活的其他领域，也深刻地塑造着传统文化这一特征。所谓义是适宜、恰当的意思，也就是人们在思想和行动中遵循的合理的行为标准及意识。义者，宜也孟轲. 大学·中庸［M］. 高山译注.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107.，义，人之正路也孟轲. 孟子［M］. 弘丰译注.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154.，说明义作为道德原则的普遍性和超越性。利原指使用农具从事农业生产以及采集果实或者收割成熟的庄稼，后来引申为利益、功利之意。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88.从内涵来看，义和利都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义是人的立身之本，是人之为人的应然之则；体现在外部客体上的欲望与追求，使自己的物质需要现实化，这种关系就是利。义与利作为对人类活动的目的、方式和结果的描述及认识，反映了人类对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的追求，构成了义利观的基本内容。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道德准则与物质利益关系问题（义利关系），即义与利孰先孰后、孰轻孰重；二是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关系问题（公私价值观），即是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还是整体利益服从个人利益。在儒家思想中，义主要指一定社会的道德原则，利一般是指个人的私利。罗国杰. 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7.义利观与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是联结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伦理思想观念的桥梁。义利问题和义利关系是古往今来中外许多伦理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都共同关注并有兴趣的课题，可以从多学科层面予以观照把握。它本质上属于一个伦理学问题，但是由于伦理道德本身的渗透性和社会影响而与经济、政治、文化发生了最为密切的关系，融入并作用了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义利观，也应该从社会生产方式以及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的变化发展中去探寻和理解。义利观属于上层建筑中的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在义利关系问题上，不同时期的人们曾经也有各自的主张，并形成了不同的义利观。它们在某个特定时期的命运及其变化，都有其历史轨迹可循。义利观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主要是受生产关系的制约。因此，只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才能理解义利问题的产生和解决，才能理解不同时代义利观的区别和演变。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变迁取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化反映在阶级关系上就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儒家义利观与封建自然经济相适应，是大一统封建专制主义在经济伦理上的价值取向和原则。近代中国虽然开启了传统义利观转型的序幕，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转型是不彻底的，特别是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基本矛盾，决定了传统义利观的转型只是初步的。改革开放以来，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迈入市场经济时期，如何吸收、融合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伦理原则，批判、继承和改造传统儒家义利观，确立和形成社会主义新型义利观，成为中国学术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思路
中国传统义利观植根于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环境，是在中国历史上逐步形成的关于社会道德现象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代先贤独到的道德智慧和思想境界。义利观是历史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全面深刻认识义利问题，应当坚持义利观与历史观的统一。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一般、最深层的规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不同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义利观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要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相适应，受到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制约。人们在一定历史环境中的特殊生活条件，会造就互不相同的具体利益，并由此产生各种各样的价值目标。在义利关系上，人们曾经持有不同的主张，并形成各自的义利观，它们在某个特定时期的命运及其变化，都有其历史轨迹可循。中国传统义利观的演变，是由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各阶级的利益冲突决定的。古代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状况也是儒家义利观演变的主要原因，儒家义利观的逻辑演变经历了提出与形成、确立与完善、深化与成熟、反思与突破四个阶段，分别按照重义轻利、贵义贱利、尚义反利、重义尚利的义利思想逻辑演变。从历史事实来看，儒家义利观的这四次演变恰恰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变革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秦汉隋唐时期、宋至明中叶和明末清初时期。义利观是经济伦理的核心范畴之一，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如何处理义利关系问题，一定社会的道德风尚或道德状况总是首先借助于人们对义利问题的认识和对待而展现出来的。义利观以其特有的统摄包容性和辩证内在机理，突显出道德哲学深刻的意蕴内涵，同时关涉个体的身心发展和社会进步，还具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和人生哲学等多学科的丰厚意义。义利观作为对人类活动目的、方式和结果的表现、描述及认识，反映了人类对精神价值和物质利益的不懈追求。义利观作为一种伦理道德学说源远流长，贯穿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经历了春秋、战国、秦汉、隋唐、两宋、明清等发展阶段，其中先秦和宋明时期是义利之辨的论辩高峰。春秋战国时期的义利观构成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儒、墨、道、法等各派的义利思想异彩纷呈，其中先秦儒家义利观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意义深远，此后形成了两汉、隋唐、宋明、明清之际的儒家义利观。历史的长河时而浪涛汹涌，时而静水细流，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绵延至今。在社会和文化发展上，儒家义利观一如既往地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贯穿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展现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经过持续地积累沉淀，内化为人们认识、改造主客观世界的深层意识，对中华民族基本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产生过深刻影响。
二、研究现状及研究综述
义利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问题，也是古往今来人们一直讨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研究课题。国内外关于儒家义利观演变的研究从多个视角展开，并具有一定的深度。
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第四篇中的义与利章节和《中国伦理思想研究》第七章的义利之辨与理欲之辨，对义利问题作了详细阐述。他对义利问题的阐述是将义利之辨纳入整个伦理思想史研究之中，即借助对义利问题的研究来阐述整个伦理思想的生成和发展，在论述伦理思想方法的同时，对儒家义利观进行了论述，这种相互激荡、互为补充的关系，既宏大叙事，又相互论证，值得颂扬。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从中国哲学思想和理论的高度以及各学派的相互关系阐述了中国传统义利观，将义利问题以时间和哲学家为主线全面展开，将哲学史与哲学家融为一体。钱穆的《中国思想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等都是运用这一方法进行阐述义利观的。汪洁的《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研究》阐述了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变迁；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罗国杰的《中国伦理思想史》、朱贻庭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郭齐勇的《中国儒学之精神》、沈善洪和王凤贤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系统阐述了中国伦理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基本内容、基本特点和研究方法，从而详细阐述了义利问题。黄俊杰的《孟学思想史论》中的义利之辨及其思想史的定位，就是在研究孟子哲学思想的背景下提出的，将儒家义利观与孟子的仁政思想、性善论、生命观和群己观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将儒家的义利思想纳入整个哲学思想体系进行考察，通过孟子哲学思想的研究而展开对儒家义利观的阐述。就是说，将儒家义利观融入孟子哲学思想的具体研究之中，对孟子哲学思想的具体问题与其他论题的相互联系进行全面探讨。从孔子哲学思想到孟子哲学思想，再到荀子哲学思想的阐述，层层递进，以点带面，将儒家义利观理论前提和思想依据展现出来，为更加详尽地研究儒家义利观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和视角。还有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徐复观的《中国人性论史》、胡寄窗的《先秦儒家的经济思想》、赵纪彬的《孔墨显学对立的阶级和逻辑意义》等著作和论文属于此种方法论述义利思想，就是分别从学术问题出发引出对儒家义利观的阐述。万俊人的《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章海山的《经济伦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余达淮的《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徐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吴兵的《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从唯物史观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并对义利问题进行了研究。这种研究方法的论文和著作都比较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葛荣晋在《中国哲学范畴通论》中指出，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具有一套独特的哲学范畴体系，引出对义利问题的阐析，将义利当作中国哲学的一对特色范畴。他认为，义利包括两层含义，即动机与效果的关系、道德行为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并将义利之辨分为义利对立、义利合一和义利兼顾三派，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正统学派始终在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贵义贱利是其主流思想。此外，国内外也有将义利作为价值范畴进行研究的方法，就是从价值论的视角对义利问题进行研究。赵馥洁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王中江主编的《中国观念史》都是运用这种研究方法对儒家义利观作出解析。王泽应在《义利之辨与社会主义义利观》中对义利之辨过时论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义利之辨是中国自古以来非常重视的伦理思维活动，并探讨了义利之辨与社会主义义利观的相互关系。刘舸在《义与利的本质和目前我国义利观建设的根本原则》中指出，义利问题应该放在具体时空中探讨，而不能停留在抽象理论层面论述。罗国杰的《论新时期的义利观》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义利观的正确性体现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个人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在《义利之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之演变》（张传开、汪传发）和《义利观研究》（吕世荣、刘象彬、肖永成）中，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具体分析，揭示了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基本特点及其演变规律。王泽应的《义利观与经济伦理》和《义利并重与义利统一社会主义义利观研究》、黄亮宜的《社会主义义利观面向21世纪的价值选择》论述了传统义利观的发展演变，阐析了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形成机制、科学内涵、遵循原则和价值导向。
此外，宋希仁主编的《西方伦理思想史》、万俊人的《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乔洪武的《正谊谋利近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徐大建的《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史》较详尽介绍了西方伦理思想的历史渊源、发展进程及现代理论形态；魏悦的《转型期中国市场经济伦理的建构中西方义利思想演进之比较研究》、郝云的《利益理论比较研究》主要通过中外义利思想、利益理论的比较论述了以经济利益关系为主体的义利关系和义利问题；王伟光的《利益论》就利益范畴的历史、理论和现实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谭培文的《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理论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刘湘顺的《马克思利益关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从利益关系方面对利益问题进行了系统阐析。国外略有关于儒家价值观的研究，但未检索到关于儒家义利观发展演变的研究成果。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开辟了义利观研究的先河，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素材，而且确定了一些基本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为义利观的逻辑演变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限于视角、观点、资料、论证方式等原因，已有的成果尚存某些不足，特别是从唯物史观视角解读儒家义利观逻辑演变的研究成果欠缺，现有儒家义利观的著作大多属于断代性、个案性研究，系统而全面的研究还不够，有关儒家义利观的论述多见于思想史、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中，从唯物史观视角进行探索和创新的论著数量有限（通过文献检索，很少看到有从唯物史观视角解读儒家义利观逻辑演变的文献资料）。上述存在的问题，正是本课题选题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创新之处。
本课题试图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出发，在中国传统义利之辨基础上，探究儒家义利观从萌芽、形成、发展、兴盛再到转型的各个历史时期的逻辑演变，以揭示儒家义利观的唯物史观特质，为建构适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体系提供参考资源和借鉴。本课题从三大方面展开论述：其一，梳理剖析儒家义利观的逻辑演变，以期加深对儒家义利观实质的认识和理解；其二，从唯物史观视角分析儒家义利观的历史发展逻辑，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唯物史观理论特征，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学术参考；其三，深入阐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的义利思想，为儒家义利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思想基础。这三个方面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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