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_厉以宁，孟晓苏，李源潮，等著_9787802575134

　　《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就如何进一步加快经济改革，使中国经济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和精辟的理论阐述，并就实践的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出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内容对于解决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毫无过时之感，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作用。

　　本书由厉以宁同他的三个学生孟晓苏、李源潮、李克强合著。孟晓苏撰写第一章（经济改革战略的探讨），李源潮撰写第五章（企业集团的发展途径），李克强撰写第七章（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其余部分由厉以宁撰写。
　　本书取名为“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改革至今已经超过十二年。在经过历时两年的治理整顿之后，当前我们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刻。究竟怎样才能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怎样才能使我国经济转入良性循环轨道，我们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对今后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进行认真的思考，选择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道路。在这个领域内，经济理论界是有争论的。我们所陈述的一系列看法以及所提出的改革方案，只是众多观点与方案中的一种，供决策当局选择。当然，展望今后十年，我们在提出自己的方案及其实施效果时，多少带些经济预测的性质。这是因为，根据我们的看法，只要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得当，九十年代内中国经济的繁荣是可以期待的。
　　不可否认，对九十年代的中国经济的预测有一定的困难。首先，经济生活中充满着不确定性，从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幻到每个消费者的行为的不规范，都可能对正常的经济运行产生干扰，从而使经济预测难以准确。其次，预测者所掌握的信息毕竟是有限的，从而只可能根据所掌握的不充分信息作出预测。最后，预测者本人总是有自己的经济观点的，因此在分析经济信息和根据这些信息进行判断时，很难避免掺杂了主观的意见。不同的经济预测者即使面对着相同的经济资料，也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看法，究竟谁对谁错，只有让以后的实践来检验。尽管这样，本书还是在陈述作者的看法和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的基础上，对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趋势作了一些预测，并且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持有乐观的态度。
　　本书关于中国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的基本思路依然是坚持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主线的观点，即把企业改革放在关键的地位，认为价格的放开是企业改革取得成效以后所形成的结局，而不可能是经济改革的突破口。然而在公有制基础上实现股份制的途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企业集团的组建，乡镇企业的发展、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方式等问题上，要比厉以宁以前出版的各个著作中所阐述的具体得多、详细得多。这是本书的明显特点。
　　本书写作过程中，曾得到赵履宽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刘炳瑛教授（中共中央党校）、邬翊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刘方械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萧灼基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恩涌教授（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陈良焜教授（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的帮助，谨向他们致谢。

　　三、经济改革战略的含义
　　战略一词的本意是基于战争全局的分析、判断而作出的筹划和指导。战争的胜败首先取决于战略是否正确。战略左右战争全局，与从局部出发的战术相比，它居于更重要的位置。我国经济学界较为普遍运用战略这个概念，仅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并且主要是在经济发展学研究领域。
　　同样，经济改革也有其战略问题。经济改革的战略是研究改革的国情基础、改革的奋斗目标以及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方法和部署。基于上述认识，经济改革战略至少应包括以下三个层次的内容。
　　（1）经济改革的起点模式与目标模式，即“改革初始位置在哪里”，“改革方向是什么”等问题；
　　（2）经济改革的过渡模式，即改革的途径与方法问题；
　　（3）经济改革的利益机制，这是研究改革的动力与阻力，以及有关操作技术的问题。
　　三个层次的经济改革战略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在研究的深度上是递进的。确定改革的起点模式与目标模式是选取改革的过渡模式的前提；过渡模式是从起点走向目标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它的选取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改革的成败；最后，在改革进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改革是否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取决于利益机制的运用，取决于是否采取尽量减少利益摩擦引起的阻力的操作方式。而在这些改革进程与方式的选取上，又应当充分考虑到起点、模式，即中国的基本国情，并坚定地、毫不动摇地始终对准改革的目标。
　　这是一个改革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是从新的角度去研究改革理论和考察改革实践的尝试，是一种刚刚开始的艰难而有益的探索。
　　第二节经济改革的起点模式与目标模式
　　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要回答这样两个问题：我们原来站在什么起点上？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终点？这就是所谓起点模式与目标模式问题。这是一个“定位”和“定向”的问题。定位是确定改革的基础和前提，定向是确定改革的方向与目标。
　　举例可能会有助于说明这两个模式的含义：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大体上分为三类：一是传统的经济体制，二是在传统经济体制逐渐失去主导地位和新经济体制成长条件下的双轨经济体制，三是新的经济体制。①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这段时间的经济体制是传统的经济体制；八十年代以来的经济体制称为双轨经济体制，目前我们正处在双轨经济体制之下。新的经济体制则是我们力求通过改革，在摆脱了双轨经济体制之后要建立的那种经济体制。在上述的这三种经济体制中，第一种是起点模式，第三种至今仍是目标模式，第二种则是从起点向目标转换的过渡模式。
　　一、起点模式的研究
　　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经济的运行主要依靠指令性计划或行政命令。指令性计划直接规定着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的活动以及众多的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有时还规定了个人的就业和某些消费品的分配。为了贯彻集中统一的指令性计划，设置了一整套行政机构，在纵横两个方面交错地管理着经济的运行：在纵的方面，从中央到地方，按产业的划分建立了各个部门的管理机构；在横的方面，按地区划分建立了各级地区的管理机构。企业则分别隶属于各级行政机构。在这种经济运行机制下，经济的运行呆滞，失去了灵活性，效率低下，产品的严重短缺与大量积压并存，人民的需要不能得到满足。
　　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以指令性方式分配资源成为经济中资源分配的基本方式。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市场几乎不起什么作用。由于否定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地位，否认企业应当拥有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抹煞企业的自身利益，限制生产要素的流动，因此在高层次的资源配置方面存在着极其不合理的分配，而且资源的浪费、破坏也非常惊人；在低层次的资源配置方面，企业没有合理使用资源的积极性，也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生产效率低下，资源的使用效率也很低。因此，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资源配置从不合理趋向合理的必要前提。
　　关于起点模式的研究，说明了传统经济体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绝非靠对传统体制进行修修补补所能解决，而必须对之进行彻底的改革。正是出于对起点模式的正确认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才被人们所接受。从改革战略的角度看，这是中国全部经济体制改革政策与理论的立足依据和战略基础。
　　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的传统体制与理论上的计划经济模式之间仍有一定的距离。例如，当初我国虽然移植了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但由于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大国，因此即使在高度集中时，我国中央统一计划产品的覆盖率也远远低于苏联和东欧各国。又如，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二元结构并存：一方面，大工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小生产仍然大量存在，这就成为商品经济在乡镇经济的小生产中能迅速恢复与发展的基本条件。
　　对起点模式的认识曾经历了一个渐进的、曲折的过程。实行改革的初期，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缺陷仅被认为主要是经济决策权力过于集中。这是因为，人们已看到传统的计划体制所导致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现象，尝到人民生活长期被压抑在很低水平的苦果，以及看到对传统模式中那些特别僵死的部分所做的初步修正，尤其是农村实行大包干所产生的明显收益。但在经济理论论坛上，传统的计划体制被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论点仍占主导地位。有些同志认为传统的计划体制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的经济现实，只是经济管理秩序被“四人帮”搞乱了，一旦消除了他们的恶劣影响，中国经济就可以在原有体制下迅速发展；还有些同志认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框架是有效率的，只要加以完善，克服其缺陷，就可以继续沿袭。随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彻底改革传统经济体制的主张终于被绝大多数人所认识，成为改革理论论坛上的主流。
　　二、目标模式的研究
　　在改革战略研究的问题上堪与起点模式的研究相媲美的是在对于改革目标模式研究上的突破性进展。其代表性的标志是于1984年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它明确肯定了我国经济改革在运行机制上所要达到的目标是计划与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结合。为此，就需要使企业真正具有活力；需要建立完整的市场体系，即不但要建立商品市场，还要建立资金、外汇、技术及劳务市场；建立以问接控制为主的宏观调控机制。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提出和计划一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逐步明朗化，是改革的推进和理论界多年探索的结果。
　　在集权与分权关系的研究中，也有理论上的突破。在这方面，不仅有政企分开、两权分离等处理国家与企业关系的理论，而且有从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并从适应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大国的实际出发提出的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其中有侧重从事权、财权或产权方面提出的界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还有从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角度提出的规范和完善宏观调控机制的看法。人们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认识到，在改革中要打破中央统收统支、包揽投资分配、吃大锅饭的局面，让地方、企业都活起来，使他们在公有制主体和宏观计划指导下，有权有钱搞建设、搞投资、搞收益，这比由中央集权、国家大包大揽要好。实践证明，改革高度集中的传统经济体制，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企业两个积极性，是促进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正确选择。
　　值得深思的是，理论上的反复、实践中的挫折，都与目标模式本身的研究的不彻底性、不完善性以及缺少操作性是有关系的。至今我们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还没有找到如何更好地结合的形式，在政企分开、两权分离问题上也没有找到既符合实践、又顺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具体操作方式，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上也没有找到如何真正能够调动地方积极性，又有利于宏观控制的事权、财权和产权界定形式。目标模式研究中的这些问题，除了有待于实践提供出更丰富的养料之外，从经济改革战略的角度加以探索，肯定有很大的作用。
　　第三节经济改革的过渡模式
　　一、过渡模式的含义
　　经济改革在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即确定目标模式之后，如何实现从起点到目标的过渡，就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改革的过渡模式问题，包括了实现从传统体制向新的体制过渡的途径与方法等问题。它是改革战略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有必要深入研究的重要领域。
　　过渡模式的研究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与起点模式、目标模式的研究范围在很多方面又是相同的，如市场、企业、宏观控制等方面过渡的体制状态。但是，过渡模式有其既不同于起点模式，又不同于目标模式的研究对象。起点模式和目标模式，是改革前后两端的体制状态，对起点模式和目标模式的研究是一种静态的结构分析。过渡模式则是新旧体制之间的改革过程，对过渡模式的研究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分析。
　　在过渡模式的探讨中，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例如，在体制模式的转换上，存在着是采取“一揽子”方式还是采取“渐进”方式两种意见；在经济改革的“主线”问题上，有着“企业改革主线论”和“价格改革主线论”的不同；在经济改革的条件上，有人主张应先创造“宽松的经济环境”，有人则认为不可能在旧体制下创造出适宜于改革的宽松环境而后再改革，更有人认为，假定经济环境已经宽松了，那又何必改革呢？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经济运行机制的转轨，二是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微观基础的重新构造。从对这两个方面改革的过渡模式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经济改革过渡模式的特点和规律。
　　二、经济运行机制改革的过渡模式
　　以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为目标的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起步的。在改革采取逐步推进的情况下，已经走上了“双轨运行”或“混合运行”的模式。不仅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如此，而且往往在同一种产品的生产和交换中，在同一种产品的价格形成中都是由双轨运行机制或混合运行机制调节的。双轨体制形成的客观必然性在于旧经济体制只可能逐步退场，新经济体制也只可能逐步建立，新旧体制的交替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体制模式的转换中，利用双轨价格的逐渐消长，可以推动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并避免改革中的大的震动。但由于两种运行规则或机制的混杂，会使经济生活发生摩擦，宏观的经济调节和管理要比传统体制之下困难和复杂得多。这时，由于直接行政协调的削弱和市场协调的不完善而带来的种种矛盾，会使人们几乎每天都要遇到是到此为止还是把改革继续推向前进的两难选择。但经济生活中的积弊最终要靠改革加以消除，改革中的困难也要靠后续改革来克服。在某些情况下不得不采用并强化直接的行政控制手段时，也不要忘记这是在为向间接的宏观控制手段为主的过渡创造必要的条件。运用并强化直接的行政控制手段，只是临时性的措施，其任务是为改革的继续前进作准备。
　　三、企业改革的过渡模式
　　近年来各种形式的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作为实行两权分离、完善企业经营机制的具体形式，在我国已经推广。承包制在经济改革中被各个方面利益主体接受，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的。可以说，它是新旧体制因素矛盾冲突和力量对比在某种意义上进人了“相持阶段”的产物。一方面，计划一市场相结合的改革和竞争的出现使国有企业经营方式的改造对于国家和企业都成为迫切的需要；另一方面，在双重体制并存的格局下，企业改革的其他方案因受到旧的利益格局的支配而难以出台，即使出台也会由于旧体制因素决定的经济环境的约束而具有较大的风险。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承包制应运而生。承包制被认为是在保持国家所有制的前提下改善企业经营机制的“权宜之策”，它既没有与传统的产权体制决裂，没有打破旧的利益格局，又能在一定期限内通过承包合同划清国家与企业之间的收益分配关系，减少经常性的行政干预，使承包企业具有一定的经营决策权，从而能激发企业的活力，有限地达到某些改革目标。企业无权处理企业的资产，不可能对国有资产的损益负责，也无法在社会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处置承包企业用自有资金扩大投资的资产增量归属上陷入两难；软的预算约束和行政干预的存在使得企业在承包基数、递增率和价格、信贷、补贴等方面主要靠同国家的讨价还价来兑现利益；企业承包预期受制于承包期的长短，这决定了企业的长期发展动力必然微弱。完善承包制是必要的，但承包制的上述缺陷难以通过完善承包制本身获得解决。从承包制的上述缺陷可以看出它本身的过渡性质。①
　　假定我们动态地考察这个问题，那么还应当了解到，承包制不仅没有足够的能量冲破旧体制的束缚，反而可能使旧体制因素在新形式下稳固化。从新旧体制此长彼消的必然趋势与进程来看，这种过渡性质会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场机制的逐渐完善而日益显露出来。承包制本质上体现着旧体制模式的消极面。当然，指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否定它在现实经济体制状态下的合理性，只是从逻辑上证明它不会成为适应新体制要求的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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