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效应和驱动机制_张辉著_9787301223833

　　随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加之近来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全球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类似中国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都在深刻反思产业空心化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效应和驱动机制》认为，产业结构的演变，特别是产业结构高度的提升，是一国经济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体现。在全球没有走出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效应和驱动机制》将着力于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支撑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的产业变迁规律和演化路径。《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效应和驱动机制》认为，我国产业结构高度提升加速周期基本上保持着一个12年左右的周期性，从波谷到波峰10年左右，从波峰到波谷2年左右；我国国民经济整体产业驱动力虽然短期有波动性，但中长期来看都处于不断优化和改善之中。对此，《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效应和驱动机制》一方面集中研究驱动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的原动力机制和原动力产业部门所在：另一方面通过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做类似发展阶段的比较研究来最终判定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周期性和可持续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的带动下，日本首先走上了复兴和高速经济增长的道路，20世纪50至70年代伴随着神武、岩户和伊奘诺三个景气周期，日本保持年均9010以上持续高速增长周期长达二十多年，由此不但确立了日本在亚洲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而且使得东亚继西欧、北美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中心①。在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经济在20世纪60至90年代也开始加速发展，并因此带动了整个东南亚经济的发展。
　　根据历史数据可以发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高速增长期都持续了20年左右，并且高速增长期内的年平均增长率也都比较接近，即都在9%左右，但这些国家或地区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都出现了减速的过程，这是一个普遍规律，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特别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规模（人口和经济总量）越大，走出高速增长期后，要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也就越困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持续了34年年均9%以上的高速增长周期，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持续的时间都远超东亚先行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减速的规律会随着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的延长而表现得更强烈（刘伟，1995；刘伟等，2009）。
　　东亚奇迹的发生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对这种奇迹的前途，却有一些相反的观点。有些观点甚至认为，以上引起东亚奇迹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影响东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1994）在《亚洲奇迹的神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中就指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是“纸老虎”，它们的经济增长和50年代的苏联一样，过多地依赖大规模的劳动力和大量资金的投入，而非通过提高效率来获得，在这些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技术水平上的收敛没有发生，因此，东亚之谜并不存在，亚洲新兴国家的前途也不会像想象的那么乐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仿佛是在验证克鲁格曼的预言，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对东亚模式的重新思考（林毅夫，1999；林毅夫、任若恩，2007）。就在这种背景下，2002年中国提出了到2020年新的翻两番的战略目标，2007年进一步提出入均水平翻两番的目标。如果这一目标得以实现，就意味着截至2002年，中国以9%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保持了2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还将保持20年左右的高速经济增长。要使一个经济体保持尽可能长时间的高速经济增长，正是各个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都想要实现的目标。因为只有经济的高速增长持续相当长的一段周期，才能最终根本性地缩小发展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这个目标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可能性和科学性将是本研究集中探讨的问题之一。

　　从三次产业受到全行业及主导产业群驱动的增速变化周期来看，从波谷到波峰一般相距10年，而从波峰到波谷则一般相距2年时间，由此可见我国国民经济在经历10年一个增长周期后，一般会经历一个2年左右的调整周期。这种调整周期上一周期出现在1995-1997年，1995年达到波峰，1997年则陷入波谷，1998年开始缓慢复苏；本轮周期则于2007年达到波峰，2009年陷入波谷，2010年开始缓慢复苏。无独有偶，上述两个经济周期正好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和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相吻合，是我国经济周期与东亚乃至全球出现了同步性，还是东亚及全球经济周期加速了我国经济由波峰进入波谷的进程，这就有待进一步研究。
　　虽然我国三次产业受到全行业及主导产业群驱动的增速变化周期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同步性，不过第二产业增速波动幅度要明显高于第一和第三产业，可见我国经济无论是加速发展，还是出现衰退都与第二产业高度相关。这也从另外一个层面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第二产业有一种自循环倾向，即第二产业内部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产业内部投入产出关系，而没有实现第=和第三产业之间有效联动发展的投入分配关系。由于第二产业内部这种自我循环机制的高效运作，以致我国经济增长进程中不得不更加依赖于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要打破这种过度依赖投资的增长机制，必须打破第二产业内部自循环机制，实现第二、第三产业联动发展，即第二产业的投入最终要分配到第三产业，由此破除第二产业内部从投资到投资的内部循环机制，实现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投资和消费的有效平衡，最终实现我国经济增长进程中投资和消费的平衡驱动机制。
　　本研究按照较新的投入产出结构系数的计算方法（刘起运，2002；Jones，1976；中国投入产出学会课题组，2006；沈利生，2010），计算了国内1987-2007年的投入产出系数。依托诱导系数和推动力诱导系数的构建原则，本研究建立了驱动机制的微观模拟分析。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该驱动机制的分析方法有效地反映了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中的核心环节。本研究一方面回答了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中周期性和驱动机制问题；更重要地，也作为对投入产出微观模拟的方法论探讨。进一步地，可以依据此分析思路，对比中国、日本和美国的产业结构高度化过程，寻找其中的微观机制，并以其分析其产业空心化程度和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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