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年）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顶峰，也是大英帝国经济文化的全盛时期。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被称为世界之都。 1842年，查尔斯 罗伯特 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举家搬到位于伦敦南部奥平顿的“唐豪斯”（Down House），一个占地 20多英亩（＞ 8万 m2）的庄园。达尔文的妻子艾玛生完第三个孩子以后，因为难以忍受伦敦市区的喧闹和嘈杂，于是他们在伦敦东南部的一个叫“道恩”的小村庄旁买下了这处房产。艾玛按照英国*流行的园艺设计，精心打造了一个甜美的庄园，包括花园、农场（真菌试验场）、“思考之路”、植物实验室等。在这里达尔文及全家（包括仆人）舒适而有尊严地过着优越的生活。达尔文在此读书、整理资料、思考生命进化，并于 1859年发表了《论依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良族的物种起源》一书（即后世简称的《物种起源》），书一出版就售罄。随后，达尔文又发表了多本对后世影响颇深的重要著作。 1882年 4月 19日，达尔文离世，终年 73岁。
1849年，卡尔 海因里希 马克思（ Karl Heinrich Marx）携带家人来到伦敦市区。因为经济拮据，居无定所，不得已多次搬家。由于年代久远，很多地方已经不见了旧日的踪影，只有迪恩街 28号的住处还保留着原貌。而在此居住的 5年时间里，马克思撰写了著名的《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一大批重要著作。在伦敦的大部分时间里，马克思一家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女儿因病夭折，爱妻生病却无钱医治。位于罗素广场的大英博物馆，是马克思较为固定的工作（读书、收集资料、写作）地点。马克思于 1867年发表的德文版《资本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即后世简称的《资本论》），就是在这里写成的。《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也是在伦敦完成初稿，由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整理发表。 1883年 3月 14日，马克思病逝，终年 65岁，长期的劳累和贫困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
在 1849～1882年的 33年里，英国伦敦地区同时生活着那个时代*伟大的两位思想家。从大英博物馆到唐豪斯的直线距离不到 30km，而两人的境遇却如此大相径庭，令人唏嘘。达尔文的成就虽然很多，但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①生物是进化的，强调所有生物都来源于共同的祖先；②直接选择（自然选择、性选择和人工选择）是生物进化的驱动力。马克思的成就，根据恩格斯的总结，主要也是两点：①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世界观。于是就有了 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葬礼上的讲话：“正像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然而，100多年以来，“进化论”与“资本论”就像铁路上的两条钢轨，相望相守，就是无法并线融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初，就给达尔文寄去一本，然而没有引起后者的注意。也许是因为学科跨度太大，虽然达尔文不能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但仍给予一封非常礼貌的回信以示绅士风度。似乎那 30km的距离，在理论上犹如天堑般的鸿沟，难以跨越。
当然，也不是没有人考虑过将基因遗传与文化传承融为一个体系。长期从事社会性昆虫行为研究的爱德华 奥斯本 威尔逊（ Edward Osborne Wilson）博士， 1975年发表《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提出了社会生物学是系统地研究一切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威尔逊研究包括动物以及人类的群体结构、社会等级、通信交流和一切社会适应性背后的生理学内容，认为当代社会学在高度复杂的人类社会研究中，由于其基本的结构主义方式和非基因倾向，与社会生物学相距甚远。社会学企图以*外部表现型的经验描述和孤立的直觉来解释人类行为，而不参考基因意义上的进化解释。因此，社会生物学的一个功能，就是把这些学科纳入现代综合的框架内，重构一些社会科学的基础。然而，真社会性昆虫（蚂蚁、蜂类、白蚁）的社会结构，完全是建立在由基因决定的本能行为之上，并没有文化的传承。
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建立在这样一个观点上：有机体只是 DNA制造更多的 DNA的工具。来自塞缪尔 勃特勒（Samuel Butler）的名言“小鸡只是一个鸡蛋制造另一个鸡蛋的工具”。威尔逊认为下丘脑和边缘系统知道自己的天职，那就是维持 DNA的永存不朽。然而，社会生物学不过是一种简单的机械唯物主义，生拉硬拽地将人类社会进化的根源直接归结于基因，即人类社会也不过是 DNA自我复制的工具。全然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社会意识、创造性、感情等人的基本要素，将人类等同于昆虫。因此，社会生物学在解释人类的精神需求和心理特征，如欲望、情感、贪婪、博爱时，显得特别无能为力。根据威尔逊的观点，社会组织是离基因*远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由个体行为和群体统计性质衍生出来的，而这两者本质上又是高度综合性的。个体行为模式在进化上的一个小变化，可以通过社会生活中的倍增放大而产生重要的社会影响，这种现象就是多倍效应。当个体行为受到特殊的社会经验的强烈影响时，多倍效应就能够加速社会进化，这个过程称为社会化。社会化成为生物谱系发育中趋向智力较高物种的一种动力，并在高等灵长类中发挥了*大的影响。在基因之上加一个多倍效应，就从昆虫社会的特征推导出人类社会的本质，岂不显得过于生硬！
威尔逊期望在“唐豪斯”与“大英博物馆”之间构建一座大跨度桥梁，但只收获了一条彩虹。彩虹虽然美丽，但是人却不能借此到达彼岸。这 30km的跨度实在是太大了，如欲建桥则中间必须要有一个桥墩。那么这个桥墩是什么呢？
与威尔逊的基因决定行为的观点相反，行为决定论者认为所有的行为皆为环境刺激的产物。美国心理学家伯勒斯 弗雷德里克 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k Skinner）被称为激进的行为主义者，是一位对社会学和心理学都有深远影响的科学家。他认为所有的心理现象从本质上来说都是行为的，包括公开的或外部的行为，以及隐秘的或内部的行为（如感情和思想）。所有的行为，不管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都可以由产生它的环境后果来解释。从行为学的角度，基因决定的行为多为本能行为，而环境塑造的行为以学习行为为主。目前，尚无一个理论框架能够完美地诠释本能行为和学习行为的共同本质。难道两者是由不同的进化和选择机制所驱动？
人类社会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人是其中*基本的元素。然而，社会的人与生物的人却有着本质的区别。按照马克思的定义，“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与威尔逊所追求的“人是 DNA制造更多 DNA的工具”截然不同。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人类社会的进化驱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其实质是财富积累与分配之间的冲突。生产关系就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人们会结成各种各样的关系，包括社会分工和产品分配关系。生产力发展也就意味着人们创造财富能力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积累。这时如果仍然按照原有的生产关系进行社会管理和分配，就会损害大部分人的利益。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尖锐矛盾时，就需要改变生产关系（即社会组织），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于是人类社会就不断向前发展。生命世界里也存在这样的矛盾，即生物遗传性倾向于保持性状的稳定；而为了适应环境，生物却不得不改变自己。当环境发生改变时，原来的遗传性状就可能因为不适应而被淘汰，而适应的新性状则会扩散。也正是遗传与适应这对协同发展的因素，促进了生物的进化。
人是社会的成员，没有人也就没有人类社会，人也是独立的生理和心理单元，其生理需求往往通过心理和行为进行表达。即使作为社会的一个零件，人也是具有个性的零件。不仅如此，人还有情感和意识，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道德、艺术、科学和宗教。如将社会成员的心理因素考虑在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成为一种表象，它的背后还存在更深层次的驱动力。人的欲望是奖赏系统的外在表现，奖赏系统脱离了基因的直接调控，且违背基因的“基本法则”（即通过表现型的适应性维持和扩增其基因型的拷贝数），如吸毒、赌博、性享乐等对适应性有害的行为都是奖赏系统的典型表现。
一、生命的进化
生命在地球上诞生数十亿年之后，人类才发现了进化规律。
不同于物理世界的统一性，生命世界的表现倾向是分化或多样性。然而，多彩的生命现象背后，是同一套编码体系——基因，其本质是 DNA的 4种碱基排序。生命如何从早期的简单形式，变成现在的复杂系统的？其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19世纪后半叶，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和《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分别提出了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性选择（ sex selection）和人工选择（ artificial selection），作为驱动生物进化的主要机制。
首先，即使是同一种生物，个体间也是有差异的，且差异是可遗传的。这些差异在一定条件下，变成可被观察到的结构和功能（如体色），称为表现型；也可能观察不到（如抗药性），称为基因型。其次，产生的后代数多于环境的容纳量。过度繁殖的直接后果是，个体间产生竞争，既为存活竞争也为繁殖竞争。
“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即个体具有适应当时当地环境条件的性状，就能生存并成功繁殖，反之（不适者）就会被淘汰，这其实是对自然选择的不完整理解。首先，如何评判生物的个体或物种对环境的适应性，一直没有准确或具体的标准。适合度（fitness）是*常被用于表征生命体对环境适应性的概念。但适合度的概念本身却陷入循环论证的漩涡：适合度高是指产生较多的后代，而产生较多的后代就是适合度高。在没有更好标准的前提下，大家都用适合度来描述生命体的环境适应性。孤立地看一个个体，或者一个基因，是不存在所谓“适合”与否的概念的。只有对放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中的实际存在的物种进行比较、考察，适者的概念才有具体的意义。“适者生存”的概念是赫伯特 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对达尔文理论的不正确解读，不能完整全面地阐明自然选择的结果。首先，自然选择完全作用在群体水平，而“适者生存”则强调个体水平。其次，自然选择压力由弱到强构成一个 0～1的谱系。例如，使用农药而造成的选择压力，对昆虫的抗药基因的作用为 1，对体色基因的作用为 0，对取食相关的基因的作用则在 0～1。因此，“适者生存”仅是自然选择的一个极端现象，而那些选择压力较弱，即受到的压力接近于 0的基因，则构成了生物多样性的大部分，即遗传多样性。
既然自然选择的单元可以是基因或个体，那么，竞争就可能发生在基因之间或个体之间，带来的必然后果是它们的极端“自私性”。这样看来，基因的终极目的应当是尽量扩大自己在自然界的拷贝数量。一切的生物学过程，都应当是围绕这个终极目的运转的。然而，自然界的利他行为虽然不是到处都是，但的确普遍存在。蜂类、蚂蚁和白蚁等真社会性昆虫，个体的行为不能直接用基因的自私性来解释。在天敌入侵时，兵蚁以死相搏，护卫巢穴。工蚁辛勤地采集食物，抚育其他个体的后代。当天敌靠近群居性动物时，负责警戒的个体发出警告鸣叫，使其他个体获得了更多的逃逸时间，警戒个体显然使自己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这类利他行为明显与自然选择相悖，因为任何将存活和繁殖机会让出的基因或个体都会被淘汰。那么，利他行为是如何进化的？具有什么适应意义？
1964年威廉 唐纳德 汉密尔顿（ William Donald Hamilton）提出了亲缘选择（ kin selection）理论。该理论认为利他行为的原动力仍是基因个体的自私性，但表达形式则在基因组合的群体水平。每个有性生殖的后代，携带了父亲 50%的基因和母亲 50%的基因。亲缘关系越近则相同基因的比例越高，兄弟姐妹之间大约也有 50%×［（0.5）2 +（0.5）2］的基因是相同的，而堂或表兄弟姐妹之间的基因大约有 12.5%相同。当警戒鸣叫拯救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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