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郎咸平学术文集（增补版）（上、下卷套装）（郎咸平全新审译修订，整合了之前出版的《公司治理》和《郎咸平学术文选》两部著作的全部精粹，意在为读者提供最有价值的阅读！)_郎咸平著_9787506072052

　　也许多元化并非最优选择？
　　也许吝惜股利是贪小便宜吃大亏？
　　也许未来的主流就是家族控制？
　　……数据将告诉你意想不到的答案。
　　郎咸平教授将其在公司治理方面的27篇学术著作分7个部分加以归纳整理，以期为公司管理者及国家宏观政策制定者提供客观、理性的现实依据。

　　承蒙东方出版社出版我的学术论文集，在读者的要求之下，我先谈一谈我的学术研究生涯。
　　我想将我的研究分成几个阶段进行解释。我前三个阶段的研究都以美国市场为主，到了第四个阶段才转向研究亚洲市场。我的研究以公司治理方向为主。我关于公司治理的论文一般都发表在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金融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Finance（《金融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学期刊》）、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美国经济评论》）、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国际企业研究期刊》）等重要的国际学术杂志上。按照国际金融学术界的惯例，我的每篇论文的作者都是按英文字母先后顺序排列。这与国内按照作者贡献大小排名的做法不同。
　　阶段一（1986—1989）
　　1986年我在沃顿商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以后，留校一年担任讲师工作。当时沃顿从斯坦福大学礼聘了一位誉满全球的大师Robert Litzenberger。由于我的指导教授Irwin Friend曾告诉我经济学中托宾的Q（即公司市值除以资产重量成本）理论将来在金融学领域中会有广泛的应用，因此我针对托宾的Q的应用这一问题向Litzenberger先生做了多次请益。经过数次讨论以后，他带领我共同提出了一个观念，那就是托宾的Q大于1是好公司，而托宾的Q小于1则是坏公司；坏公司发放股利对股民而言是好消息，股价会上升，但好公司发放股利与否却不会影响股价。我们利用美国的实证资料进行验证，并确实得到了这个结果。该篇文章的题目为《股息公布：现金流量信号与自由现金流假说》，文章完稿前，我已于1987年9月赴密歇根州立大学任教。我的博士论文《管理者自身利益对公司资本结构影响的实证检验》是与我的指导教授Irwin Friend 共同创作的，并且很顺利地于1988年在Journal of Finance上发表。但在论文发表前，我的指导教授Irwin Friend 却因中风过世，享年70岁。这篇论文是我人生中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却是我的指导教授人生中的最后一篇。该论文指出美国公司的管理层在公司中持股数量越多，其行为就越保守，公司的负债率也就越低。这篇文章的结论对中国国有企业管理层持股现象具有重要意义，即管理层持股越多，则其经营行为就越趋向于保守。
　　1988年我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突然接到Journal of Finance的主编Rene Stulz打来的电话，他邀请我去俄亥俄州立大学访问一年。他希望能和我针对托宾的Q的应用多进行沟通。之后，我们合写了《管理业绩、托宾的Q和成功收购要约获得的收益》一文。这篇文章主要是解决美国市场上收购者在披露收购意向时对本身股价下跌的困惑的。我们证明股价下跌的原因是大部分收购者的托宾的Q均小于1，因此坏公司的继续投资或收购对于股民而言是坏消息。这篇文章和另一篇文章——《股息公布》在1989年的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同一期上刊登。由于这两篇文章同时在世界第一流的期刊同一期刊登，因此立刻受到了学界的注意。
　　我和Rene Stulz又继续利用托宾的Q的概念写了另外一篇文章——《自由现金流假说检验：对投标者收益的分析》。这篇文章指出：如果收购者的托宾的Q小于1，而其手中现金又充裕的话，那么他的收购行为对股民而言是最不利的。因为坏公司会更加浪费股民手中的现金。这篇文章于1991年在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上发表。
　　这三篇论文在美国是相当受重视的，并且后两篇论文的引用率在全世界金融学论文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这三篇论文对国内企业的投资行为可提出比较具体的理论指导。
　　我在论文中提出托宾的Q大于1是好公司，而托宾的Q小于1则是坏公司。如果公司托宾的Q小于1，那么根据我这三篇论文的理论，托宾的Q小于1的坏公司就不应该继续投资，而应将手中多余的钱发还给股民。
　　阶段二（1989—1994）
　　当我仍然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时，有一位当时在得克萨斯州大学任教的年轻助理教授Stuart Gilson在会议上碰到我，他希望我能与他合写一篇论文。他在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的博士论文中有些关于美国破产公司的资料。由于当时经过了数位大师的调教，我慢慢对公司财务有了概念，也更清楚地知道如何透过文字表达我的观点，还比较知道如何把问题给说圆了，因此比较容易找到突破口。当时灵机一动，我想，可以探讨一下为何美国公司一定会选择破产，它们有没有可能和债权人私下和解？于是有了这篇题目为《不良债务重组：对债务违约公司私下重组的实证研究》的文章，其中提出了一个新观点。我认为，直接宣告破产对股民打击太大，而私下和解对股民较为有利。这篇文章1990年在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上发表。
　　我的这篇文章受到了学界的高度重视，被列入1990年所有出版的金融论文（包括投资学和公司财务）中世界排名第一的最高引用率文章，而且还被列入了全世界引用率最高的50篇金融学论文（包括投资学和公司财务）之中。另外，这篇文章和另外一篇题为《管理业绩、托宾的Q和成功收购要约获得的收益》的文章同时被列入全世界公司财务引用率最高的28篇论文中。Gilson也因为这篇文章和他自己的另外两篇发表的文章被哈佛大学挖走了。
　　由于我们国内当时还没有类似于美国的破产制度，因此本文对国内企业的指导作用不大，反而对美国的企业起了相当大的冲击，几乎大部分的美国公司财务教科书均引用了此论文。我在后面讨论公司治理的历史文献时会详细讨论美国的破产制度和我这篇文章的贡献。
　　1989年我离开俄亥俄州立大学赴纽约大学任教。这几篇文章均是在我抵达纽约以后才发表的。我个人觉得我在此时对公司财务的研究才开始进入状态，也开始受到小圈子的重视，但是文学式的英文修为仍然达不到标准。我和纽约大学的Kose John共同写了一篇题为《围绕股息公告的内部人交易：理论和证据》的文章，并于1991年在Journal of Finance上发表。这篇文章用理论证实了公司内部人买（卖）自己公司股票是给股民一个正（负）面的信号，而从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这个结论对国内上市公司有相当大的参考意义。我的证据明显地反映出美国的股民对内部人士是有信心的，因此内部人持股的变化会影响到股民的信心。但国内的情况不一样。例如上市公司重组时，内部人先行将资产剥离，而后在注入有概念的新资产的同时再大量买入股票。等到股价上升后，内部人立刻在最高点抛售，而后股价立刻大跌，套住了其他股民。由于国内股市内部人操纵股价的情况严重，因此很难让股民对其产生信心。
　　我离开俄亥俄州立大学后，仍然和Rene Stulz共同继续发表论文。我们于1992年在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上发表了题为《破产宣告在行业内的传染效应和竞争效应的实证分析》的文章。我们发现行业内的低负债竞争者可以从其他破产公司的困境中受益，而高负债竞争者将会受到损失。这篇文章首先提出了负债率的大小可以影响一个企业的竞争力，因为只有负债率低的企业才能更快地把握住由于破产企业退出市场所创造的机会。
　　其后我和Jeffery Netter以及Kose John于1992年在Journal of Finance上发表了《大企业业绩下滑时的自主性重组行为》一文。该文详细罗列了美国大企业碰到业绩跌落时的反应。结论是美国企业的经理人员碰到危机后的反应是怪罪他人，然后裁员以降低成本等等，却很少怪罪自己。这个结论和我们部分国有企业领导非常类似，公司经营好都是自己有能力，经营不好就是体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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